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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話語權：中國主導5G的王牌？
隨著5G時代的到來，美中兩國圍繞誰將主導下一代移動通信正在展開一場激烈的競爭。美國和歐洲的公司曾經主宰了前幾代的網絡發展，但有跡象顯示，在經過多年的精心佈局之後，華為等中國公司目前在5G發展領域已幾乎握有最大的國際話語權，在製定5G技術規範的各種全球化組織中佔據有越來越多的決策者寶座，成為中國在與美國博弈中一張鮮為人知的王牌。
早在2013年，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的一份研究報告就對中國積極尋求在國際標準組織中擴大影響力提出警告。不過報告稱當時中國的目標尚僅限於降低國際專利的收費標準，抗衡中國所稱的“知識產權剝削”。
在類似3GPP（Third-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這樣的國際通訊標準組織中中國當年大體上仍還只是旁觀者。然而，短短幾年之後，隨著5G時代的到來，中國目前已一躍成為下一代國際通信領域幾乎最有發言權的遊戲規則制定者。
今年2月底，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民主黨人馬克·沃納(Mark Warner)和情報委員會成員、共和黨人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曾聯名致函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要求公佈一份有關中國參與5G國際標準制定組織的報告，說明中國引領的標準會對美國有怎樣的經濟和安全影響。
沃納參議員9月23日在一個公開活動上回答美國之音提問時說，中國“湧入”制定標準的組織，這沒有什麼違規或不合適的，因為西方企業在20世紀也是這麼做的，但是中國企業最終要服從中國政府而不是股東。
他在這次活動中發表講話時說：“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正試圖制定標準以推進自身利益，而不是促進任何形式的公平競爭。”
3GPP
今年3月21日，正值美國開始竭力說服盟國不要使用華為設備之際，制定國際通訊行業技術標準的3GPP在華為總部所在地深圳召開第83次會議，完成了三大技術規範全會組的換屆投票，其中在SA（系統架構網）小組競選中，華為高管喬治·邁爾(Georg Mayer)戰勝了高通的艾迪·霍爾(Eddy Hall)當選為該組主席。
領英網站的公開資料顯示，來自奧地利的喬治·邁爾10年前(2009年8月)起就開始任華為的標準經理。此前曾供職諾基亞，代表諾基亞出任非接入層CT1分組的主席。
在3月份的這次選舉中，中國大唐移動的艾明當選核心網與終端（ CT ）全會組的副主席，中國移動的徐曉東連任無線接入網（ RAN ）全會組副主席。而在接下來的4月11日的選舉中，華為的施密特（Peter Schmitt）也當選該全會組下負責制5G核心網基礎架構詳細規範的CT4分組主席。
此外，聯發博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MediaTek Beijing) 聯發科技的技術專家約翰遜（Johan Johansson）也在今年8的一次選舉中當選無線接入網RAN2工作組分組主席。
多年來在國際通訊領域裡被認為高居霸主級的美國的高通僅僅在負責物理層空中接口標準化工作的無線接入網下屬的第一分組工作組中獲得一分組主席職務。代表高通的是前中國移動的工程師陳萬士。
至此，3GPP 三個關鍵全會小組的主席職務中，中國公司佔有三席，美國公司僅佔有一席。
除了這些主席、副主席職務之外，3GPP的官網資料還顯示，來自中國公司的專家在5G標準的製定過程中的其他環節也扮演有關鍵角色。僅以中國移動一家為例，除了徐曉東為無線接入網全會組副主席外，胡南成為無線接入網第二分組副主席，黃振寧成為核心網與終端第三分組副主席外，中國移動的孫滔是5G系統架構項目報告人，宋月是5G網絡協議標準研究和製定項目報告人，倪吉慶是5G新空口（NR）波形項目主要貢獻者，陳卓是國際標準的話音解決方案eVoLTE報告人，王森成為非正交多址接入技術RAN NOMA項目主要貢獻者，陳亞迷成為中央單元(CU)和分佈單元(DU) 分離項目主要貢獻者。
