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想逃到香港，” 住在費城的華人退休藥劑師容錦愛說。“我以前在我的中學差不多課課都是第一名，但是我沒有資格考大學，因為我的爸爸是右派，我的家庭是資本家，所以沒有資格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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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不可能在中國生存” 上世紀逃港中國人談用腳投票
上世紀60年代，容錦愛住在廣州東山區，是66屆高中畢業生。文革中她被分配到農村接受再教育。“要是我們靠做工的工分來分糧食，餓死了。所以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在中國生存，”容錦愛說，
1971年5月17日，她帶領兩個妹妹，其中一個只有12歲，和一位男同學一起，帶著乾糧和地圖，爬山涉水，歷時7天抵達澳門，再通過蛇頭乘船進入香港。
1972年冬天，容錦愛被美國一所大學錄取，實現了她到美國讀大學的夢想。
但並不是每位偷渡者都能成功抵達香港的。研究文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的譚加洛（筆名阿陀）說，他就讀的廣州第八中學，大約有十分之一的偷渡者最終葬身大海或死於軍警的槍彈之下。
“最保守的估計，偷渡的比例是百分之十，1500人的學校，150個人偷渡，找到了11個死亡者，”阿陀說。“每個中學都有，而且這些人大部分是初中學生，年齡是15、6歲，17、8歲，正還是求學的年齡，豆蔻年華，就這樣在逃港中去世了。”
《大逃港》作者：30年164萬人逃港，10萬人蒙難
陳秉安原是深圳一家報紙的記者。他花了22年時間採訪當事人、調查逃港事件，在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書。
“從1951年的2月份到1980年的10月份，大概是30年。這30年中逃港過去的，我的計算是164萬多人，死去大約是——因為這個數字不確鑿，但是可以基本估計出來的，可以通過各方面的情況——是10萬左右。” 陳秉安告訴美國之音。
《大逃港》作者陳秉安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美國之音視頻截圖）
陳秉安認為，逃港是中國民眾 “追求自由生活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應該留下它的歷史足跡。” 陳秉安表示，“像這種在槍彈、鐵絲網、警犬的控制之下，還要像飛蛾撲火似的，一定要渡過這個深圳河、渡過大鵬灣，這樣的事情，我認為亙古少有。”
因此陳秉安表示，“一定要把它記錄下來。而且我希望能夠有一個紀念碑把這些死難者留下他們用生命追求幸福生活的那麼一個歷史記載。”
黃東漢是廣州第十五中66屆畢業生，1970年逃港，現年75歲，最近已住進養老院。他於2011年就提出在香港為逃港蒙難者立碑。
“我們要為當年的死難者討個說法。我們不應當忘記他們。”黃東漢告訴美國之音。“當年我們被說成叛國投敵後來又叫非法探親，這些我們都不能接受，因為我們是投奔自由。”
2014年5月1日，59位40年前的逃港者，在香港新界大鵬灣吉澳島鬼吊角，為當年的偷渡蒙難者立起一塊墓碑。
香港祭拜逃港罹難者活動只能小規模舉行（“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籌備小組提供）
儘管這塊碑立在一個人跡稀少的偏遠小島上，甚至墓碑上只是隱晦地寫著“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但它在地面之上僅存在了兩年。
“大概是我在網上介紹了他們紀念活動的情況，”文革知青史研究者阿陀說。“島上的島民，原來同意他們建碑的那些人，聽到看到這個文章後就怕了，就質問你們搞得到處都知道，香港左的勢力很大的，他們就怕惹麻煩，就是要他們遷走，所以他們就把它（碑）埋到地下了。”
之後每年5月1日，香港的逃港倖存者只能到不同的島上舉行紀念活動。
“既然你香港不行了，我們就在美國立個碑吧。” 阿陀說。“立個堂堂正正的，我們在陵園，這樣一種，而且我們世世代代，所以考慮到陵園，是世世代代陵園有人管理嘛，我們老了以後，去世了以後，這個碑是永遠會存在的。
“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的雙墓碑(照片來源：“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籌備小組 2022年6月5日)
經過10個月的籌備，在香港和美國的當年逃港倖存者，已經在美國新澤西州距離紐約一小時車程的一個陵園購入墓地，墓地上將豎起一座名為“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 的雙墓碑。墓碑揭幕儀式定6月15日中午舉行。
雙碑的第一塊正面是 “魂兮歸來” 的碑文：“紀念在六、七十年代為追求自由幸福，從廣東越境偷渡港、澳途中，不幸失蹤死亡的知青同學及同代人。”反面鐫刻了176名經過確認的罹難者姓名。第二塊墓碑上的罹難者名單仍在收集中。
“要不是上天搭救，我的名字就在墓碑上了。”
“我一出來就可以上大學了，我在香港上大學，然後再來美國上大學，” 容錦愛花了5年時間完成藥劑專業並成為一名藥劑師。“然後我就有一個自己的家庭，有兩個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
她的兩個兒子李承恩和李承德，如今一位是整形外科醫生，一位是醫學科技領域的企業家，擁有兩家初創公司，並擔任7家初創公司的顧問和種子公司的投資者。
容錦愛說，為蒙難者立碑這件事很重要。“第一個，我們要紀念那些人。因為我自己（在偷渡中）有幾次都要死了。要不是上天搭救，我的名字就在墓碑上了。”
“第二個，我們已經老了，很快就走了，走了這個事情就沒有人知道了，這個一定要講給我們的後代聽。一定要世世代代都知道我們這一代是怎麼挨過來的。”
因此容錦愛說，她一定要帶著他的兒子和孫女去參加立碑揭幕儀式。
容錦愛一家（右一李承德、右二容錦愛丈夫李樸捷、左一李承恩、左二容錦愛）（容錦愛提供）
他們是追求自由的先行者
