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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基辛格曾說過一句歐洲人不愛聽的話:“給歐洲打電話?我撥誰的號碼?”這話一直用來嘲諷歐洲的力量分散和意見不一。
不過現在,歐洲似乎正積極嘗試在中國議題上開通一條“專線”。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今年6月提醒北約盟國必須共同面對“已快到歐洲家門口”的“中國挑戰”;本週一(12月7日),他在一次採訪中又強調,只有歐美聯手,才能對付不斷崛起的中國。
他說:“為保護歐洲,我們需要跨大西洋的紐帶,我們需要美國和加拿大。無論是歐洲還是北美,任何一方若只想單打獨鬥,對誰都沒有好處。我們必須並肩作戰。”
12月1日,北約發布戰略報告《北約2030》,中國首次成為北約戰略文件的專門議題。
12月2日,歐盟發布《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中國也成歐美合作的重點議題。
中國問題,什麼問題?
《北約2030》由斯托爾滕貝格委託專家組撰寫,構想北約未來10年的宏觀戰略。 12月1日北約舉行為期兩天的盟國外長會議,重點研究該報告,共同討論北約如何應付中俄挑戰。
“對於北約國家來說,俄羅斯仍是該區域的第一軍事威脅,但中國是個影響更深遠的全方位系統性威脅。” 在卡內基歐洲中心承辦的《北約2030》報告線上發布會上,大西洋理事會北歐事務主任安娜·威斯蘭德(Anna Wieslander)這麼說。
北約和歐盟這兩份報告都把中國看成是對開放民主社會的挑戰,對其角色定位也高度一致。
《北約2030》中的中國章節開首語便是,“中國實力和全球影響力規模對開放和民主的社會構成嚴峻挑戰,特別是因為這個國家正走在愈加壯大的威權主義軌道上以及它擴張領土的野心。”
歐盟這份報告則稱,“作為開放的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歐盟和美國一致認同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自信所帶來的戰略挑戰。”
《北約2030》稱中國“既是經濟競爭對手,也是重要貿易夥伴。。。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性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角色,也不是一個僅限於亞洲區域的安全角色。”
歐盟這份報告的定位如出一轍,稱中國是“合作上的談判夥伴,經濟上的競爭對手,也是系統性競爭對手。”
中國問題,如何應對?
北約作為一個軍事聯盟,其報告主要針對中國對歐洲構成的一系列安全領域的隱患給出政策建議,其中包括成立一個聚焦中國問題的諮詢機構,在盟國間實現對華政策的信息交流和經驗共享。報告建議北約投入更多時間、政治資源和實際行動,及時監測並應對中國在網絡間諜、假信息散播、供應鍊和軍備建設方面的活動。
《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的諸多政策建議主要從經貿角度出發,它建議歐盟和美國聯手打造數字監管環境,在反壟斷法的執行和數據保護方面採取一致的方法;並在審查敏感外國投資方面通力合作。此外,該報告也提及美歐要聯手打擊網絡黑客等安全威脅。
強調民主價值觀,強調政治凝聚力
《北約2030》的起草人之一,德國前國防部長、內政部長托馬斯·德梅齊埃(Thomas de Maizière)表示,撰寫這份戰略文件的重點是加強北約的政治聯盟。他說:“自2014年以來,北約在軍事方面是個成功故事,但它在政治方面沒有跟上。”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巴黎辦公室主任亞歷山德拉·德·侯雅伯(Alexandra de Hoop Scheffer)也指出,北約需致力於增強政治凝聚力,她認為這是北約成立的基礎。她說:“北約最初就是個價值觀共同體,正因此才得以形成安全共同體。這兩大支柱完全互相交織。”
侯雅伯強調,一旦北約的政治凝聚力被削弱,其在對抗俄羅斯和中國挑戰方面就會損失可靠度。 “這也會讓聯盟面臨成員國被外部破壞勢力利用的風險,” 她補充道。
同樣,《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的第一句話就指出,歐盟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共同歷史、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基礎上。文件在具體合作議題的展開上,“共同價值觀”的語言也貫穿始終。
該文件提出的歐美最後一項合作議程是“同建一個更安全、繁榮、民主的世界”,有關中國的挑戰就在這一部分被提及。當中特別指出,美歐在地緣政治領域建立緊密夥伴關係對於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價值觀至關重要。
《政治風險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歐盟這份文件強調美歐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攜手對抗全球的腐敗、人權侵害和威權主義,這一點做得很出色;一個強大的歐盟也是對美國及其價值觀的強大支持,點出這一點很重要。