即使在行業內部，3GPP都往往被認為是一個頗具神秘色彩的組織。該組織既不隸屬於任何國際組織，也往往遠在媒體視線之外，但其決定卻影響著世界各地的人如何使用包括手機等在內的各類通訊設備。
在現代經濟中，通訊技術日新月異，產品不計其數，要互通就必須有標準，產品、甚至品牌都往往被認為並不是最重的。引領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是確保世界各國日新月異的各類技術和設備能夠相互通話的行業技術標準，誰的標準被認同，誰就是遊戲規則的製定者，沒有標準就可能意味著只能跟在別人的後面學，而且還要繳納諸如授權費、專利費等高昂的各類學費。3GPP 就是這樣一個制定標準的組織，從3G一直到5G，所有技術標準都是他們制定的。
和3G、4G時代多個標準並存不同的是，5G時代將實現全球統一標準，令這一新時代的競爭遠不止是設備和技術之爭，而更是一場標準之爭。
3GPP市場和傳播部門負責人弗林（Kevin Flynn）對美國之音說，他不能就某一個公司的影響力發表評論，但強調這個由600個公司組成的組織是一個公開、透明的組織，各工作組中都有範圍廣泛的來自很多不同公司的代表。
國際電信聯盟
5G網絡標準雖然由3GPP制定，但3GPP並沒有最終決定權，所定標準要由國際電信聯盟( ITU )批准。而這個最終拍板的國際組織的最高領導人——國際電聯秘書長是來自中國的趙厚麟。
1950年出生、畢業於南京郵電大學的趙厚麟2014年首次在這個隸屬於聯合國的機構中出任秘書長，去年11月1日再次連任。
成立於1865年的國際電聯是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國際組織之一，歷史上一直是一個中立的事務性的機構。但趙厚麟在今年4月公開加入了美中華為之爭。他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批評美國對華為5G設備的安全指控是出於政治和貿易動機，說美國沒有任何依據而把華為列入黑名單“是不公平的。”
除了批准5G標準外，國際電信聯盟還肩負有另一極為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分配和管理全球無線通信行業中最重要的稀缺資源——頻譜。5G所需頻譜數量也遠超之前幾代移動通信之和。
在國際電信領域，頻譜被認為這從某種意義上與專利同等重要，選擇了不同的頻率，就是選擇了一條不同的產業鏈。
中國率先在5G低頻段和中頻段展開大規模部署，令國際電信業的公司為了能進入中國市場而不得不跟進。但6GHz以下中低頻段主要由美國國防部所使用，對美國來說事關國家安全考慮，以前是不開放拍賣牌照的。頻段之爭也是美中兩國5G之爭中關鍵一環。
趙厚麟在去年3月的世界移動大會上說，5G頻段需要在國際上達成一致。
國際電信聯盟將於10月集會，最終確定5G頻譜的標準。趙厚麟明確表示，外界對華為的擔憂不會影響這一進程。
三大標準組織
中國2015年制定的雄心勃勃的《中國製造2025》中提出，要“鼓勵和支持企業、科研院所、行業組織等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加快我國標準國際化進程。”
在中國這一頂級發展戰略推動之下，中國在國際標準組織中迅速擴大的影響力也遠不僅限於5G標準領域。
目前世界上公認的三個最大、最權威的標準化組織分別為“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和“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在這三個組織中，兩個組織的最高負責人是來自中國的官員。除了趙厚麟是國際電信聯盟的秘書長外，中國國家電網董事長舒印彪在去年10月召開的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第82屆大會上當選主席，成為這一組織成立112年來首位來自中國的最高負責人。
該委員會是成立最早、最具影響力的國際電工、電子等相關領域的國際標準化機構，目前已累計發布國際標準超過1萬項，成員覆蓋171個國家和地區。
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標準創新管理司國際標準合作處處長郭晨光在舒印彪當選後對官方的新華社說，中國專家首次當選主席，是中國參與國際標準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委員邁克爾·R·韋塞爾(Michael R. Wessel)最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瞄準國際標準組織，以推動實現第13個五年計劃、 《中國製造2025》和其他大政方針中提出的戰略目標。他說，不應允許任何國家操縱本應是國際的科學和技術的標準。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網絡安全與技術問題專家詹姆斯·劉易斯（James Lewis）認為，國際標準組織到目前為止抵制住了中國的影響。
