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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國家網信辦再次對網絡平台出手,此次整頓重點是商業網站平台和“自媒體”。中共在2003年定下政治上“學北韓”的基調後,對互聯網管控的力度越來越大。
根據中國國家網信辦,此次集中整治將重點聚焦六大任務:一是集中整治商業網站平台、手機瀏覽器、“自媒體”違規採編髮布互聯網新聞訊息、轉載非合規稿源問題;二是規範移動應用商店境內新聞類APP審核管理;三是建立健全社交平台社區規則,加強社交平台運營管理;四是規範商業網站平台熱點榜單運營管理;五是加強網絡名人參與論壇、講壇、講座、年會、報告會、研討會等網絡活動管理,規範相關活動網上直播;六是優化改進移動新聞客戶端和公眾賬號正能量傳播。
緊接著,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便又出現了一波大清洗,許多人在微博微信的賬號被封。由於此次針對自媒體,所有談論新聞、時政之類的賬號幾乎都被封殺。
一位參加了網信辦此次會議的人在朋友圈透露:“接下來自媒體的日子越發難過了,按規定,幾乎什麼都不可以發,不允許轉載官方媒體新聞,不允許報導突發事件,不允許發布房地產負面信息,連預估房價走勢都不允許。歸根結底就是什麼都不能發。”
這一輪封殺,再次引發網民對言論自由封殺的不滿,並懷念起之前互聯網平台起初的自由之風,從早期的“法外之地”到如今的“寸草不生”,中國互聯網發展歷史的背後卻是中共網絡審查的歷史。
2003年,是維權元年,也是網絡嚴控的開始
對於此次出現的對“自媒體”的大清洗,滕彪一點不吃驚。他說:“整個來說它是要控制輿論、控制信息,如果民間討論的信息是在官方傳統控制之外的,它的基礎就受到侵蝕了,這是它根本的考慮。”滕彪說,其實首先互聯網進入中國之後就出台不少規定進行審查和過濾,包括建防火牆,互聯網進入中國不久就開始建立防火牆的。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發展越來越快,使用的人越來越多,管理也是一步一步跟上。不過,滕彪認為,如今的管控與起初互聯網剛進入中國時,還是有天壤之別的。
時隔多年,已在美國的人權律師滕彪依然會懷念北大BBS“一塌糊塗”起初的自由之風。
“一塌糊塗”是北大物理學研究生吳濤1999年9月,為慶祝北大研究生宿舍樓通網而搭建的BBS,取北大一塔(博雅塔)湖(未名湖)圖(北大圖書館)的諧音,到2004年9月被迫關閉的時候,它是教育網上線平均人數最多的BBS,其中公民生活、反謠言中心、台海觀察、人權研究等版塊,成為當時最活躍的版塊。當時有人調侃:“自從有了一塌糊塗,北大同學的生活就煥然一新了。”很多人在這裡找到同道,滕彪也一樣。當時,他最喜歡到公民生活版塊,在那裡討論時政和時事熱點,那個時候誰都可以註冊誰都可以進來參加討論,“人氣越來越旺。”
“一塌糊塗”的輝煌時期可以說是2003年,這一年的4月,孫志剛事件因《南方都市報》的報導而爆發,公民生活版也推出了"由孫志剛之死看暫住證制度"在線論壇,在這裡發言的人有不久之後上書人大請求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北大三博士許志永、滕彪、俞江。
滕彪回憶,當時在“一塌糊塗”上很多人發信息,從各個方面討論收容遣送制度,還有發挖沙子的照片,很多是傳統媒體沒有報導的內容,非常自由,沒有刪帖的情況。滕彪還記得,當時不僅是在北大的“一塌糊塗”上激起激烈的討論,其他論壇,如清華的水木清華、關天茶舍等論壇,也都在討論這件事。
孫志剛事件經網絡發酵,引起全國民眾的激烈反應,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公佈;8月1日,一九八二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由下而上廢除的法律,也是唯一一次。而互聯網對信息和輿情的傳播、製造話題、帶動公共討論的作用也第一次成功顯現在中國民眾面前。
滕彪回憶說,2003年不僅是孫志剛事件,還有其他事件,比如Sars,湖南教師黃靜案等,當時在網絡上都討論得很激烈,民間輿情強烈,造成很大的社會反響。因此,2003年也被稱為維權運動元年,而互聯網在其中功不可沒:這一年,中國民眾學會了通過網絡來維權,通過網絡得到輿情的關注。
但是,轉折也發生在2003年。滕彪回憶,推出“由孫志剛之死看暫住證制度”在線論壇和Sars討論論壇沒多久,5月4日,“一塌糊塗”發出公告,稱由於公民生活和三角地“沒有做到堅持團結穩定鼓勁” ,所以這兩個版塊暫停。此後,“一塌糊塗”設立了觀察員,可以直接刪除敏感文章。但這並沒有阻止它被關閉的命運,一年後的2004年5月“一塌糊塗”被徹底關閉,離它五歲生日僅差幾天。滕彪說:“他們的反應還是蠻快的。”
胡溫新政背後的“學朝鮮”
《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的創辦人及前總編輯程益中與滕彪有著同樣的觀點,他認為中國互聯網平台如今的局面早在2003年就開始形成,現在不過是老調重彈,是一輪又一輪打擊之後的結果。這一次,把自媒體納入管理,不過是重申,這就像嚴打似的,要把這個效果做給上面的人看而已。
