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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看中國何以由仰視變俯視（下）
部分中國學者指出，曾經敬仰、憧憬中國的日本人現在“厭惡”與“恐懼”中國。日本一些學者雖然不全同意中國學者的看法，但也不能否認甲午戰爭後日本人看中國確有從仰視變俯視的結果，而且近代的俯視似乎隨著與中國交往越深、接觸越多，越趨深刻與固定。
北京大學出版社去年出版的王秀麗、梁雲祥著《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印象》一書中說：“自近代日本推行西化政策以來，中國文化對日本民眾的吸引力大大下降，日本民眾對中國文化的喜愛程度也遠遠低於西方歐美文化。”對此為該書撰寫序言的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這樣寫道：“我們可以把產生這一缺憾的原因歸結於日本媒體對中國的偏見，因為絕大多數日本公眾都只能從本國媒體的報導中了解中國，而中國媒體由於種種原因很難進入日本社會。
但是更令人遺憾的是，'日本人普遍認為他們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認同度更高。超過半數的日本民眾都認為他們贊同仁、義、禮、孝這些價值觀，……遠高於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對這些價值觀的認同。也就是說，日本民眾認為中國人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認同度是很低的'。王緝思在序言裡也提及日本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早稻田大學教授天兒慧：“包括早稻田大學天兒慧教授對他的幾位中國學生缺乏誠信的評論，都令人痛心。 ”
對王緝思的序言，天兒慧說：“這本中國書的書名比我的日文書《中國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怎樣與中國交往）在中國譯成中文版的書名《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多了“印象”兩個字，我不記得曾接受過王秀麗或梁雲祥採訪，我估計他們是引用我書中的記述。”
設了解障礙
天兒慧在他的日文書中記述了多個令他俯視中國人的案例。他的書第一章標題就是“相互理解的難-我的體驗”，在第一節“訊息壁、政治壁”中，他說了這麼個故事：1975年約20名首批中國學生來到日本留學東京大學，他們都是當時的工農兵大學生。天兒慧當時已開始研究中國，本著有機會想理解中國人、學習中國的願望，天兒慧想加深與中國留學生們的交往，就請中國留學生一起吃飯或喝茶，但無論怎麼邀請都遭拒絕。
多年以後天兒慧與其中幾人已成了朋友，有一次他問：“你們當時是覺得我是資產階級分子，所以警惕我吧？”對方曖昧地笑了，但沒否定。天兒慧說：“事實上他們看來完全被中國駐日大使館控制，禁止個人與日本人接觸”。他指出：“二戰後，在普通交流完全被閉鎖和極為有限的單方面訊息中，（中國人）沒有客觀理解日本人的可能，日本人也極難取得中國訊息。現在說來難以令人置信，1970年代日本通常把中國的文革視為'值得肯定'、'輝煌成果'。”
在“向既得權益執著”一節中，天兒慧說了這樣的故事：1986年至1988年，天兒慧在日本駐中國使館工作，基於外務省中國課有聘請中國年輕研究人員訪日學術交流的機會，天兒慧推薦了幾個人選，包括著書時任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滬寧、任海南社科院常務副院長的遲福林、天安門事件後流亡海外的嚴家其等，但這些人所在的國務院屬下機構製造繁瑣手續百般刁難，目的不是為了讓兒子，便是讓自己部下頂替，天兒慧眼見期限將過，氣得另尋人選時，這些機構內部傳出消息說：“他們已給你貼上危險人物、間諜的標籤”。
人格受質疑
令天兒慧鄙視的也不止是中國的方針和衙門機構裡的貪欲，在“兩股膏藥性的人際關係方法”一節中，他又說了這樣的故事：1988年天兒慧結束在北京的工作，回沖繩琉球大學大學院任教。此前他剛好出了本書，這時有個留學沖繩國際大學的中國女生來訪，說讀了他的書很感動，希望他收作研究生。
當時琉球大學大學院考試已結束，但基於這位中國學生的熱忱，天兒慧找了校方商量，最終作為“第二次募集”給了這位中國女生入學機會。誰知這位女生其實同時報考了其它大學並獲得入取，於是遠走高飛。剩下進退尷尬的天兒慧才明白這個女生說感動等等的話全是謊言。天兒慧自責自己爛好人，幾年後在東京又遭遇一次同樣難堪。天兒慧在書中寫道：“從這裡可以看出兩股膏藥的問題。
千保石等的調查研究也展示得很明確'兩股膏藥指兩面派、兩張舌頭，（中國人裡）兩人中就有一個或更多，……有社會的原因，人們不做兩股膏藥就不能生存，……嚴峻的生存競爭中，生存下來的中國人事實上常有第二好策略、第三好策略、第二壞策略在手中翻弄。”
作為研究中國數十年的天兒慧並非靠日本媒體來了解中國，而是體會，但越了解、越深交，感慨越多、教訓越多；天兒慧的體驗其實也不獨到，研究中國的日本人，幾乎人人都遭遇過中國人謊言矇騙、不守信用、忘恩負義、兩面三刀等經歷，只是說不說、寫不寫的分別而已。
研究中國的日本人一般還是通過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認識的中國人，並非街頭流痞。十多年前一名上海著名大學的退休教授委託日本人教授朋友替他的侄女疏通進學渠道，這位平時學究型的中國教授面不改容地說，他的侄女考日本一橋大學成績不大好，希望能找人疏通入學。聽了這話的日本教授瞠目結舌，最終什麼也沒答，只是從此便沒與這位中國教授再來往。
天安門事件
最近，少數日本傳媒也報導了中國出版《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印象》這本書，但整體來看日本主流社會不關心日本人甚麼時候、為什麼看中國從仰視到俯視的變化。東京大學教授石井明說：“這恐怕是個沒人研究過的題目”，天兒慧說：“這個很難說，但至少二戰後日本人對中國印像變壞，天安門事件是個關鍵的轉折點。
中日建交到天安門事件前，基本上日本人對中國的印像是好的，當然反華的人從來很多，可是就算有教科書等等歷史糾紛，一般民眾對中國印像還是好的。可是天安門事件讓日本人真的想'這是什麼國家呢'、'原來中國就是這樣的'。
後來1992年中國核試驗增加了日本人的惡感，但隨後天皇訪華，關係又有所改善；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發展了，可是經濟崛起的中國並沒感謝日本援助和協助，包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反而恩將仇報地在聯合國打壓日本。伴隨軍事崛起，中國更在東中國海威脅日本，南中國海的行動也加深了日本人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加深了對中國的惡劣印象。”
中日關係肯定搞不好、中國人很麻煩的觀念在日本已相當固定。石井明也指出，有些惡劣印象並非來自於日中糾紛，“例如中國毒食品，讓日本人覺得‘中國人原來是這樣’，是有輕蔑感”。
近年中日民間交往增加，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印像不光來自傳媒報導，更多的概念是通過身邊的中國人行為確認。在日本居住的中國人、以技術研修生名義到日本打工的中國人、留學生、訪日的中國遊客可能誰都不曾想過自己的一舉一動與民族和國家形像有關聯，但事實上在日本，每個中國人的行為都影響著目睹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王緝思認為“絕大多數日本公眾都只能從本國媒體的報導中了解中國”的概念至少過時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