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美國應如何與中國競爭？
9月10日，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90分鐘通話。白宮隨後發布的簡短聲明說，兩位領導人“討論了我們利益交彙的領域，以及我們的利益、價值觀和觀點分歧的領域。”拜登總統明確表示，這是“美國為負責任地管理美中之間的競爭所做的持續努力的一部分”， 目的是為了確保美中之間的競爭“不會陷入衝突”。
“美國正試圖在拜登政府認為必要的方向上、在與中國的關係中取得一些進展，” 華盛頓智庫德國馬紹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儀（Bonnie Glaser）如此解讀拜登總統主動打電話給習近平。 “包括建立一些危機溝通機制，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員稱之為‘護欄’，以防止競爭失控並在雙方之間進行認真的對話。”葛來儀說。
這是拜登總統上任7個月來第二次跟這位中國領導人通話。拜登總統上任之時正值美中關係處於建交40多年來罕見的低潮之際。
今年3月，兩國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會晤，但雙方面對媒體唇槍舌劍；7月，副國務卿謝爾曼訪華，試圖建立防止雙邊關係繼續下滑的“護欄”，但接到的是中方要美方首先讓步的兩份“清單”。
“拜登政府對他們無法與中國建立工作關係感到有些沮喪。”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問題顧問內森·萊文 (Nathan Levine) 對美國之音說。 “他們認為拜登此時需要與習近平進行一些直接溝通…他們對過去的情況感到沮喪，他們看不到跟較低層次（中國）官員交談在中國體制中有影響力，只有習近平才能真正做出決定。”
拜習通話能否達成既競爭又合作的目標？
這次拜習通話究竟能否讓美方“既競爭又合作、必要時對抗”的對華政策，在雙邊關係急劇下滑運作並達成既定目標呢？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拜登在與習近平通話中曾建議舉行面對面峰會，但習近平沒有對此作出反應。拜登否認習近平未作回應是拒絕他的建議。白宮表示，金融時報的報導“未準確反映這次通話”。
“主要原因是 Covid-19，” 葛來儀說。 “自中國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習近平就沒有離開過這個國家。我相信政治局常委也沒有人離開過中國。”
所謂“面對面峰會”應該不是指美中元首到對方國家訪問。 “我非常懷疑拜登總統會去中國，因為此時讓總統在第三國會面會更容易。”葛來儀說。
今年至少有兩次美中元首可能舉行面對面峰會的第三國場合：下月在意大利舉行的G20和11月在蘇格蘭舉行的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D26）。
“但我懷疑習近平會參加 G20，我懷疑他會參加 COD 26，部分是因為明年他們將舉辦奧運會，而且明年晚些時候他們還要召開 （中共）20大。”
葛萊儀認為，觀察北京何時取消對政治局常委的旅行限制會很有趣。 “我認為這是主要障礙，儘管可能不是唯一的障礙。” 葛來儀說。 “習近平可能會覺得，在這個特殊時刻，與拜登總統舉行首腦會晤風險大於好處。”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 “習進平顯然在暗示，（雙邊）關係的基調和氣氛需要先有所改善”。之前，中國外長王毅也說過同樣的話，即美國須先改善關係然後才有可能繼續合作。
如果這是美中兩國領導人不能進行面對面峰會的主要原因之一，那麼為什麼拜登政府以及總統本人希望兩國關係至少在工作層面有所改善的行動沒有得到北京的積極回應呢？
白宮有關這次拜登、習近平通話的新聞發布雖簡短，但明確點名了美中兩國在“利益”上有交匯有分歧，而在“價值觀”上則只有分歧的現實；並指出了美中競爭將會繼續，但需要管理，以使其不致陷入衝突。
華盛頓應避免與北京意識形態競爭？
最近，一位批評拜登總統對華戰略過於意識形態化的學者，被聘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政策規劃團隊的資深顧問。
8月29日，康奈爾大學政府學院副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在推特上寫道，“很榮幸作為國務卿政策規劃人員的資深顧問加入國務院”。
6月，白潔曦與同事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發文呼籲 “華盛頓應避免與北京的意識形態競爭”。文章對拜登總統將全球政治定義為“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生存抉擇”提出不同看法。
該文認為，將美中之間的競爭視為民主和專制制度之間在全球性競爭其“危險大於好處”；將美中競爭視為製度較量，誇大了中國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中國的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的而非普適性的；中國外交政策影響力的真正來源是交易性和脅迫性的，而非意識形態的。文章得出結論：“一個對專制安全的世界，並不妨礙也是一個對民主安全的世界”，而為實現與中國的和平競爭，拜登政府“需要更加務實的政策”。