他說:“民主國家是天然的同盟,美國該支持一個團結強大的歐盟。” 但他也指出,在應對中國方面,美歐間對話固然至關重要,但也該拉攏其他民主國家,比如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
一致認同中國挑戰 Vs 應對方式仍有分歧
《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中,“作為開放的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歐盟和美國一致認同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自信所帶來的戰略挑戰”這句話其實還有後半句— — “儘管我們在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方式上並不總是意見一致。”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訪問高級研究員諾亞·巴金(Noah Barkin)在其“在歐洲看中國”電子報中表示,這句話有兩種解讀方式,側重點各不同。第一種解讀是,歐盟認同他們在如何看待中國挑戰上與華盛頓保持一致;第二種解讀是,歐盟在具體如何應對方面與華盛頓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巴金覺得,後一種解讀更點出重點。
巴金介紹了一份自己提前讀到的有關歐美關係的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草案,當中討論與華盛頓在氣候問題、國際組織、安全防務等多方面的合作,但沒有一處提到中國。巴金還提到一份歐盟政治與安全委員會的會議準備文件,當中一樣繞開中國議題。據巴金介紹,這份文件指出美國社會的“深刻分歧”,以及拜登政府和共和黨人之間持續對立的可能,因此該文件預測,美國國內的紛爭可能致使拜登在國際議程上的安排“不那麼雄心勃勃”。巴金還表示,這份文件強調了在俄羅斯、伊朗等問題上的美歐結盟,而中國祇在文件末尾才被提及,且被描述為“該議題上的結盟已經很困難,且只會更困難。”
巴金還引述一位德國外交官的話。他說:“假裝我們與美國完全一致是不對的。我們在中國擁有巨大利益,我們想要保護這些利益。”
美歐戰略同盟 Vs 歐洲戰略自主
自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語出驚人,一句“北約正經歷腦死亡”,把歐洲內部在戰略合作及美歐同盟問題上的分裂暴露在世界面前。
提倡“歐洲戰略自主”的馬克龍,在與法國《大洲報》(Le Grand Continent) 的一次專訪中說: “只有當我們認真思考自己的立場,並擁有自己的防禦主權時,美國才會尊重我們作為其盟友的地位。
馬克龍一直呼籲歐洲建立自己的軍隊,呼籲防止“中美兩極壟斷”。他在採訪中補充道:“我們需要繼續加強歐洲的自主性,就像美國為自己做的那樣,就像中國為自己做的那樣。”
馬克龍甚至在訪談中談到,儘管美歐是歷史盟友,共同珍視自由和人權,“但我們的價值觀並不完全一樣。”
與此同時,德國總理默克爾也數次說過“歐洲人必須把命運握在自己手中”,但她也強調,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不可或缺,北約的存在符合德國利益。
對此,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訪問高級研究員巴金總結說:“眼下,對於即將到來的跨大西洋對華政策討論,歐洲內部的氛圍明顯仍是保持懷疑和謹慎。”
歐洲國家的分歧不僅是在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上,在中國議題上也存有分歧。美國《外交家》雜誌12月3日發表文章指出,歐洲內部在對中國的態度上有很大差異,比如土耳其和匈牙利更親中國政府,而諸如意大利、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家則更傾向於優先考慮與中國的貿易和經濟關係的好處,而不是潛在的安全風險。
不過在跨大西洋的對華戰略協作上,也有較為樂觀的發展。 《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中,特別提議成立“跨大西洋貿易和技術理事會”(TTTC),Politico網站歐洲分部指出,這一計劃將瞄準美歐共同的“重大目標”之一:通過制定自己廣泛使用的技術和工業標準,以防止中國在多個高價值行業建立經濟主導地位。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海倫·托納(Helen Toner)對Politico的“中國觀察家”電子報表示,過去幾年,歐盟在科技問題上的話語方式往往是讓自己表現得獨立於中國和美國,而非採納美國的觀點,即自由民主國家該聯合對抗中國。但現在如果歐盟領導人真願軟化這一立場,而美國又能在具體舉措上與他們協調,這可能會導致圍繞技術的全球力量格局發生真正的轉變。
而科爾也特別稱讚歐盟這份文件中對於5G供應鏈安全問題的呼籲。他表示,歐盟在文件中將技術供應鏈安全與民主社會的健康相聯繫,這點至關重要。
威斯蘭德也在《北約2030》報告線上公開發布會上指出,瑞典最近終於對華為的5G“說不”,這對於一個中型國家來說,不是容易的事。她指出,如果沒有將技術供應鏈與安全掛鉤的思維,這根本不可能發生。
那美國的態度呢?
