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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餵“中國龍” 荷里活 “養龍為患”-來自荷里活內部反思
在電影《末日之戰》(World War Z)， 又稱《地球末日戰》最後一幕中，荷里活巨星布拉德·彼特（ Brad Pitt）飾演的前聯合國調查員傑瑞·藍恩（Gerry Lane ）為尋求阻止喪屍病毒蔓延全球的辦法來到了靠近中國北方的一個俄羅斯村莊，因為極冷的氣溫有助於減緩病毒的蔓延。藍恩問當地人：“中國人到哪裡去了？他們沒有過來和你們一起戰鬥嗎？”
在被告知中國人可能已經被病毒全部殺死後，藍恩反駁說，“我不相信14億中國人全部消亡了，中國人是那麼的堅韌並具有創造力。”
後來，藍恩乘坐飛機來到中國上空尋求中國人的生命跡象，最終，他們在青藏高原上找到大部分中國人。原來，聰明的中國人沒有去寒冷的北方，而是來到了同樣會令病毒減緩蔓延的高緯度地區。
隨著藍恩的視線，鏡頭中將出現了令中國人驕傲的綿延數萬公里的高速鐵路…同時，影片還將展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每一件武器與殭屍病毒作戰，最終將中國人帶到了青藏高原。
影片最後通過藍恩之口強調，中國人是不會不戰而亡，而且，他們很可能在美國人之前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荷里活沒有中國壞蛋--荷里活曾為取悅中國費盡心思
這是荷里活製片人克里斯·芬頓（Chris Fenton）在自己的新書《投餵中國龍，置身於荷里活、NBA和美企面臨的萬億美元難題》 （Feeding the Dragon: Inside the Trillion Dollar Dilemma Facing Hollywood, the NBA, & American Business）中講述的他曾經為了讓《末日之戰》能通過中國的審查制度而進行的創意改編。
芬頓曾連續17年擔任DMG娛樂傳媒集團美國公司的高管，負責向中國引進美國影片以及與荷里活合作拍片事務。 DMG娛樂傳媒集團曾與荷里活迪斯尼娛樂傳媒集團、漫威影業共同出品拍攝荷里活大片《LOOPER環形使者》、《鋼鐵俠3》等。
DMG娛樂傳媒後來退出了《末日之戰》的製作，芬頓為《末日之戰》設置的場景並沒有在影片中出現，但是，芬頓說，他的創意當時是得到影片的製片商派拉蒙(Paramount)影業以及荷里活製片公司Skydance的讚同和接納的。
他告訴美國之音，他的所有創意初衷來自於對原作中的一句話--“中國陷入一片黑暗（China went dark）”的擔憂。芬頓說，一看到這就話，他就意識到，這根本不會通過中國的審查。這樣的結果不僅會讓《末日之戰》絕緣中國市場，同時也會給派拉蒙公司帶來更多的損失。
芬頓相信自己的創意一定會被中國政府的審查員接受，因為這個創意不僅加入了中國元素，而且強調了中國對世界的重要性；不僅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高鐵技術、中國美麗的山川河流，而且也向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的科技、創新以及中國醫藥的力量。
《末日之戰》2013年上映，在全球獲得了超過5億美元的票房，因為種種原因，最終卻沒能在中國上映。當時，為了獲得在中國的發行協議，派拉蒙影業不僅刪除了芬頓認為可能會出問題的那句話，還刪除了有關中國的所有章節。根據原著小說，喪屍病毒的爆發起源於中國重慶，而且由於中國政府沒有及時處理，最終病毒在全球爆發。
像芬頓和派拉蒙這樣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修改和刪減故事情節的例子在荷里活不勝枚舉。根據美國筆會8月份公佈的題為《荷里活製作，北京審查：美國影業和中國政府影響力》（Made in Hollywood, Censored by Beijing: The US Film Industry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fluence）的報告，為了取悅中國當局，荷里活片商開始對電影的方方面面展開自我審查，不惜改動演員人選、故事情節、劇本台詞、甚至場景服裝，唯恐誤碰了北京的審查紅線。
