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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祭劉曉波：民主鐵人是如何煉成的
“他是個叛逆的孩子，五兄弟中排行老三，他的與眾不同在於，11歲學會了抽煙，也因此學會了撒謊和偷竊——偷爸爸的煙，騙父母的錢。”
星期四（9月8日），在美國非政府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舉辦的“劉曉波與中國未來”紀念研討會上，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知名中國事務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口中的劉曉波不完美，卻更鮮活。
再過幾天，就是這位在獄中身患絕症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去世三個月的祭日。
“我們不該把他的人生寫成一部聖徒傳，” 林培瑞說，“他的英雄主義在於他能在回顧人生時，為過去的錯誤懊悔，糾正它們，克服它們，之後才成為一位'民主鐵人'。”
林培瑞多年前在中國和劉曉波相識，幾年前參與編輯劉曉波文集英文版《沒有敵人，沒有仇恨》。劉曉波去世後，人們紛紛討論他給世人留下怎樣的精神遺產。林培瑞說，他更想談談劉曉波的早年，因為那個內心充滿掙扎，帶著人性瑕疵的劉曉波更真實。了解他如何一路走來，可以幫助人們更深入地理解他如何成長為日後那個了不起的人。
面對台下的100多名聽眾，林培瑞開始娓娓道來。
叛逆的“黑馬”
“他的父親是早年的共產黨員，41年參加革命，後來成為東北師範大學的一名語言學家。劉曉波生長在長春，那是一個相對享有特權的紅色大院。他對我們說，他的父親很嚴厲，打他打得很狠。他不喜歡他的父親，他愛他的奶奶。在這個類似'好警察壞警察'的家中，奶奶扮演了好警察的角色。
“他反抗父母，反抗老師。小學時他成績很好，但他批評老師，抱怨小學老師教得太簡單。'文革'爆發時，他11歲，還不到當'紅衛兵'的年紀，他看到'紅衛兵'在街上打砸搶，於是也和他那些'前青春期的朋友們'在街上找茬。有一次他們戲弄一位撿垃圾的乞丐。後來他寫了一篇文章，為自己的行為懊悔，他並不忌諱公開當年的這些事。
“1969年他和家人被下放到內蒙古，相比長春，內蒙無聊得多。他不能上學，但他開始讀書，並由此開始了終其一生的對書的摯愛。他看的書很雜，中國和西方的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在那裡，他和一個叫陶力的女孩展開了一段青春期的羅曼史。陶力來自長春的同一個大院，父母都是教授，兩家人同時被下放。那個時候談戀愛在中國是被禁止的，所以這段關係只能秘密進行。
“1982年，他們回北京後結婚。82年到84年，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念碩士研究生，學習古漢語。這個專業是分配的，不是他自己的選擇。他被分配了一個導師。他和導師的關係不好。導師在他的文章旁做批註，他也在旁邊寫批註，批駁導師的話。後來導師去世時，他參加了葬禮，沒有鞠躬。 這也是他早年叛逆的跡象。
“84年到86年，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當講師，同時開始創作博士論文。1986年'新時代十年文學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劉曉波去參加了，儘管他還只是研究所的學生，但他幾乎一夜成名，因為他對會上的每個人大加批判，那些和共產黨關係密切的作家，也包括那些所謂的溫和改良派，比如資深文學評論家劉再复。後來他去找劉再复道歉。我們專門和劉再复核實了這件事。他說，對不起，我那時不得不批判你，因為只有這樣我才能出名。他也因此贏得了'文壇黑馬'的稱號。”
從“自大狂”變謙卑
對於那匹桀驁不馴的“黑馬”，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兼職教授、“中國數字時代”網站創辦人兼主編蕭強並不陌生，儘管二人只在2000年前後有過一次電話上的交談。
“我對他的印象始終是個自大狂，”蕭強說，“他批評所有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包括我尊敬的導師方勵之。”
1989年，中國爆發天安門民主運動，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的劉曉波決定回國，和廣場上的學生們在一起。
當年4月，他寫下這樣的文字：“無論是哪個層次上的反叛，都將或直接或間接地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這樣我怎麼面對國內前所未有的學運而逍遙海外呢？既然不能不關切，既然按捺不住，就應該實實在在做點具體事。就是回國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論道要過癮得多。”
“我為他作出回中國的決定而感動，”蕭強說，“ 但是再一次，他的悔過書讓我感到由衷厭惡。他在台灣出版的那本自傳也充滿自大的，不知所云的說辭。那時我覺得他不是那種能交談的人，不合我的口味。”
蕭強所指的是“六四”之後，劉曉波以“黑手”名義被捕，在北京秦城監獄寫下的悔過書，以及獲釋後在台灣出版的懺悔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我們不知道他在悔過書中究竟寫了什麼，”林培瑞說，“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後來感到無比懊悔。他後悔自己說了太多，有些運動中的人和事，可能被看作是出賣了朋友，儘管那並非他的本意。”
