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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密克戎橫掃近半中國 清零模式進退兩難？
歐美疫情看似可望見頂，中國清零防疫模式備受壓力。繼天津發現奧密克戎變異病毒之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先後淪陷，全國14省市籠罩在疫情陰影之下。
西安在月初按計劃實現了“社會面清零”之後，至今未見解封跡象，禹州、安陽仍處於嚴密封鎖之中。
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公佈2022年世界十大風險預測，中國的新冠“清零”政策的可能失敗被認為是全球最大風險。
西安為何遲遲不能解封？天津又為何遲遲不見封城？對於呼吸道系統傳染的疫情，清零有無可能和必要？清零模式經濟成本高昂，人權代價慘重，中國會不會適時調整或放棄？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建利認為，中國的抗疫模式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奧密克戎將迫使中國政府重新考慮其封城清零模式。
他說：“回顧中國的防疫，可以分成階段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疫情在武漢爆發，只有中國知道情況。當時第中國掩蓋真情、誤導世界、打壓言論，造成對全世界的損失。大家今天已經知道了。而且第一階段基本上是和世衛組織之間的一種互動，其他國家的角色比較少。在這個期間，中國不僅是犯了錯誤，而且我認為是犯了罪行。到今天為止，連疫情的源頭還沒辦法真正的進行調查，主要原因就是中國設置的障礙。第二階段以武漢封城開始。武漢封城開始大家感覺到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舉動，而且我們也看到很多人權災難以及次生危機。但是幾個月下來以後，武漢的封城模式從防疫的角度來講，應該是成功的，僅僅從防疫的角度講。這時中國進入第二個階段，由於武漢封城帶來的成果，使他非常自信。而且中國特殊的政治情況之下，即任何的自然災害最後都以政治穩定作主要的考量，它可能不允許其他的防疫模式，就沿用這個模式到今天。西安的封城，我認為是第二階段的最末尾。西安傳播的還是delta（德爾塔），到了天津應該說，中國不得不進入第三個階段的防疫。世界的科學家、輿論現在都認為，奧密克戎的傳播力很廣，殺傷力不是很強，基本上像一個嚴重的感冒一樣。如果真的是這樣，中國以前第二階段的防疫模式，它的得益和人權災難，還有經濟上的成本相比，如果定量分析，可以說是在這條線之上。到了今天如果中國再延續這個模式，它的人權災難、次生危機、經濟成本就遠遠超過了這種防疫模式所帶來的益處。我覺得這可能就是一個交叉的，第三階段可能要開始了。而現在中國政府還沒有明確跡像要改變這種封城模式、清零模式。但是目前天津的反應和西安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北京我看到的是開始局部的封鎖，對小區進行封鎖，其他沒有像西安那樣進行全面封城。上海、廣州、深圳等其他地方也沒有馬上反應，像西安那樣。所以我認為有可能是某種跡象，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已經感覺到現在防疫模式的麻煩，我覺得是處在第三階段的開始。”
前美國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表示，中共的清零防疫主要圍繞著政治目的，是政治清零。
他說：“我並不覺得中國政府的防疫，實際上從武漢的時候，從防疫角度算是成功的。我個人覺得其實裡面牽扯到中國的輿論控制。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手段。如果能夠放開，我覺得民眾如果能夠爆料出來，他們在整個封城期間承受的傷害以及次生人道災難所帶來的死亡人數，人們可能不敢肯定中國武漢的封城模式是一個成功的防疫。我覺得真正的內幕可能是被掩蓋的。這樣的做法給國際社會帶來一個非常錯誤的模版。很多國家回來陸陸續續採用不同級別的封城模式，其實對各個國家的經濟傷害都是非常大的。現在中國政府政治清零的壓力更大了，而且面臨著冬奧會的到來，我覺得天津現在沒有馬上進入封城城，很可能是怕如果把天津像西安一樣封了，如果真的出現很難控制的局面，對北京的衝擊會非常大。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他稍微謹慎點，並不像西安那樣的極端做法。但我覺得其他(地方)不管是廣州、上海，出現很多新的奧密克戎病例的時候，他們都是很明確的，先把飛到北京的航班都取消。整體上全部都是為了保北京，各地要犧牲到什麼程度？是各地官員自己看的一個過程。所以整體上我並不覺得它是真的很有效地在做公共健康方面的防疫，它的一切做法我覺得還是圍繞的政治目的。我看到一些網上的文章提到說，外界好像混淆了中共的清零政策以及清零政策中的一些措施的弊端。但我並不覺得是這樣。如果清零政策本身就有荒謬的地方，那麼清零政策執行過程中一定有相當多的非人道的非常惡劣的後果。我覺得兩方面都存在的。”
“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隨著新冠疫情的持續，再加上奧密克戎毒株的特點，中國的“清零政策”將面臨考驗，而且越來越有可能成為中國政府的一個沉重負擔。
他說：“習近平雖然大權在握，如果中國因為疫情的原因出現了全面的經濟災難，出現了全面的人口損失的災難，習近平的合法性可以說喪失殆盡。他不能說我是你選上來的，所以我可以這樣做，他沒有這個條件，所以他比其他領導人更加緊張。所以政治維穩、政治防疫是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疫情一出來以後就有一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比較哪個國家的製度對於防疫這樣的事情會做得更好。處理這種大的災難、危機，民主制度更好，還是專制制度更好？這種比較是不可避免的，到今天大家還進行這種比較。由於前段時間武漢封城，我說的是在防疫的程度上，從樸素的角度來講，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進行物理隔離，肯定會阻止疫情的蔓延。在這個角度來講，是成功的。因此他(習近平)得到了‘我的製度比你更優越’的自信，而且他想把這個制度維持下去，就成為他現在一個巨大的負擔。”
林曉旭也認為，中國的“清零政策”到底有多有效將受到更多審視，特別是這項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和經濟成本。
他說：“一定程度上這個病毒有自己的傳播規律，不完全是靠封堵的。所以我剛才提到像武漢那樣，中國覺得自己是靠極端封鎖的措施起到作用，但其實也許那一波也就是差不多三個月左右時間。中國政府覺得我是靠這種極端的所謂制度的優勢把疫情控制住了，其實未必是。如果把這樣做法比如說搬到南非去，南非說我也採用極端封城，我也三個月時間，我也為用極端的製度優勢戰勝病毒了嗎？不是這樣的。病毒傳播有它的規律，你看每個國家一波一波的疫情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人們的防疫措施起到一定作用，但最主要是這一波一波浪潮有病毒自己本身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