程益中還進一步指出,2003年不僅是中國互聯網的轉折,而且也是整個中國政治的一個轉折點。他說,2002年10月,胡溫上台,當時宣傳是“胡溫新政”,這是當時新華社用的詞,把胡錦濤溫家寶上台,理解成中國要啟動政改,這在當時有這麼一種宣傳。因為江澤民執政14年,很多人罵他,說做了14年,也不政改也不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胡溫上台了,給人感覺要把中斷的政治改革重新續上的感覺。《新京報》的誕生也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背景,這個國家要政改,《新京報》就是趁著這個大背景上去的,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程益中說:“我為什麼會印象強烈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2003年10月份的時候,南都案開始爆發了。南都案前期,也就是2003年七八月份的時候,就是七月之前吧,所有的外網都是能上的,當時很多論壇、社區都是很開放的。南都案一爆發,我就忙著南都案的事情,我是2004年3月19日進去的(注:因南都案,程益中於2003年3月19日被刑事拘留,4月1日逮捕。此案被認為是《南方都市報》關於孫志剛案和SARS事件的報導而引起的報復。),在這之前,我們南都利用媒體互聯網發出了很多聲音,利用互聯網串聯和各種反抗,還有和外網的各種聯繫,2004年8月份,我出來的時候,所有之前的網站全部上不去了,前後有半年的時間,所有的外網都上不了,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說中國的防火牆已經起來了,這是很重要的,這是一個重大轉變。”
程益中說,互聯網剛出現的時候,當局還有些遲疑,覺得互聯網管不住,只要把傳統媒體管住就行,然而,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SARS、南都案等一系列事件讓當局發現互聯網的影響力更大,必須管。於是必須改變這個局面,這個局面的轉變就是這個時候發生的。
程益中回憶說,這些事情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他回憶說,當時江澤民給胡錦濤寫了一封信,當時我還在辦新京報,所以我得到了這封信的傳達。大概是2003年國慶節前後,時間有些記不清,江寫了一封信,大意說胡溫上台一年,成績不少,取得了不錯的開局,但是,接下來這個但是就厲害了,但是在這個局面下,利用“胡溫新政”這個口號,一些反對共產黨的自由知識分子提出政改的主張,他們提出這個主張實際就是推翻中國共產黨,為六四平反,這是很關鍵,警告胡溫政府不要被利用,要防止這些人不切實際的期待。胡錦濤在這封信中有很長的批示,胡錦濤是同意他的看法的,胡錦濤的“學北韓”就是這麼來的,胡錦濤批示就是說,朝鮮經濟上困難不少,但政治上有很多不錯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就是說它的政治是正確的,這個批示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然後巴拉巴拉講了一堆,就是要四個堅持,尤其是要堅持他的領導,不能讓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江山斷送在我們手中,不能被自由化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潮所綁架。
因此,程益中認為,如今網絡管控出現這個局面早在2003年就定下基調了,只是後來不斷重申、不斷強化。
習近平時代網絡加速北韓化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出現了平面媒體和網絡兩個不同但又交叉互動的話語空間,盧雪松停課事件、王天成告周葉中抄襲案、北大人事改革事件、聲援《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楊佳事件、鄧玉嬌事件、汶川地震、08憲章、北京奧運、溫州動車事故等等,在互聯網各個平台上激起激烈的討論,維權人士也用社交網絡和互聯網平台進行維權,在網絡和社會上形成大的熱點。滕彪認為,這些時事熱點和網絡事件都對官方的宣傳系統、信息控制系統構成了挑戰,雖然不是直接的,但這些都會讓當局考慮網絡設置話題的能力,形成民間輿論的能力的,從而製定應對之策進行管控,像防火牆、綠壩、還有vpn越來越難,把facebook 推特趕出去等等。滕彪指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這種管控也一步一步升級,因言獲罪的案例也越來越多。
不過,滕彪指出,習近平上台之後,網絡管控的力度明顯增強。他說,中國政府面對互聯網的,是一直非常警惕,不過在江胡時期,影響沒這麼大,無論是BBS還是微博,這些平台的影響不足以威脅到當局的政權,其次,一些話語,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的話語,也是當局推行市場經濟的需要,所以相對於習近平的時代,打壓得比較輕。但現在情況明顯不同,習近平上台之後,互聯網、社交媒體、NGO組織、維權運動、教會、新聞媒體等等,都逐一打壓,打壓所有的自由力量,所以對網絡的監控也越來越嚴格不足為奇。背後的原因就是考慮到互聯網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威脅,不管實際威脅怎麼樣,但當局看來這是直接重大的威脅。
不可能的任務:槍口抬高一寸
作為一位老媒體人,程益中說,其實中國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沒有結構性的變化,只是力度更大了。“對媒體都是一樣的,從來沒有寬鬆過,我在做總編的時候也沒有寬鬆過,只不過後來它的力度越來越大,越來越到位,越來越制度化、架構化,並且是規模化。”因此,他認為,做自媒體在中國其實是沒有希望、沒有未來的。
曾在中國做過十年審查和審查相關工作的劉力朋也指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審查越來越嚴格,互聯網剛出現的時候,審核員僅僅是私企的內部工作,內部管理也稍微輕鬆,但如今的審查,各種權利部門都有權力審查,有很多直接是網警審查。此外,不僅審查越來越嚴格,對審查員的控制也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每一個審查員後面都有監控,且一些大的操作基本由兩人完成,所有的資料文檔都有數字指紋,幾乎不太可能想起初那樣“槍口抬高一寸”或是“睜隻眼閉隻眼”,更不可能把審查的資料和規則傳到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