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地藝術家 在社會轉型中的角色

兩岸三地藝術家 在社會轉型中的角色

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計劃、中國獨立藝術家聯盟，以及溯源書社最近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記錄．行動．變革」轉型中國的藝術家和社會研討會，邀請來自兩岸三地的藝術家、評論家及學者出席，分析兩岸三地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藝術家扮演怎樣的角色。

中國藝術家舒陽

現居北京的藝術家舒陽在研討會上表示，1976年北京發生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由於當時官方媒體記者被禁止報道，一群非職業的年青攝影人在此運動期間，自發拿起相機拍下現場情況，留下了這一個時代的最重要的影像。隨著1978年中國官方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四五攝影」聯合更多攝影人，在1979年4月成立文革後中國第一個民間攝影組織：「四五影會」。

舒陽指出，受「四五影會」的展覽啟發，1979年9月底，多位藝術家在北京中央美術館外的街心公園舉行了「星星美展」。後來北京市公安局扣押了畫展的展品並中止畫展，引發了當年10月1日，由民間團體和藝術家發起的遊行。

舒陽展示1979年10月北京藝術家參與遊行時高舉「要藝術要自由」的標語的照片

舒陽說：這個遊行在當時造成了非常大的震動，「星星美展」非常明確的在這個遊行當中提出，「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的口號。我認為，為甚麼今天我們經常把「星星美展」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的開端，就是因為這兩句話表達了，藝術家對中國文革後社會轉型的願景。

舒陽表示，1980年代，中國構成了突破原有藝術體制的中國當代藝術的10年，不過藝術家沒有預料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導致1980年代中國社會理想主義的完結。舒陽並表示，藝術評論家栗憲庭主張，19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應轉向關注當下，引導當代藝術向本土社會生根發展。

朱其展示中國維權藝術家艾未未的一組大型雕塑作品《處境》的照片，作品再現艾未未被當局拘押81天的情景

舒陽指出，特別是艾未未近年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一系列介入社會的行動，例如對四川汶川大地震死亡學生的社會調查，將藝術家與社會的實際行動力，展現在世界面前。舒陽表示，中國當代藝術最特殊的現象是行為藝術，近年很多行為藝術家表達對廢除勞教、茉莉花革命等社會改革的訊息，但都受到官方打壓及強行管制，反映中國又回到比較嚴格的社會狀態。

舒陽說：譬如說1979年還能上街遊行，然後北京市政府還去妥協，一直到今天這個政府變得越來越強大，經濟上我們這幾年叫做「國進民退」，她變得非常強勢、非常強大。這個也讓我想到，希望大陸多關注香港的民主發展。

舒陽認為，香港的民主要長遠發展，必須要影響大陸，因為中港之間有此消彼長的關係，而且世界已經連在一起，所以香港的民主發展一定是一種向外的，而不是僅僅立足於本土。

舒陽說：譬如說現在那個7-1大遊行等等的，我覺得這個對大陸人是最好的教育，所以就像六四的意義，並不是只對中國，她是對冷戰結束的一個推動。香港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她對大陸就是一個示範。

中國國家畫院美術研究院研究員朱其在研討會上表示，每次到香港都會買一些關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書，因為香港對大陸的文化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自由出版港，近年來香港出版的中國近現代歷史書，改變了很多大陸青年菁英的歷史觀。

中國國家畫院美術研究院研究員朱其

朱其說：香港已經在改變大陸很多知識份子的歷史觀，通過出版。就像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一個例子。他印了12本、花了7年時間，大陸所有關心這個事情的幾乎都讀，但這本書在大陸沒有出版，都是通過包裡藏幾本，旅行箱裡藏幾本這樣，然後回去又複印10幾本，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幾乎達到了在大陸公開出版一樣的效果。所以高華絕對是有香港自由出版這個成就，而且現在還有一個方便就是簽註特別容易，中國的大城市到香港一個小時就可以簽出來，不需要任何認明。