他說：“中國政府將在標準制定組織裡發揮更大作用，甚至是主導作用，視為成功的關鍵，經濟和政治成功的關鍵。”他說這對國際標準組織來說是個挑戰，但這些組織成立時就意在抵制政治影響，到目前為止他們都做到了這一點。
市場研究與諮詢公司託加拉（Tolaga Research）的首席研究員馬歇爾（Phil Marshall）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公司是在國際標準組織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這並沒有什麼不當。他說，考慮到他們在研發方面的投資和所佔有的市場份額，中國公司所發揮的作用是恰當的。他說，這雖然會令中國所佔的專利份額增加，並且會帶來商業利益，但他看不到這本身會產生哪些具體的排斥其他公司的現象。
四百要職
華為雖因5G廣為關注，但其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影響所及遠超越5G的範圍。華為的官網資料顯示，華為到目前為止已經加入了400多個標準組織、產業聯盟、開源社區等等，擔任超過400個重要職位，在3GPP、IIC、IEEE-SA、BBF、ETSI、TMF、WFA 、WWRF、CNCF、OpenStack、LFN、LFDL、Linaro、IFAA、CCSA、AII、CUVA和VRIF等組織擔任董事會或執行委員會成員。
這400多個不同形式的機構團體幾乎包容了國際通信業的方方面面。
華為美國公司國會事務負責人唐納德·莫里斯（Donald Morrissey）強調華為是私營企業，參與這些組織不代表任何國家。
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領域的每個企業都應積極參與標準制定，因為這些標準對有效部署網絡至關重要。我們對此非常重視，其他公司也應如此。”
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的成員單位有132家，其中不乏在國際標準制定組織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公司和機構。以名聲遠不能和華為相比的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例，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最9月3日透露，本月初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一次國際電信聯盟的會議上，由烽火通信主導的一項技術標準獲得審議通過，令中國得以主導國際海底光纜設施的國際標準。
此外，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還說，烽火“幾乎參加了所有有影響力的國際、國內標準組織的工作，有十多位專家在ITU-T、IEEE、OIF等國際標準化組織中擔任了包括主席、報告人和編輯人等在內的多項重要職務，已牽頭或參與製定了國際標準30多項、國家標準100多項、行業標準300多項”。
統一戰線
中國聯想旗下的摩托羅拉多年來一直在做高通主導的低密度奇偶校驗碼（LDPC）方向的佈局，已經擁有相當多的專利儲備。正因為如此，聯想在2016年10月在里斯本舉辦的3GPP無線接入網小組第86次會議第一次討論中並沒有表態支持華為。聯想的表現引起了一些中國輿論的強烈不滿，聯想被抨擊說破壞了中國的統一戰線。
聯想此後在下個月的3GPP無線接入網第87次會議第二輪討論中，不顧自己的切身經濟利益，為了中國官媒所稱讚的“維護中國5G產業的整體利益”而將票投給了華為主推的極化碼(Polar code)。