林培瑞說，劉曉波的餘生一直帶著很強負罪感。每年天安門屠殺紀念日，他都會寫詩紀念那些亡靈。
他繼續講述劉曉波的故事：
“在監獄裡，他的妻子陶力向他提出離婚，他簽字了。他意識到，自己沒有善待陶力。從86年起，他就開始不斷找尋別的女朋友。”
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劉曉波曾這樣反省自己：“像我這樣生性放蕩而又貪戀社會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個負責的丈夫和父親，不配得到陶力的愛。”
遇到劉霞後，林培瑞說，這匹“黑馬”進入了馴服期。
“劉霞非常忠於他。1996年，他們舉辦了一個聚會，邀請了很多朋友。在他們看來，這是二人的婚禮，但是在法律上他們還不是夫妻。1996年劉曉波再次被捕，關在大連勞改營，劉霞想去給他送書，但是送不成，因為他們沒有合法結婚。所以他們在勞改營裡填了表格，正式結婚了。
“但她依舊不能去看他，直到一年半後，她才獲准探視，可以去送書。劉曉波在勞改營裡讀了很多書，還開始寫詩，他最好的詩都來自於勞改營那三年。這些詩歌都是寫給劉霞的。”
1999年10月，劉曉波勞教期滿，開始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日子。
林培瑞說：“1999年到2008年，他寫了很多涉獵廣泛、富於雄辯的文字。他寫孔子、康德、聖奧古斯丁、江甦的農民、奧運會運動員、對比中國和捷克的幽默、 色情、政治、互聯網革命、 奧巴馬當選、虐狗、國際關係、達賴喇嘛、中國的經濟奇蹟……他在警方的監控和騷擾下寫下這些文字。警車常常就停在他家門口。”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蕭強發現，那個時候劉曉波的文風變了，語調變了，變得謙卑，變成了一種他說不上來是怎樣的人。
“我和很多異見人士、民主人士，這類我生命中的英雄共過事，他們中很多人都很自負”蕭強說，“但是經歷了種種這些之後變得謙卑，變得開始思考超然價值，劉曉波是唯一一個。”
蕭強曾試圖向很多人提出同樣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改變了劉曉波？他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說是愛；有人說是他在獄中讀過的那些書；還有人說是因為天安門，是人的生命讓他變得謙卑，讓他超越自我，成為了更好的人。
“今天，對我來說，他不僅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還是一位聖人，”蕭強說，“他有一種精神的感召力量，那種沒有仇恨，沒有敵人的超然價值觀超越了當今中國的政治現實。”
“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第二次勞教結束後，除了投身寫作，劉曉波還經常出面支持弱勢群體和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他常常去看望天安門母親群體，組織公開聲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零八憲章》。在林培瑞眼中，能把寫作和身體力行結合得如此之好， 劉曉波外，沒有第二人。
2004年，旅美學者李曉蓉經朋友引薦與劉曉波在網上相識。如何促進中國和平轉型成了這群天南海北、志同道合的朋友經常探討的話題。2008年，因為《零八憲章》，二人更是有過很多密切合作。
“《零八憲章》呼籲尊重最基本的普世權利，包括自由、人權、平等、民主、憲治，” 李曉蓉說，“那時300多名中國律師、人權活動人士、自由派知識分已經簽名支持。劉曉波堅持不懈地通過郵件|、Skype等各種方式收集簽名。”
李曉蓉記得，最後一次和劉曉波通話是2008年12月，在他最後一次被拘捕的前一天。
“他對我說，他又收集到一個簽名，是一位受到監視居住的前政府官員，” 李曉蓉回憶道，“他說，你知道我是怎麼做到嗎？凌晨5點我去了北京的一個公園，他正在警察的監視下練太極拳。我走過去假裝也在練太極。在晨霧的籠罩下，我給他看了《零八憲章》。”
出於對劉曉波和朋友們安全的擔心，李曉蓉在電話中建議推遲發表《零八憲章》。
“有……有……有什麼好擔心的，”帶著東北口音和一貫的結巴，劉曉波說，“對我來說最糟糕的結局不過是回去坐牢。但這是值得的：天安門事件過去將近20年，正義卻依然缺席。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之後，他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1年。再之後，他得了諾貝爾獎。聽到這個消息時，劉曉波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哭了，不是喜極而泣，而是因為他隱隱地覺得，劉曉波再也不可能活著走出那堵高牆了。
2009年12月，劉曉波在法庭上做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時，感謝妻子劉霞的愛。他說，“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如今，劉曉波化為灰燼，漂入茫茫的大海。劉霞說，她連那個空的骨灰盒也沒有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