文章作者之一的佩平斯基是康奈爾大學政府學院教授、東南亞項目主任。他告訴美國之音，“美國外交政策機構面臨的風險是，認為中國有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專制主義的計劃。” 他說： “這種觀點過於簡單化，誤解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本質。 中國的外交政策本質上是務實和交易性的，旨在實現中國的戰略利益。”
佩平斯基在書面回答記者問題的郵件中說：“美國應該注意不要混淆意識形態和利益。 一個單一的錯誤就是將美國的擔憂投射到中國的外交政策行為上。”
“美國過去三十年支持全世界民主的政策並不意味著它的競爭對手中國必然是支持專制主義的。”佩平斯基寫道。 “認真對待中國的外交政策意味著仔細分析中國的戰略利益和優先事項，以及第三國夥伴在實現這些目標中的作用，無論其政治制度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
在他與白潔曦的文章中，例舉了北京在跟美國的盟友菲律賓、傳統反共的馬來西亞，採取了政治自由化、與美國有更多接觸的緬甸，以及對美國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印度尼西亞打交道時，“中國的地緣戰略利益超過了北京與其合作夥伴和競爭對手可能擁有的任何意識形態共同點。”
“在意識形態方面與中國的競爭忽略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真正來源：它的經濟和不斷增長的技術實力。” 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資深顧問的白潔曦，在兩年前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美中在進行意識形態競爭嗎？ 》的辯論會上說。
白潔曦承認美中競爭中存在著意識形態因素，但她認為那不是一場新冷戰，“而是一種正在出現的安全困境”，北京的目的是尋求對其更安全的國際環境，這雖然是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一種威脅，但“仍然是其出於防禦努力的一種結果。“
因此，白潔曦認為，美國需要與中國合作，通過談判就雙方的底線在什麼地方達成共識。當然，“如果中國一心想破壞民主或大肆傳播專制主義，遏制才可能是合適的措施，”白潔曦說。
除非不提倡普世價值意識形態競爭不可避免？
8月，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問題顧問萊文在《外交政策》撰文《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不可避免——無論願意與否》，提出了相反的觀點。
文章認為，美國在世界上支持人權和自由民主治理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中共視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為其繼續生存的致命威脅，習近平早就警告全黨，與西方意識形態的鬥爭事關中共的生死存亡；西方自由主義及其關於人權和民主規範的思想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促進人權和民主就是推進這種意識形態。
“鑑於美國極不可能放棄推動民主優越性和人權普世性，鑑於中共認為自己陷入了與西方意識形態的較量之中，意識形態競爭將成為更廣泛的美中戰略競賽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無論人們對這個事實歡迎與否。”萊文寫道。
萊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的文章並不是討論是否應該提倡自由民主、是否應該反對專制主義，而只是在說美中意識形態競爭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觀點主要是， 我們有可能避免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但前提是我們停止廣泛宣傳人權，而我認為，我們不會這樣做，因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都致力於將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萊文說。
但萊文同時認為，應該“在更廣泛的戰略框架內管理意識形態衝突這一因素，以建立圍繞美中戰略競爭的‘護欄’，從而防止公開衝突。”
“這可能意味著明確避免將中國政權更替作為美國政策的戰略目標，” 萊文在其文章中表示。 “這可能意味著謹慎平衡美國對中國的人權批評，從言辭轉化為製裁和其他懲罰措施的程度，或任何可能成為更有成效對話的其他政策選擇。”
拜登總統在3月末的首場記者會上強調，世界如今面臨“民主與專制的較量”，而美國必須證明民主是其作用的。他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骨子裡沒有一丁點兒民主”，“是那種認為專制是未來的潮流、民主在一個越來越複雜的世界裡無法發揮作用的人之一” 。
