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工作小組首開會調查Mirror演唱會嚴重事故 支持者批事故令香港尷尬

香港男團Mirror演唱會7月28日發生嚴重事故後,餘下8場演唱會全部取消。(美國之音湯惠芸)

香港男團Mirror上星期四進行第4場紅館演唱會發生嚴重事故,一部大型LED屏幕突然從舞台高處墮下,其中一名被壓傷的舞蹈員李啟言情況仍然危殆。事隔4日港府成立的工作小組星期一舉行首次會議,估計調查需要7至8星期才會有結果。至今未有任何參與演唱會工程的製作單位,承認與涉事的LED屏幕裝置有關。有Mirror支持者表示,事故反映Mirror所屬製作公司“賺到盡”,藝人受到不公平對待,甚至有消息指今次演唱會連總綵排都還沒完成,形容事故令香港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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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工作小組首開會調查Mirror演唱會嚴重事故 支持者批事故令香港尷尬

2018年11月,由12名ViuTv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組成的男團Mirror正式成軍,經過3年多的努力,成為香港樂壇人氣最高的男團,他們首次進軍紅磡體育館的演唱會上星期一(7月25日)開鑼,原定舉行12場至星期六(8月6日)結束。

Mirror隊長首度帖文回應演唱會意外

上星期四(7月28日)Mirror進行第4場演唱會期間發生嚴重事故,一部重達600公斤的大型LED屏幕突然從舞台高處墮下,壓傷三名舞蹈員,其中一名傷者李啟言脊椎受傷,情況仍然危殆。

這次事故是紅磡體育館開幕39年來最嚴重事故,事發當晚演唱會即時腰斬,主辦單位宣佈,餘下場次亦取消。

事隔4日,Mirror隊長Lokman(楊樂文)星期一(8月1日)下午在IG貼上一張黑圖,首次發文回應事件,Lokman的帖文表示,他們會互相照顧,大家不用擔心,希望大家集氣,祝願各傷者 早日康復,也多謝各界關心,希望給予傷者及家人時間、空間。祝福。多名Mirror成員亦有轉發帖文。

香港男團Mirror 紅館演唱會,7月28日第四場發生大型LED屏幕下墮傷人事故後,警方重案進行調查,8月1日下午有軍裝警員在紅館外巡邏。(美國之音湯惠芸)

政府工作小組預計調查7至8星期

香港政府成立跨部門小組調查事故原因,由負責管理演唱會場地紅磡體育館的康文署助理署長領導的工作小組,星期一(8月1日)舉行首次會議。有出席會議的工程師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港府已聘請物料專家協助,會調查屏幕墮下是因為鋼纜斷裂,還是涉及配件問題,估計調查需要7至8星期才會有結果。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早前表示,小組的工作涵蓋調查事故成因,以及涉事人士有否疏忽失職,將會提出建議並作出跟進,以防止同類事件再度發生。警方西九龍重案組亦有到場調查,會循事件有無人失職或嚴重疏忽等方面跟進。

“鏡粉”批主辦單位及承辦商推卸責任

不過,事發至今未有任何參與演唱會工程的製作單位,承認與涉事的LED屏幕裝置有關。

化名子朗的“鏡粉”(Mirror支持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覺得演唱會主辦單位以及各承辦商推卸責任,感到失望及可恥。

子朗說:“一出來所謂的發聲明都是講‘唔關我事’,‘我只是負責這部份’,似乎那個屏幕是‘自己識爬上去’那樣,即是到這一刻還是沒有人能夠去講清楚,究竟是誰人負責工程方面,去將那個屏幕懸掛上去的,即是我覺得很失望以及真的很‘可恥’,感覺是雖然未遇過這一類嚴重的舞台事故,但是我覺得主辦方以及它所謂那些外判,其實那個反應都相當差。”

Mirror隊長Lokman(楊樂文)8月1日首次在社交平台帖文回應演唱會事故。(互聯網截圖)

事故反映藝人受到不公平對待

子朗表示,Mirror所屬的ViuTv及旗下製作公司MakerVille是這次演唱會的主辦單位,對於所有事故應該是責無旁貸。子朗又表示,今次事故亦反映製作公司如何利用爆紅的天團Mirror“賺到盡”,“鏡粉”對偶像的支持,好像落入了資本家的惡性循環當中,也反映了藝人受到不公平對待。

子朗說:“用盡各種的方法‘賺盡’,即是我們‘粉絲’(支持者)可能之前知(道),但是都好像跟著那個flow(流程)去,因為其實我們是想支持Mirror嘛,這樣似乎是落入了這個資本家的circle(循環)裡面,而這次的意外真的是讓所有人見到,其實行(業)裡面的很多的待遇是不公不義、很多人是受壓榨的,你舞蹈者也好、你表演者也好,就算是最紅的Mirror12子都好,他們都是被壓榨而是‘無say’(沒有話語權)的。”

曾任職記者的子朗分析,今次演唱會是Mirror成軍超過3年來,首次踏上香港演唱會最高殿堂紅館演出,如果所屬製作公司有心裁培他們,理應給予足夠的培訓及綵排,在音樂、舞蹈等各方面以最優秀的姿態示人,不容有失,但製作公司反而是將他們”用到盡”,在上台前最後一刻仍然要接其他工作,甚至有消息指今次演唱會連總綵排都還沒完成就上台表演。