卡內基歐洲中心的訪問學者斯特凡·雷納(Stefan Lehne)發文分析說,冷戰主要關於歐洲,因此儘管由美國主導冷戰交鋒,其歐洲盟友在美國冷戰政策的形成上有不少參與。但相比之下,美中競爭主要聚焦印太地區,所以華盛頓可能不會密切聽取歐洲各國的觀點。但雷納也表示,歐盟將努力避免偏袒任何一方,但如果迫不得已,它最終將支持美國。
拜登政府會在此問題上持何態度呢?巴金指出,從拜登的高級顧問近幾周放出的信號來看,拜登團隊恐怕對中國問題上的多邊合作並不報太高期望。目前來看,拜登團隊在應對中國問題上,兩大支柱戰略似乎是提高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力,及加快軍事、外交和情報資源向亞太地區的轉移。巴金表示,“重返亞太2.0”將以犧牲歐洲和中東為代價,拖累而非提振跨大西洋合作的前景。
巴金補充說,在歐洲在對華戰略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上,拜登團隊也存在分歧。拜登的有些顧問並不傾向於指望布魯塞爾、柏林和巴黎。他總結說,在歐洲和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共享談判桌之前,歐洲內部得先理清楚頭緒。
然而,也有分析人士對美歐跨大西洋的合作抗中感到樂觀。
Politico網站的中國事務主編大衛·沃泰姆(David Wertime)在其“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電子報中寫到,拜登上任後,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不會得到快速“重置”,但布魯塞爾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可能迅速“重置”。
拜登上週二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最佳的中國戰略是能和美國每個盟友達成一致立場的戰略。 “對我來說,在任期頭幾週,讓我們回到與盟友的一致立場將是首要任務,” 拜登對記者說。
電子報Sinocism作者利明璋(Bill Bishop)在其電子報上表示,在中國問題上建立“統一戰線”並非易事,但考慮到疫情和中國過去一年的行為,2021年建立這條戰線將比2019年容易得多。他說:“這樣的統一戰線可能會給習近平和他的共產黨帶來些真正的麻煩。”
《政治風險雜誌》的科爾也表示,美國和歐洲間的合作從沒停止過,有關如何共同應對威脅的談判也沒停止過。最近北約和歐盟這些文件的出台則是預示著一種更強有力的合作方式的出現。他說,拜登在競選期間就是以自己比特朗普更能聯合盟友推銷自己,而現在歐洲也正是抓住拜登當選的時機率先將合作議程擺上桌面。他說,這些文件接下來很可能就是到拜登新提名的國務卿和國安顧問手中,然後他們從美國角度出發做些修改再發回給歐洲。
科爾甚至認為,美歐間幾番來回修改後,這些文件或有可能成為當年《大西洋憲章》般意義的文件,重新奠定世界基本秩序以及自由和人權等基本價值觀。
歸根結底,有關美歐間對華戰略上的分歧問題,或許就如《北約2030》起草人之一德梅齊埃對持批判語氣的讀者所回應的那樣:“正是因為這些分歧,我們才建議北約內部就中國問題進行公開的、戰略性的討論。。。我們最根本的建議正是將北約用作討論共同安全利益的論壇。在中國問題上,我們有共同的利益。”
“共識是一切行動的基石,但它不能被用作擱置議題、拒絕討論的藉口”,德梅齊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