芬頓也有因為修改和改變在中國獲得巨大成功的例子。由於芬頓和DMG娛樂傳媒的努力，2012年的荷里活電影《環形使者》（Looper）將原來一個與中國毫無關係的故事改成發生在美國和中國。影片中加入了中國的鏡頭，中國女星許晴也加盟拍攝。
在2013年上演的《鋼鐵俠3》中，中國演員王學圻飾演的吳醫生也是芬頓爭取並妥協的結果。在芬頓原來的設想中，他想加入一個中國小男孩的形象。這個孩子因為文化交流的關係跟著自己的父親來到美國腹地的農村地區。這個孩子不僅幫助鋼鐵俠找到了藏身之地，並看護受傷的鋼鐵俠，直至其全癒。芬頓的建議沒有被製片商漫威完全採納，小男孩變成了“吳醫生”。吳醫生最後救了“鋼鐵俠”一命。
除了增加吳醫生以及中國女星范冰冰飾演的另外一個角色外，漫威的鋼鐵俠3還有意遮掩另一些中國元素。比如電影中反派“滿大人”的設計。在漫威漫畫中，這個“滿大人”一直是鋼鐵俠的死對頭。 “滿大人”是中國清朝各級地方長官的稱呼。但在電影中，“滿大人”由美國演員本·金斯利（Ben Kingsley）飾演，名字也被漢譯為“曼達林”。他身邊擺放著AK47，喜看英超利物浦隊的比賽的細節，令人不禁聯想到現實中的本·拉登。
芬頓說，中國對荷里活影響巨大，荷里活的自我審查不僅涉及到那些將要進入中國市場的已經完成的影視作品，有些項目在策劃階段甚至就遭到了提前預設的自我審查。
他說： “其中一個就是預設的自我檢查，這種審查在劇本創作、版權購買和構思之前就出現了。任何與台灣、香港或西藏有關的敏感話題，你知道，任何與人權有關的事物。這些，不管是什麼，在荷里活都是禁忌，不能做的。”
他說，荷里活現在甚至對那些不需要進入中國市場的電影或電視劇集進行審查，因為他們擔心最後中國發現了之後，會懲罰參與電影製作的導演和製作公司，令他們的其他作品也無法進入中國市場。
米高梅和索尼2012年聯合重拍的《赤色黎明》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在重拍這部電影時，原來的壞人角色蘇聯已垮台，需要新的壞人角色，於是該影片將入侵者由蘇聯人改為中國人。洩露出來的劇本遭到中國媒體嚴厲批評。後來，米高梅公司決定剪掉該片中的中國國旗和軍事標誌，修改對白，將入侵者改為北韓人。但是，芬頓說，中國人覺得丟了面子， 索尼和米高梅的面臨的懲罰不止限於《赤色黎明》在中國被禁。這兩家公司的其他電影第二年在中國也沒有被獲准放映。
美國筆會的塔格爾說，荷里活自我審查的原因主要有兩大因素：一個是中國巨大的市場。一部影片在中國市場的成敗將決定這部電影最終的商業成敗；第二是中國政府無處不在的審查制度，中國利用這樣的審查制度來完成自己想要的目標。
荷里活“養龍為患”，美國利益和價值觀遭到“反噬”
芬頓說，他曾經一直認為自己只是在做該做的工作，努力讓中國市場接納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企業， 甚至他認為自己是在促進“全球化”的使命，推進美國利益，推進全球利益。
他說： “我要說的是全球化的使命。我們希望為美國產品和服務打開中國市場，因為這對美國有利，增加就業機會，增加GDP，把民主的軟實力傳播到中國。我們有很多想法和理由繼續推動我們完成這項工作。這是我們的使命，是全球化的議程。不惜一切代價的全球主義，這應該使美國受益。”
芬頓說，他只是在寫書的過程中，才逐漸意識到了自己以及荷里活以及美國其他企業迎合中國喜歡的做法可能會損害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利益和價值觀。真正讓他“頓悟”的是2019年休斯頓火箭總經理莫雷事件發生後，美國民眾的反應。
他說：“我沒想到會發生的事情是，美國公眾的反應是完全震驚，完全不知道美國企業一直對中國政府那樣的'磕頭'和'取悅'。不僅是NBA，而且荷里活和其他企業一直在這樣做事情。因此，這對我來說是一次真正的警鐘，因為這是對美國公眾來說也是一次警鐘，他們意識到美國公司與中國互動，卻沒有做到真正的愛國。”