聯想今年5月曾在微信公眾號發文，詳細解釋和反擊了曾轟動一時的“聯想一票之差讓華為輸掉5G標準”事件，稱從頭到尾壓根沒有過投票，僅僅是討論。聯想還說，他們和其他中國企業一樣，基於技術可靠性、價格和自身技術積累綜合做出初步選擇，但“在與華為溝通後就全力支持了Polar碼”。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在今年5月轉發的一篇報導說，這一事件“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了中美歐之間的5G大戰”。報導還援引分析人士的話報導說，如果單純從商業利益的角度考慮，聯想和摩托羅拉在數據信道的短碼方案上也應該選擇LDPC碼方案，因為聯想和摩托羅拉自身在LDPC碼上擁有更多的技術積累。在這種背景下，聯想和摩托羅拉仍然選擇支持華為主導的Polar碼，實際上是維護中國5G產業的整體利益。
極化碼
2008年3月，來自土耳其畢爾肯大學的一位教授爾達爾·阿里坎（Erdal Arikan）在一份國際電子工程期刊上發表了一篇數學論文。這篇23頁的論文後來被證明是令中國或能在國際通信領域後來居上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獻之一，為華為可以最終爬上主導5G的寶座奠下了第一塊基石。
論文發表後僅兩個月即被當時早已不滿足在產業鏈下游做產品、正在四處尋找機會的華為發現。據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今年5月的一次採訪中透露，他當時立即投入了數千人“以這個論文為中心研究各種專利，一步步研究解體”。8年後，阿里坎在論文所提出的極化碼構想在華為的推動下成了今天的5G短碼的編碼方案。
編碼是無線通信技術中最核心的部分。在2016年3GPP的一次會議上，華為主推的極化碼戰勝了高通主推的低密度奇偶校驗碼LDPC，被確定為5G短碼信令標準，這是首次有中國公司進入了基礎通信框架協議領域。這次編碼之爭為華為後來贏得更多的專利儲備創造了條件。
去年8月，任正非飲水不忘掘井人，為阿里坎頒發了一枚巴黎造幣廠設計和精製的獎牌。獎牌正面刻有勝利女神形象，並嵌入了巴卡拉紅水晶，寓意華為通信技術引領時代發展。
10米高提案
為了能在5G標準中佔有主導地位，中國往往派出大批代表參加各類國際會議，提出大量提案。
德國數據庫公司IPlytics今年7月的一份報告說，2018年華為派出1717人參加各類國際標準組織會議，是高通（865人）的兩倍多。
3GPP網站的資料顯示，在2018年6月的一次專家會議上，在來自世界各地的大約2000名與會者中，僅拼音拼為Wang姓的就有66人，Zhang的有55人，其中大部分為中國公司僱員。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5G獨立組網（SA，Standalone）功能正式凍結，標誌著5G已經完成第一階段全功能標準化工作，進入了產業開始全面發展新階段，在5G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華為官方的心聲社區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披露說，代表華為參加3GPP負責制定接入網物理層協議的工作組的首席代表的出差記錄是一年25萬公里，相當於超過13個美中之間的往返。這篇文章說：“正是有一群這樣的標準組的同事們，在4年之內將華為公司在國際通信標準界，從10名開外的無名小卒推到了數一數二的'王者'地位。”
相比之下，美國公司出於各種原因參加國際標準會議的人次反而越來越少。行業雜誌Light Reading的一篇報導說，在今年３月華為高管喬治·邁爾戰勝高通的艾迪·霍爾，當選為華為系統架構網全會組主席的那次會議中，美國斯普林特、AT＆Ｔ和美國公共安全無線寬帶網FirstNetFirstNet甚至都沒有派出高管前往參加這次在華為總部深圳召開的會議。其中原因包括在美國製裁華為的背景下，很多人對到華為總部開會有顧慮，還有人擔心拿不到中國的簽證。
在提案方面，華為2018年的年報說，華為全年提交標準提案超過5000篇，累計提交近60000篇。華為在今年7月31日的官方推特上說：“華為僅在5G新控口方面的提案就有1萬8千個，如果用A4紙打印出來的話會有10米高”
標準必要專利
專利對企業來說固然重要，但在通訊領域，衡量一個企業實力的最重要的指標是所謂的SEP(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專利，也就是寫入標準必要專利。廠商一旦擁有SEP專利，那其他公司便不可能繞過這個專利，也不得不付費。
德國專利數據庫公司IPlytics在今年7月發布一篇題為《誰在領先5G專利之爭》( Who Is Leading the 5G Patent Race )的報告。