子朗說:“反而公司是將他們用到最後一刻,所有的舞台、裝置那些設計是複雜到‘離哂大譜’(很離譜),根本它們(主辦單位)沒有預(備)到足夠的時間、不單去裝(置)舞台,而是他們(Mirror)的綵排、所有的安排都是不足夠,即是後來很多一些內幕的人講出來,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形容今次事故令香港尷尬

子朗形容今次事故不單令香港人尷尬,也令香港尷尬,因為過去3年多,香港經歷社會運動及疫情,很多外國傳媒關注香港,也關注到Mirror的崛起,成為很多香港人黑暗之中的希望。

子朗說:“你(主辦單位)講到香港一個這麼Top(當紅)的團體(Mirror)、你竟然第一個紅館的演出,是到最後是未完成rehearsal(綵排)而推他們上場,第一晚(演唱會)才叫做full rehearsal(總綵排)啊,我覺得是講不過去,而且是很讓人尷尬,不單讓‘粉絲’尷尬、也讓香港尷尬,其實你全球都因為之前的現象開始留意Mirror。Mirror好像是一個代表香港的一個男團、一個冒起當中的男團,即是可能他們身上背負了很多、可能是一些不必要的象徵,但是在外界來講,覺得2019之後香港從以前來講,是過去幾年都是有很困難的時間、很黑暗的時段,但是很多的外媒就是會看,很多香港人就是靠Mirror來到得到力量,重新好像有些希望。”

Mirror演唱會周邊活動隨著演唱會腰斬全部停辦。(美國之音湯惠芸)

冀改變演藝界行業生態

子朗表示,很多香港人曾經以為將Mirror力捧出來的ViuTv是“大衛”,與壟斷香港電視市場、有如“巨人哥利亞”的TVB對抗,但是今次事故令人看到,香港人以為是“大衛對抗哥利亞”的娛樂圈生態,“原來大衛都會變成哥利亞”,子朗感到相當難過。

子朗說:“即是好像將那種希望的象徵,現在好像clash down(摧毀)了,是(主辦單位)親手clash down(摧毀)了,將(Mirror)這隻‘金鵝’殺了,而且是它們自己親手殺的,我覺得很難過,而且也替(事發)現場的舞蹈員、以及工作人員,覺得對他們很難過。而在場其實你想想又是有1萬多個fans(支持者)看著這件事發生,我覺得是輻射性出去,到我們這些就這樣看(網上影)片的,都是會受到影響。”

子朗認為,事件不可以不了了之,應該要負責的人一定要負上責任,日後亦希望可以改變演藝界的行業生態。

子朗說:“除了調查之外,是要改變業內生態,即是過往在香港、其實這個演唱會未開之前,最shocking(震驚)的是那個叫舞蹈員在這樣重重危險機關(的舞台)那裡,要自己‘執生’(自己補救),那個‘執生’(自己補救)文化我覺得真的要改,即是每個人能上台去表演,都應該被尊重、他們的安全應該受到保障,我希望能夠值著這件事開始有改變,由業內開始帶起做這個改變。”

學者質疑主辦單位有沒有釐清責任

從事文化研究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時事評論員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次Mirror演唱會租用政府康文署轄下的紅磡體育館,製作單位一定有租場以及舞台設計、製作工程的文件,那些公司負責那個部份一定會有清楚的紀錄,事發幾日後仍未公佈涉事LED屏幕裝置的製作單位,他認為問題可能是主辦單位有沒有釐清責任。

黃偉國說:“所以這些公司不斷出聲明去推卸責任,是一種自欺欺人,又或者是一種誤導公眾的一種做法,當然亦都視乎這個電視台(ViuTv),作為一個(製作)公司,有沒有盡力去用自己的資源,將一些相關責任去到加以釐清等各方面。”

黃偉國又表示,在港府轄下的場地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故,政府不可能沒有責任,但是國安法之下,各界不敢公開批評,也反映香港目前的社會狀況。

黃偉國說:“當然你會見到現在的態度,基本上都是大家都是靜音,其實我想在2020年國安法(實施)之後的香港,其實是一個常態,很多時一些大型公眾意外,特別是這些公眾意外是在一些政府場所裡面發生,這些政府場所裡面發生(意外)你康文署不可能沒有責任的,但是為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出來,就突然之間講了一些其實是侮辱一些舞蹈員的說話,就是說為何你在台上做一些動態的一些表演,導致意外發生,根本這個意外同他們跳舞是完全無關。”

時事評論員黃偉國形容,Mirror紅館演唱會LED屏幕下墮的意外,跌散了香港人的希望以致國際形象。(美國之音湯惠芸)

若官方淡化事故或埋下社會危機

黃偉國表示,有人認為Mirror的崛起是香港人在2019年社運之後,重燃希望的投射,這次紅館LED屏幕下墮的意外,他形容是跌散了香港人的希望以致國際形象,他認為如果港府花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只是出一個官腔的調查報告,以為可以淡化事件,甚至像以往類似事故不了了之,可能會埋下社會危機。

黃偉國說:“大家覺得對於這個Mirror作為一種希望的一個投射,但是在今次意外,將整個希望就好像那個LED電腦大屏幕這樣跌下來,一跌整個是散了、整個粉碎,所以我覺得當特區政府想著‘抽水’(撿便宜)、繼續(利用)這件事件假裝自己一日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其實可能更加大的社會危機;在不久將來真的會發生,而這個社會危機背後就算你(當局)說換多少‘血’(人口)下來香港,或者甚至用多麼高壓的鎮壓方式,我相信都沒可能將這個社會危機不單是解決,甚至會是將這個社會危機進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