2019年10月4日，美國男子職業籃球聯賽（NBA）球隊休斯敦火箭（Houston Rockets，侯斯頓火箭）總經理達雷爾·莫雷（Daryl Morey）在推特發文支持香港反修例示威者。推文引發中國的強烈反應。中國籃球協會暫停了與休斯敦火箭隊的合作；NBA比賽中國區持權轉播商，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和互聯網公司騰訊（Tencent）也停止播放火箭隊的比賽。
莫雷後來不得不刪除推文道歉，火箭隊和NBA也努力迴避與中國立場的衝突。莫雷和火箭隊以及NBA的做法在美國國內引發輿論嘩然。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政客指責NBA沒有維護民主價值，而是為了商業利益向北京低頭。直到今年10月9日，NBA才獲准重返中國。
芬頓說，他覺得自己，包括荷里活和美國其他企業先前的做法的確是屈服於中共的資本主義模式，沒有體現美國的價值觀、原則以及國家安全，並讓中國獲得了制衡自己的力量， 現在是時候停止這樣的做法了。
他說： “這不僅僅是荷里活問題，也不僅是技術問題、籃球和體育的問題或其他各種行業的問題。這是所有行業所面臨的問題。為了使產品和服務進入那個市場，您必須遵循某些規則才能通過CCP的（管控），才允許您與消費者接觸，但是隨著事件的流逝，這些流程、規章和我們需要遵循才能存活的規則，正變得愈來愈糟，愈來愈嚴重。對何為真正的美國的侵蝕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要麼現在必須停下來進行反擊，否則我們會輸掉所有，因為這只會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他說，他把自己的書取名為“投餵中國龍”就是想要提醒大家，你“投餵”的這條龍變得愈來愈強大時，終有一天會反噬，讓你失去所有的機會。
芬頓說，作為商業推手，他能接受電影受市場力量的驅使，為了市場作出一定的改變。荷里活也為日本、北韓和中東市場以及其他市場上作出過改變。中國不僅要求荷里活為中國市場作出改變，甚至要求荷里活在全球作出改變。
芬頓舉例說，中國曾要求不要看到《壯志凌雲：獨行俠》（Top Gun：Maverick）中，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飾演的飛行員的夾克，因為上面有中華民國和日本的國旗。派拉蒙和電影製造者同意為中國市場上作出改變，剪掉這個鏡頭，或是對國旗作出模糊處理，但是，中國不並滿意。中國要求這個鏡頭在其他市場放映時也不能不看到，否則電影不能進入中國市場。
芬頓認為這是問題，因為這已經損害了荷里活作為創作和言論自由基地的基礎。他說：“他們現在告訴我們，我們能或不能讓阿根廷的某個人、 德克薩斯達拉斯的某個人、德國法蘭克福的某個人看到某個鏡頭。這是不能接受的。”
《末日之戰》電影的改編遭到原著作者麥克斯·布魯克斯（Max Brooks）強烈反對。因為小說對新冠疫情的“神預言”，《末日之戰》今年再次成為熱門話題。布魯克斯今年2月在《華盛頓郵報》談他的創作初衷時說，他當時是根據中國政府2003 年對SARS的反應來撰寫小說情節的。他認為“社會開放、政府運作透明、資訊自由流通是公共衛生的基礎”，荷里活的審查刪改審查刪是“為虎作倀，危害公民”。
詹姆斯·塔格爾（James Tager）是美國筆會（Pen America）負責言論自由和政策研究的副主任，也是報告《荷里活製作，北京審查》的主要撰稿人。他最近在報告的發布會上說，考慮到還在流行的新冠疫情，派拉蒙在《末日之戰》中刪除中國章節的做法就並不是小事。
他說：“當我們考慮到書的作者專門選擇並設定該病毒起源於中國，實際上是對中國的審查制度和潛在的公共衛生後果的一種評判；當我們考慮北京如何應對新冠病毒，將那些敢於批評和質疑政府回應方式的人和持不同政見者關進監獄的做法，那麼，這種看似微小的變化似乎不再那麼微不足道了。”
芬頓告訴美國之音，在得知布魯克斯的創作初衷後，他才知道自己先前的提議問題有多嚴重。他說，他很慶幸自己的創意最後沒有出現在影片中。