葛來儀：意識形態競爭是客觀存在但不能主導美中競爭
“我認為專制與民主對決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框架可以商榷，” 華盛頓智庫德國馬紹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儀告訴美國之音。 “原因很多，不僅因為它強調了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而且還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我們在世界上不是真正民主國家的伙伴，坦率說，我們有很多這樣的伙伴。”
但葛來儀認為，既然是總統提出的，這個框架應該會繼續下去。與此同時，葛來儀又認為，拜登政府的意識形態要比前任政府少得多。
一般認為拜登政府全面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對抗政策，但葛來儀觀察到了其中的不同。 “拜登並沒有繼續針對中國共產黨、並將其與中國人民區分開來的政策；他也沒有呼應我們在特朗普政府期間聽到的鼓勵中國人民促使中國發生變化的呼籲。”
葛來儀認為，美中之間存在意識形態競爭的因素，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我們有非常不同的規範。”
“習近平從2018年開始就表示，中國要引領全球的治理改革。我認為這確實使我們不可避免地面臨更大的意識形態競爭。因為美國及其盟友認為正確的治理規範，與中國用來指導其認為善治的規範是非常不同的。”她指出。
而且這種競爭正在進行之中。 “我們可以看看新冠大流行，中國應對這場危機的方式非常不同，而且在某些方面很成功。但我不認為這意味著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都想採用中國的方式或專制的方式來應對流行病。”葛來儀說。
“無論我們是在談論 covid-19 還是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中國實際上都在強調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差異，並以非常負面的方式描繪美國，中國正把美國描繪成一個衰落的國家，而中國正在崛起，我認為這很可能引起了美國的負面反應。”葛來儀補充。
但葛來儀同時認為，美中競爭是全方位的，很多領域的競爭比意識形態更重要。 “我們應該努力防止意識形態成為競爭的主導部分。我認為這不會有幫助，但我確實認為我們必須認識到它的存在，並希望它又是可以管理的。”葛來儀說，
最新研究報告：美國必須持續不斷指出中國侵犯人權行為
長期致力於改善中國人權的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不贊成用意識形態競爭來形容美國捍衛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努力。
“美國應該在涉及實力的所有領域——軍事、技術、經濟——與中國競爭——包括‘軟實力’。”黎安友說。
“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國際人權規範。美國應該大力維護這些原則，將其作為對華戰略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軟實力是作為美國數十年來努力建設一個尊重人民權利的更美好世界的長期戰略的一部分。”黎安友在回答記者提問的電郵中寫道。
“我不認為這是在與中國進行意識形態鬥爭。 這只是一個堅持我們所相信的原則的問題。”黎安友指出。
黎安友在跟前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合寫的一份關於美國對華人權政策的備忘錄中寫道：“一些人擔心，拜登政府所採取的強硬（對華）人權政策將危及（與中國）在氣候變化和全球公共衛生等其它關鍵問題上的合作。我們不這麼認為。我們相信，不管在人權問題上有沒有摩擦，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問題上中國都將根據自身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標。”
三位作者認為，倡導人權是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強項、中國的弱項，是美國與盟國意見最為一致的領域；美國的亞洲政策被公眾視為民主還是專制最終將成為最成功政府形式的根本價值觀衝突；倡導人權也為中國國內的自由派和改革派提供了道義上支持。因此，他們建議拜登政府，“必須在公共外交和聯合國相關環境中持續不斷地指出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
這份備忘錄是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的 21 世紀中國中心創建的工作組剛發布的2021年報告《中國的新方向：美國政策的挑戰與機遇》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