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既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紀念日，也在1997年開始，成為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政府管治的地方。從2003年起，7月1日也成為香港人藉大遊行表達要求的日期。可是在最近數年，“七一遊行”因為港版國安法等原因無法再舉行，失去了這平臺，香港人不僅再也失去表達要求的機會，也令更多香港人選擇離開。
“七一對於政權而言，是意義愈來愈複雜的日子，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夠在其他日子，才可以提及有關七一的事，但這樣的話對比以往來說的落差很大。因為七一遊行是可以表達各種要求的地方，不光是政治議題，連各種民生議題也可以在遊行中表達。可是現在已經沒了這空間，甚至連民間也在這寒冬時期作出自我審查。”曾經多次參與七一遊行，現在是左翼政治團體社會民主連線外務副主席的周嘉發，對於無法再於香港舉辦及參與七一遊行，只能夠慨歎從中見證香港社會完全變了另一模樣。
始於二十三條 終於國安法
對於回歸後的香港社會來說，“七一遊行”可說是重要性及受關注度僅次於六四燭光晚會的大型民眾運動，參與人數更是每年政治及社會環境發展的風向儀。香港民主派團體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在2003年7月1日舉辦大型遊行，表達反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要求，結果錄得50萬香港人參與，令香港政府感受到壓力，及後決定撤回立法。
於是民陣及後在每年的7月1日都舉辦遊行，藉此表達爭取雙普選、改善民生及政策改革等多方要求，每年遊行都有數以萬計香港人參與，而在政治氣氛緊張的年份，比如是2012年“佔領中環運動”期間、2014年“雨傘運動”前夕和2019年“反修例運動”風波爆發後，參與人數更高達數十萬。
可是到了2020年6月，香港政府定立《港版國安法》，加上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時期，於是香港政府以疫情為由首次禁止舉行七一遊行。由於《港版國安法》在6月30日正式立法，令民陣宣佈因此取消遊行，但7月1日仍有數以十萬計香港人在既定遊行路線，意圖進行零星遊行，卻被6000名警員強力鎮壓，拘捕370名遊行人士。2021年，港府再次禁止進行七一遊行，也在7月1日當天派出大量警力以武力驅散意圖進行遊行的市民。主辦單位民陣也在同年8月被指涉嫌違反國安法後宣佈解散，至此再無任何香港人及團體舉辦遊行活動，“七一遊行”也成為歷史。
活躍參與者受嚴密監視
社會民主連線曾經在2021年申請舉辦七一遊行但不獲批准，而且礙於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空間在國安法及23條立法後大不如前，周嘉發坦言近年社會民主連線已無意舉辦遊行，甚至在7月1日當天也不會進行相關的表態運動。他表示主要原因是香港人現在也羞於公開對社會及政策表達異議，而且每逢敏感時刻，他自己和党友也會受嚴密監視。
民主派政團社會民主連線在香港言論自由不再之下，仍堅持每週在鬧市區擺放街站表達要求，卻屢遭政府人員阻撓。 （由受訪者提供）
周嘉發告訴美國之音：“我和党友們會莫名其妙受到關注，可能是被人由早上跟蹤到晚上，我坐車和工作的時候，他們也會跟著我，然後坐下一程車的時候，他們又跟著我，就算是去戲院看戲，他們也會在戲院看著我。他們可能是建制媒體的記者，更有可能是便衣警員，應該還沒到國安官員的層次。他們就像鷹在我們的頭頂上游來遊去，我們若主動質問他，他們不會出聲，不過有時會用錄影機照著我們。我覺得很可怕，為何我的日常行蹤也會變為情報﹖”
不過周嘉發和社會民主連線的成員，仍然算是目前香港最積極爭取發聲空間的政團。他們嘗試每週在銅鑼灣鬧市擺放街站，向途人作出政治論述及表達要求。可是就算如此，他們也會被政府阻撓，例如連掛上橫額也被發告票，甚至有些敏感日子連街站也不獲擺放，令周嘉發和党友一直感到無形壓力。
成效不彰令支持者絕望
七一遊行雖然以往每年受中外媒體和社會關注，可是除了2003年一次遊行為政府帶來壓力，從而撤回23條立法，往後的遊行卻難以對態度日益強硬的香港政府帶來影響。加上近年香港社會形勢急劇變化，令不少香港人對表達要求感到心灰意冷。從事文員的文志生從2003年至2019年期間，每年都有參加七一遊行，希望藉遊行表達自己對政府施政及社會問題無法解決的不滿。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也積極參與。可是經過政府和警方的強力鎮壓，令文志生對香港社會及前景感到絕望。
而且回歸以往自己積極參與的七一遊行，文志生明言不想再提起。他表示：“以前我覺得這是香港人可以表達要求的活動，但多年來七一遊行都無法做到，因為多年來遊行的結果就是政府從不回應市民要求。現在香港連集會自由都失去，令七一遊行再沒有意義。就算回顧起來，七一遊行也只是被政治組織拿來跟政府談判的籌碼，政治組織也沒替我們市民向政府傳達訊息，令一切變得更沒意義。所以如果要說的話，七一遊行的唯一作用就是宣洩民憤。”文志生續稱，現在就算透過社交媒體作表態也不行，所以只能跟不少香港人一樣，選擇在不久後的將來離開香港，尋求可以發聲的空間。
離港者盼盡力維持與香港的聯繫
在香港社會變得不再安全，言論自由幾乎喪失殆盡之下，數以十萬計香港人在最近數年選擇移居世界各地。曾任民陣副召集人，也當選過香港中西區區議員的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葉錦龍，就在這背景下離開香港到日本東京大學進修碩士課程。相比起以往在前線舉辦和參與七一遊行，現在的葉錦龍雖然已經離開香港和政壇，但仍然在外地以翻譯香港新聞，以及進行香港問題研究工作，延續外界對香港問題的關注。
葉錦龍坦言目前所做的無法跟七一遊行直接比較，不過在外地也可以盡力影響更多人對香港事務表達意見。他告訴美國之音：“始終我們無法返回香港，不知道我們所做的可以對香港有多大影響。但仍然希望我們做的工作能泛起漣漪，令身在香港的人也感受得到。在外影響人可以把握機會，向身邊的香港人和當地的人多說香港的實際情況，儘量維持他們跟香港的聯繫，並在外地的香港人小團體之間建立向心力。”回顧七一遊行，葉錦龍認為七一遊行以往是香港人參與政治事務的較低門檻活動，也是普羅市民發表意見的平臺，但現在這平臺消失，對社會影響很大，而且肯定會為社會帶來壓力，甚至形成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