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日兩國民間感情不斷惡化的現實已成為兩國關係“新常態”。曾幾何時，日本敬仰、憧憬的中國成了部份中國學者指出日本人“厭惡”與“恐懼”的對象。對於中國學者的看法，日本一些學者雖不全同意，但也不能否認日本人看中國的眼光已從仰視變俯視。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為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一書寫的序言，形容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尤其是自甲午戰爭(1894年，日本稱日清戰爭)起，“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在‘仰視’和‘俯視’之間兩次交替，今天又出現了‘厭惡’和‘恐懼’，的確是國際關係中的特例，也是日本對外關係中的特例”。
兩次交替論
王緝思指的兩次“仰視”和“俯視”交替時期是甲午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在日本研究中國和中日關係的學者之間，認為日清戰爭是日本開始蔑視中國的轉折點也較常見，因為日清戰爭日本240616兵力戰勝中國630000兵力，中國死傷35000人，日本戰、病死傷17058人的記錄連日本自己也由驚訝衍生出對大清帝國的輕蔑，這是中國《漢書》記載公元前1世紀的倭國以來，近2000年雙方交往史中，日本首次對文化源頭的中國從仰視變成俯視的明顯轉折點。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石井明說，仔細尋找依據後，可以發現其實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日本社會就有蔑視中國的痕跡。他說：“日清戰爭前，約在鴉片戰爭後的明治時代印刷品中就能看到不少日本人稱清國人為‘清國佬’，‘佬’字就帶有輕蔑意思。當時有日本武士到上海，看到上海落後的風貌後說‘原來清國只不過如此，清國佬再沒有值得日本學的東西了’”。
石井指出，日清戰爭結果是促使已開始學西洋科技與文化的日本，奠定了蔑視中國的意識。後來日本再取得日俄戰爭勝利，更是自信心大膨脹，以至目空世界，走上軍國主義擴張道路，直至二戰結束。
留學成果差異
另一方面，1860年至1870年期間，清朝伴隨洋務運動也開始學西方，對外派遣留學生。日本同志社大學一份研究報告指出，1872年起4年期間清朝每年選送12歲至16歲的30名少年作為公費留學生去美國，是清朝最早對外派遣留學生的記錄，當時被稱為“幼童留美”；1875年清朝又開始向歐洲派遣留學生，1876年直隸總督李鴻章送卞長勝等7名淮軍軍官去德國學軍事，甲午戰爭時北洋水師內也有留過學的軍人。
但中國真正學到的西方科技有限，北洋水師的洋炮甚至在甲午戰爭中沒打響。比較中日學生留學成果，1896年出生的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是日本早期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他指出日本人留學後是把自己學到的科技帶回國實踐，乃至發揚光大；中國人則基於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意識，回國後大部份為官，甚至從未實踐過。這是中日兩國對官員和技匠的價值全然不同的概念，也導致中日學西方科技效果懸殊。
石井指出，明治時代日本已學得了西方科技和文化成果，清國人為了節省留學費用，流行留學日本，這也進一步奠定日本人對清朝、民國的人都要來學日本生出了優越感。即使在甲午戰爭後，清朝留學日本的人數也超過兩萬人。民國依舊，孫文、蔣介石、周恩來、魯迅都留學過日本。
仰視戰勝國
王緝思在《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印象》序言中說:“明治維新之後，特別是在甲午戰爭打敗中國、日俄戰爭重創俄國之後，日本轉而成為亞洲第一強國，同歐美列強平起平坐，對中國的親近感和敬畏之心永遠成為過去，輕視乃至蔑視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沙文主義甚囂塵上，直至侵略、奴役中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國際地位顯著提升；而其時的日本不僅經濟凋零，還不得不接受美國的軍事佔領，無權擁有正規軍隊。按理說，戰後的日本該仰視中國了。可惜的是，中國很快陷入內戰，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又長期被台灣當局佔據”。
王緝思認為“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日本社會主流的中國觀再次對中國充滿崇拜和憧憬之情，而且這次的崇拜與憧憬不同於歷史上日本人對作為日本文化源頭的中國文化長期抱有的崇拜與憧憬，而是一種對通過革命手段建立新國家的嚮往，認為新中國的道路才是日本應該走的道路”。他指出，日本意識到近代對中國所犯的罪行，所以還存在多一層反省和贖罪意識。他認為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及後來的幾年讓日本人再次對中國失望。中日建交以後，日本更了解中國社會，經濟實力也遠超中國，不少日本人開始同情中國，希望能幫助中國改變落後狀況，結果是‘仰視’又變成‘俯視’”。
石井不認為二戰後日本看中國的眼光有仰視變化，他說：“在日本眼里，美國才是戰勝國，中國沒有戰勝日本”。他也不認為二戰後日本俯視中國的原因是文革，他認為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才影響了日本人審視中國的目光。
關鍵的事件
1978年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同年起日本內閣府至今每年實施的“外交輿論調查”，都包括對中國的印象、感情等調查。該調查制作成圖表明確顯示，1989年日本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民意大幅下滑，相反的情緒則大幅上升。經過幾年接近的數字後，1996年沒親近感的民意首次超過有親近感的民意，最大原因是1995年起中國台海軍演導致的“台海飛彈危機”。
石井還指出中日從建交起關係就不正常，“中日建交是中美改善關係的附屬品，日本是美國的反共‘橋頭堡’；中國寬大地與日本建交，是急於針對蘇聯這個頭號敵人的外交需要。可是中國國民不滿政府寬大，雖然當時不少經過戰爭的日本人被中國的寬大感動，重新拾起對中國崇敬和贖罪心，認為日本該用經濟援助來變相賠償中國。但沒經過戰爭的日本人並沒贖罪意識，在老一代人逐漸淡出後，現代日本社會主流是把經濟援助中國視為協助中國擺脫落後”。
石井也否定王緝思指日本人不是仰視便是俯視中國，從來沒平等看待中國的論點。他說：“89年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制裁中國，日本不僅最早解除制裁，而且1992年天皇訪華，當時的宮澤喜一政權提出‘世界中的中日關係’設想，就是倡導兩國平等合作，後來海部俊樹政權也繼續這個設想，只是都沒成功”。
交往生反感
石井對仰視變俯視的過程說：“古代日中隔了個難以逾越的浩瀚大海，大部份日本人只能憑想象憧憬中國，但鴉片戰爭後越看現實的中國越看出中國落後。現代網絡發達更容易了解中國，過去我訂閱《人民日報》要等運到，現在網絡上隨時看；現代日中交往也廣泛和密切，於是摩擦也就增加了，這不可避免，甚至很正常。現代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是純碎合作友好，都要有利自己國家利益，有互利最好，但對立或許才正常，外交是怎樣去化解對立”。
由交往中國人而生出反感印象的日本人也很常見，長年研究中國的早稻田大學教授天兒慧對現代日本俯視中國的原因既有體會，也有分析，篇幅有限，請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