在阿陀這位文革知青歷史研究者看來，紀念那些蒙難者就是紀念所有追求自由、用腳投票的偷渡者，就是紀念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
文革知青歷史研究者阿陀2019年在廣州（阿陀提供）
“偷渡潮是知青運動中規模最大最壯烈的，”阿陀說。“偷渡者是很普通的人，他們只是為了追求個人的自由幸福，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當他們把這個銅牆鐵壁撞開了一條裂縫，用自己的生命，撞開了一條縫，中國的改革大潮就噴薄而出，引動了南方的變化，變革。而這個變革就是中國西化的過程。這些人無意之中引領了中國的變革潮流，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
與阿陀的評價相同，《大逃港》作者陳秉安把逃港比作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逃港的事情是一步一步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開始是因為逃港放開的一部分的寶安縣，寶安縣做好了，又放開了深圳，深圳取得了成績又放開了全國，所以逃港一步步地推動了社會進步。”
2000年深圳特區成立20週年時，陳秉安採訪了70年代末改革開放期間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
“當時習書記是說，一定要把經濟搞好，才能留住老百姓，不然，腳是生在他們身上的，他們還是會往資本主義那邊跑。這是原話。” 陳秉安說，後來媒體把它改成“人們會用腳投票”。
陳秉安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過四次逃港潮。第一次是1957年，“有些農民是不願意參加合作社，要退社，當時開會批判，有些農民，內地的農民就沒有出路，廣東的農民，尤其是寶安縣的農民，他有一條出路，就是逃香港，”
“第二次逃港高潮是1962年。” 陳秉安說，“大饑荒之後，不僅是廣東省寶安縣，而且內地的大批的居民跑到深圳來，從深圳強行逃過深圳河去。”
“第三次70年代，知識青年逃港，從70年到78年這個階段，這一次逃港給了香港送去了一大批的知識人才。”
“第四次是1979年。那是最高潮的一次逃港。” 陳秉安說，那時已經改革開放，對於老百姓來說，開放就意味著可以逃港。
“可以說是最大的是後來這兩次，最壯烈的也是後來兩次，死人最多的也是後來兩次。” 陳秉安說，
陳秉安說，在那次採訪中，習仲勛說，中共對逃港有個認識過程。起先“把逃港看成是敵我矛盾，後來又想從教育入手宣傳社會主義好，還是沒搞好。”這個時候我們才想第三條路，發展經濟。”
鄧小平給了習仲勛新思路
陳秉安表示，是鄧小平對逃港的看法給了習仲勛新的思路。1977年11月，“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復出，廣東是他視察的第一站。
“鄧小平這個人比較現實。他到廣東，當時的廣州軍區司令員向他彙報，談到逃港的問題，他的看法跟別人不一樣，他不是說是階級敵人破壞，是西方的反動勢力在挑撥啊，他不是這樣說的。他就說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這個就給包括習仲勛他們開了一個思路。是在習仲勛之前開了一個思路，也給寶安縣開了一個思路，重新認識逃港。這個他是有他深刻的看法的。”
陳秉安說，香港的700萬人口中，除了1997年香港回歸後從大陸移民香港的部分，“真正香港的內核人是500萬人。500萬中間大部分，絕大部分，是跟逃港有直接關係了，或者是直系親屬，或者是好朋友、親戚。我到香港一問，基本上都有點關係。”
換言之，香港就是由 “這麼大一個人群，他的組成部分是以逃港者和他的親屬為主體的一個城市。” 陳秉安說。“他們當年，他的父親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從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逃到資本主義陣營來的。他們就是想要過資本主義的日子嘛，他們就是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嘛。”
陳秉安認為，“研究香港人，不研究逃港，等於是沒研究。逃港是真正香港人的根。我說過這個話，逃港是香港人的根。只有從這個地方能夠破譯這個密碼，能夠調節好政策，能夠獲得香港人的民心。”
陳秉安說，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有遠見和深刻內涵，“不堅持一國兩制，怎麼能夠取得這個大部分逃港人的心？”
上世紀50到80年代許多中國人逃到香港追求自由生活，然而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施行後，大批香港人開始逃離香港。圖為2021年7月22日香港國際機場出境大廳內許多民眾向離港親友揮手道別。
2020年中共在香港實行《國安法》，被廣泛批為嚴重侵犯了香港人權、破壞了中共對香港的 “一國兩制” 承諾，使香港的政治自由環境急劇惡化。加上奧密克戎疫情爆發以來香港政府採取了嚴厲措施，今天的香港不僅不再是中國大陸尋求自由的目的地，連許多香港人都在通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
2022年4月以來，上海等中國很多大城市爆發了奧密克容疫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堅持實行抗擊新冠疫情的“動態清零”，長時間封城封小區，民眾在次生災難中人權遭到大規模侵犯。當今中國許多年輕人用“躺平”、“潤學”、“做最後一代” 來抵抗對他們自身利益的侵犯。
“我覺得今天中國的問題仍然是當年偷渡知青與不偷渡知青的兩種對社會未來走向的選擇，一種選擇是屈服於這個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尋找個人的安逸和發展的空間，一種是改變這個制度，如果他沒有能力改變這個制度他就用腳來做選票，去選擇一個更好的制度。” 阿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