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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刀把子”暗諷印度 自詡威權管制的優越性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失控，確診染病人數突破2200萬，超過24萬人死亡，每天新增確診者人數佔全球三分之二。正當印度當局對疫情束手無策之際，中國官方社交媒體日前刊載涉嫌諷刺印度的新聞合成圖片，引起輿論強烈反彈。事件除了使民族主義暴露無遺之外，也給中印關係再度蒙上陰影。
合成圖引發爭議
在引起爭議的合成圖片中，左邊是中國長征八號運載火箭點火瞬間，右邊是印度火化新冠病毒死者遺體，圖片以“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為主題，配上“印度單日新增確診超過40萬例”的小標題。
最新數據顯示，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每天有數十萬起新增確診病例。有分析認為，人口龐大的印度，除了面對疫情進一步擴散之外，還存在病毒變種的危險，因此，短期內要把疫情控制住難度很大，再加上印度本身的醫療衛生條件薄弱，更是難上加難。
這張合成圖片本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法委新聞網站官方微博“中國長安網”發布後，被網民解讀為中國官媒是希望帶出這樣一個訊息：中國疫情受控，有餘力發射火箭，而印度抗疫不力，導致大批民眾死亡。反對者認為，印度疫情白熱化之際，中國官媒刊登這樣的圖片“極為不恰當”，有人更以“冷血無情，毫無人性”來形容。
另外，中國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國警方在線”等官方賬號也上載了一張把武漢“火神山醫院”與印度火化議題拼在一起的合成圖片，並以“印度德里把狗用火葬場改為人用”作為說明。
北京維權人士胡佳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長安網”等官方微博的處理手法使人費解，因為去年武漢等地爆發的疫情仍令人記憶猶新，很多中國人也走過那個痛苦的階段，很多屍體在醫院無人收拾。
中共的“刀把子”
“中國長安網”被視為“全國政法綜治系統重要網絡宣傳陣地， 信息發布渠道和輿論引導平台”，據稱擁有超過1500萬關注者。
胡佳說：“在中國，政法委是刀把子，中央軍委是槍桿子，宣傳部是筆桿子。這刀把子實際上是對內控制最為重要的一個系統。我們面對的什麼公安、國安、司法監獄部門、檢察院、法院、統統歸政法委管轄。控制這個國家最嚴格的都是這個體系的。他們的最高部門的司令模式是非常冷血而粗暴的，價值觀是顛倒的，沒有任何人性和基本道德廉恥的。在這種價值觀之下，它在對內統治上會採取什麼手段呢？”
除了合成圖片引起爭議，中共政法委認證賬號也在網站上發視頻批評印度，說中國向印度無償提供兩萬台製氧機，印度卻“恩將仇報”，指責中國國防部在邊境動手腳。
胡佳認為，中印兩國的矛盾不應成為諷刺印度的理由。他說：“不能否認的是，中國和印度存在邊界爭議，雙方軍隊也曾爆發衝突，但是，新冠病毒作為全球性的災難超越兩國之間的爭端，如果印度不能克服難關，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 ”
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政體。 “紐約時報”引述分析表示，印度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形象，有時會被中國用作負面例子，捍衛北京的威權管治以及所謂的“中國發展模式”。
不願與印度相提並論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賜認為，中國還有一種心態，就是不希望讓西方把中國與印度相提並論。他說：“中國有一種自大心態。我比你好，比你強。如果拿中國跟印度相比的話，反而有損中國比較自傲的地位。它們是在排斥這個事情。因為印度擁有相對比較民主自由的媒體。通常在這種時間點，中國的反應就會比較激烈。一系列的爭議出來的時候，國際媒體都會檢視中印關係。”
而就在“中國長安網”發布“電火拼圖”的前一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印度新冠疫情向印度總理莫迪致慰問電，並以個人名義，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慰問，表示中方願意和印方加強抗疫合作，向印方提供支持和幫助。
方天賜說：“這一次的疫情習近平有特別表達慰問之意。他有提到，他有代表他個人去致意。某種程度上，北京官方也認識到，現在整個中國，包括領導人在內，形像是比較負面，所以需要適當扭轉。在這個時間點，這種東西都可能會讓已經脆弱的（中印）關係進一步惡化。
印度民眾會覺得，現在是印度處境困難，你還要故意占我的便宜，當然這種反彈就會更加劇烈。 ”
體制內的不同聲音
“中國長安網”合成圖事件也引起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與復旦大學學者沈逸的激辯。沈逸肯定政法委微博，並以“聖母婊”諷刺反對聲音。但以煽動民族主義著稱的胡錫進則一反常態。他表示，官方機構的賬號應當高舉人道主義大旗，把中國社會牢牢置於道義高地上，他認為這是任何中國官方機構應有的態度和表現。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崇義對美國之音說，有理由相信，合成圖事在中共內部引起很大爭議，從微博迅即被刪掉就可以看到端倪。他說：“它不僅僅是違反人類的普世價值，它同時也違反中國人自古以來的一些基本道德。這在內部是有很多人不滿，包括宣傳口的人也認為太過分了。這種不同聲音，不同意見，在中國社會一直存在，只是因為宣傳口的干部，這些網警們卡得很緊，就把它刪了滅了。在這事你能看到，這些網警用這種方式表示，他們對習近平以及習近平這些跟班打手們的不認同，不認可。”
馮崇義譴責中共的宣傳機器為了激起民族主義，不惜犧牲中國的國際形象。他說：“國際形像在習近平的這些跟班眼中而第二位的。第一位就是要展現大國之風，大國的雄風，和展現習近平一個政治強人的國際形象，就是我是強大無比的，中國正在民族復興，正在實現中國的中國夢，其他周邊國家都應該俯首帖耳。”
宣傳大軍被指不擇手段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院馬曉月向紐約時報表示，歸根究底，中國政治宣傳的主要對像是國內的老百姓。學者馮崇義譴責，這支宣傳大軍為求達到目的，往往不擇手段。
馮崇義說：“它培養了一批跟希特勒黨衛軍一類的人才也好，你叫他打手也好，對整個世界，對周邊地區，破壞性都非常大，譬如在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中，它調動了整個中國的民情，要把香港所有這些上街的人當成蟑螂，都要滅掉，或者喊出'留島不留人'的口號，把你們全部殺了，把你們全部趕走，把所有香港人都當成賣國賊，要對香港進行第二次回歸。就靠民族主義來作為黨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像習近平所描述，海外有很多敵人遏制中國，不讓中國崛起，需要雄才大略的領袖，像習近平這樣,完全可以把改革的一些成果，像任期制兩屆也可以廢掉，建立一個以習近平個人崇拜為基礎為目標的極權主義權利框架，它的精神支柱就是民族主義。”
北京維權人士胡佳認為，這場風波把中央政法委不為人所知的一面暴露無遺。他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它可以讓國際社會，可以讓中國更多公眾看清這個部門，它們的腦海中是怎樣思考問題的，是怎樣看待全球性的新冠災難的。這次絕非只是惹惱了深深陷於新冠漩渦的印度，整個文明社會，具有普世價值有基本人性的社會，都會極度反感，它們也由此認識在中國這些統治部門、國家權力機關是怎樣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