朱其認為，香港的民主不只是香港本身的，也是兩岸三地共同的，而台灣的民主化發展，遇到更高層次的問題。

朱其說：台灣的問題就是從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以後，怎樣避免民主劣質化的問題。就好比說台灣的電視，看多了覺得它是民主，另一方面民主變成一種口水文化了，一群人在媒體上做談話節目，很多人在電視上胡說八道，他們卻主導了社會輿論，真正的知識份子、菁英，反而對社會沒有影響。

台灣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明秀在研討會上表示，台灣在1980年代末期解嚴之後媒體開放，相對的到現在出現因為有大資本，造成了媒體壟斷的問題，去年反媒體壟斷在台灣成為很重要的一個議題。陳明秀並表示，台灣在解嚴前後，也跟中國一樣有紀錄片的熱潮。

台灣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明秀表示，台灣在解嚴前後，也跟中國一樣有紀錄片的熱潮

陳明秀說：台灣在解嚴前後也是比較多新聞工作者、藝術家，或是對媒體有興趣的創作朋友，他們會去發掘一些社會不公的題材，然後希望透過影像來發揚正義。這樣一個狀況在遇到民主發展上的一個不均衡，突顯媒體創作帶出的一個價值，到了民主發展、社會發展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所謂紀錄片要做甚麼﹖是不是有這樣的思考﹖到了最後紀錄片只是變成一種工具而已。

筆名阿平的香港政治漫畫家在研討會上表示，以政治漫畫取悅讀者往往比文字容易，有時要批評政治，從幽默感或者從生活細節去諷刺一下，可以達到改變不了事情，但能引讀者一笑的效果。

香港政治漫畫家阿平展示將於8月在香港舉行、以普選為主題的漫畫展的傳單

阿平指出，1984年開始香港的政治漫畫圍繞主權移交展開的中英角力，左派報紙則出現反英抗殖的諷刺漫畫。到1989年六四事件，使政治漫畫的反專制、求民主的大方向明確下來，並在後來的香港本土的各種政治議題上，旗幟鮮明地支持民主派的立場。尤其是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幾屆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和任用官員的種種缺失，成為每日政治漫畫的豐富題材。

阿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報紙比較多元化，2010年後，香港政治漫畫受到言論自由空間收窄的影響，在報紙的發表空間收縮。

阿平說：這個僅指印刷媒體的情況比較嚴重，其他的網絡空間暫時未見到有一個收縮的情況，所以也是此消彼長地，現在網絡上是百花齊放了，因為紙面媒體的空間減少。而紙面媒體的空間減少也是由於生態的問題，因為現在經營的困難，以及他們依賴的資金來源，可能有很多情況下是有些勢力、有些影響力，令他們不敢如過往一樣用這麼多政治漫畫。

阿平的作品諷刺香港主權移交後政治環境的變化

阿平指出，近年香港本土政治以外，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的關注也越來越明顯，成為一類「香港自由環境下的中國政治漫畫」，也湧現出一批年青的政治漫畫作者。雖然技巧參差，觀點有時過於個人主義，但優點是反應迅速、勇於表達，與自我審查傾向日趨嚴重的報紙，成為此消彼長之勢。阿平認為，香港的政治漫畫將來有機會進入中國大陸。

阿平說：我還是有些審慎樂觀，因為我覺得開放及普世價值貫徹落實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就算中國現在如何採取方法不歡迎資訊自由、批評自由，但是她最終都需要開放言論環境。所以最後政治漫畫這種表達意見的、一種比較幽默的藝術，它必定能夠進入中國大陸，不過進入的程度有多大，以及自由度有多大，當然不知道。

阿平的作品也有關注中國的政治現況，他認為中國有可能開放香港的政治漫畫

面對佔領中環、普選等香港近期最熱門的政治議題，一個香港漫畫家組織將於8月舉行一個以普選為主題的漫畫展覽：「萬人迷普選」，通過圖像引發更多對佔中和普選的思考及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