報告顯示，華為在全球5G通信標準必要專利申報中高居第一，SEP專利數高達2160個（中興還有1421個），高通在美國公司中排第一，但僅有921個。
政治風險公司歐亞集團曾經在去年11月的研究報告說，在4G LTE專利中，高通的SEP專利佔21%， 中興和華為各佔6%和1%。
該集團的科技主管特廖洛(Paul Triolo)告訴美國之音說，華為過去10年裡在移動通信領域投資了700億美元，擁有的標準必要專利(SEP)也越來越多，大大增強了在標準制定程序過程中提供專利支持的能力。但他同時也表示，各公司專利多少應該理解為公司之間、而不是美中之間的競爭。美國本身也沒有類似華為這樣的5G網絡設備製造公司。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網絡安全與技術問題專家劉易斯說，大部分人認為，華為的專利不能令他們控制標準制定程序。
他說：“這主要是給了他們以後起訴其他公司的基礎。這是一場較量，是美國所說的專利操縱，華為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利操縱者。”
任正非對外界稱，華為不會把專利武器化。他9月10日在接受英國《經濟學人》採訪時表示願意向西方公司出售5G技術。他說，買家只要一次性地付費，就可以永久使用華為的5G專利、許可證、代碼、技術藍圖和生產知識，買方還可以修改源代碼。
參議員情報委員會副主席沃納認為，這場美中較量，問題並不在於具體的中國企業，而是在於中國的企業必須聽命於中國政府，而這是一個缺少法治和司法獨立的政權。
沃納參議員說：“中國公司不管他們多麼全球化，沒有一家是真正私營的。這些公司不會完全出於經濟或商業因素做出決定，因為根據法律，一旦受到召喚，他們就必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延伸。”
戰勝美國？
雖貴為全球最大通訊設備製造商、營收過千億美元，但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最近說，華為過去不過“是為了賺點小錢”， “現在是要戰勝美國”。任正非在上個月初(8月2日）寫給公司員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引用朝鮮戰爭的中共宣傳戰例說，華為要在“上甘嶺上”“稱雄世界”。甚至對目前通訊領域最熱門的技術- 5G，任正非似乎也相當不屑，將之貶為“小兒科，過於被重視了”，他說“人工智能才是大產業”，而美國因光纖網不充分，也不用最先進的5G，在人工智能上可能就會落後一步。
目前還不清楚美國有關華為的禁令會對國際標準體系構成什麼樣的影響，美中5G之爭可能也還遠無定論。
美國目前計劃在無線工業投入2750億美元用於建設5G網絡，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也正在採取比以往更大膽的行動，包括計劃在5G頻譜資源方面超越其他國家。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9月6日在接受美國商業新聞網CNBC採訪時強調，有關美國在5G競爭中正在輸給中國這種說法並不真實。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劉易斯對美國之音說, 有關稱霸5G市場的說法是中國的政治宣傳。他說：“目前確切的是，所有中國公司都完全依賴美國供應商來做5G。誰領先，誰落後，我們不要搞混了。華為真正的優勢在於他們利用國家的支持打擊競爭對手的價格。他們的技術沒有那麼好，只是還行。要說技術領導地位，那還是要數美國。”
市場研究與諮詢公司託加拉的研究員馬歇爾認為，華為等中國公司會成為引領5G的企業之一，但是他指出，如果中國公司失去大部分全球市場，對他們就是“災難”。“因為他們需要國際足跡來繼續投入和研發5G，”他對美國之音說。
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4月在白宮發布5G戰略部署計劃時說，美國在5G競爭中“必須贏”。他說：“我們不能讓任何國家在這一強大的未來產業裡勝過美國。”
然而，如果瀏覽美國媒體的新聞標題，華為和中國似乎已經在5G競賽中已經跑在了前面。《華盛頓郵報》今年4月10日的報導標題是：《中國華為如何在5G技術中領先美國公司》；彭博社8月1日的報導標題是：《5G爭霸戰中國跑到美國前面》；《華爾街日報》9月1日的報導也有類似標題：《在主宰5G的競賽中，中國衝刺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