但是，對中國來說，荷里活電影中出現或是刪減幾個有關中國的鏡頭已經不能讓其滿足。中國已經出台政策，要求在中美合拍片中，中方出資比例一般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必須有中國演員擔任主要角色， 並需要在中國取景。話句話說，中國需要取得電影市場的“話語權”，並希望荷里活“講好中國故事”。
美國筆會的塔格爾說，北京的目標不僅僅是影片本身。他說：“北京影響荷里活的目標不僅僅是刪除他們認為的可能負面內容，而是利用荷里活電影集體塑造出一個過濾後的中國以及中國政治領導層的形象。”
荷里活“吱吱作響”的輪子
芬頓說，自己是荷里活那隻“吱吱作響的輪子”，希望自己的呼籲可以讓荷里活認識到中國的問題。
不過，芬頓不是唯一的一隻。 2019年，被譽為荷里活鬼才導演的 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就拒絕修改《荷里活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中有關華裔動作影星李小龍的形象。塔倫蒂諾的影片中展示了李小龍性格中“脾氣暴躁和傲慢”的一面。李小龍後人向電影局投訴，要求修改其父親在電影中的形象。中國官方也認為這是“辱華”， 因為李小龍是“華人世界的精神偶像”，要求塔倫蒂諾修改。但塔倫蒂諾堅持認為，他描繪的是真實的李小龍。電影最後被中國政府撤檔。
塔倫蒂諾的做法還得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讚賞。蓬佩奧發推文說：“我為昆汀·塔倫蒂諾鼓掌，他拒絕重新剪輯電影來迎合中共的審查。（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如言論自由等不可出賣。”
但是，美國筆會塔格爾說，他擔心荷里活對中國的迎合會愈來愈嚴重，因為中國的市場愈來愈大，對荷里活的吸引力也愈大。
根據塔格爾主撰的報告，2018年第一季度，中國電影季度票房首次超過美國。根據新冠疫情之前的預估，到2023年，中國票房將達到155億美元，大大超過美國2019年的大約114億美元。今年，也就是2020年，中國預計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
報告說，“這意味著，荷里活首席執行官，製片，編劇，都在愈來愈多地眼睛瞅著中國市場來編劇、拍攝和製片，看如何進入中國，以便在那個有利可圖而日益壯大的市場中保住一席之地。”
荷里活與中國的關係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除了美國筆會的報告之外，美國國會9月出版的國會中國小組報告也談到了這個問題。
更早時候，今年5月，美國聯邦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宣布推出新的立法，禁止美國國防部（DOD）與親中共的荷里活電影製片廠合作。
為了準確描繪軍事故事以及確保敏感信息不被洩露，美國國防部與荷里活一直都關係密切，並且已經與電視和電影製片廠，合作拍攝了將近100年的電視、電影。 ，這其中就包括《壯志凌雲》和《鋼鐵俠》等。
聯邦參議員克魯茲說：“長期以來，荷里活一直以增加收益為由，配合中國的內容審查和宣傳”，他準備提出的議案“將迫使荷里活片商在美國政府的援助與中國的經濟收入之間做出選擇”。
現在還不清楚荷里活的選擇。芬頓說，現在的狀況是中國佔了上風。由於美中關係緊張，以及外界對荷里活的密切關注，荷里活現在幾乎沒有人在談論與中國的合作計劃。
他說： “工業界對此保持沉默，主要是因為這對他們的業務造成了一定的損害。目前，作為吱吱作響的輪子，對我的業務也受到損害，但是，我認為現在夠了，我們需要頂回去。”
他認為，目前需要首先打破荷里活與中國的關係，以便解決這個關係中的效率低下和不平等的問題，使其重新獲得平衡，從而使它變得更加親美國和親民主。
芬頓強調說，打破荷里活與中國的關係並非是讓荷里活與中國全面脫鉤。他認為，由於美中關係的惡化，美中在人權、國家安全和政治方面的分歧，更凸顯美中商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而這正是荷里活發揮作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