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刀把子”暗諷印度 自詡威權管制的優越性

資料照:中印軍事指揮官在兩國邊界邦拉山口舉行會議的會議室牆上懸掛的中印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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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刀把子”暗諷印度 自詡威權管制的優越性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失控,確診染病人數突破2200萬,超過24萬人死亡,每天新增確診者人數佔全球三分之二。正當印度當局對疫情束手無策之際,中國官方社交媒體日前刊載涉嫌諷刺印度的新聞合成圖片,引起輿論強烈反彈。事件除了使民族主義暴露無遺之外,也給中印關係再度蒙上陰影。

合成圖引發爭議

在引起爭議的合成圖片中,左邊是中國長征八號運載火箭點火瞬間,右邊是印度火化新冠病毒死者遺體,圖片以“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為主題,配上“印度單日新增確診超過40萬例”的小標題。

最新數據顯示,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每天有數十萬起新增確診病例。有分析認為,人口龐大的印度,除了面對疫情進一步擴散之外,還存在病毒變種的危險,因此,短期內要把疫情控制住難度很大,再加上印度本身的醫療衛生條件薄弱,更是難上加難。

這張合成圖片本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法委新聞網站官方微博“中國長安網”發布後,被網民解讀為中國官媒是希望帶出這樣一個訊息:中國疫情受控,有餘力發射火箭,而印度抗疫不力,導致大批民眾死亡。反對者認為,印度疫情白熱化之際,中國官媒刊登這樣的圖片“極為不恰當”,有人更以“冷血無情,毫無人性”來形容。

另外,中國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國警方在線”等官方賬號也上載了一張把武漢“火神山醫院”與印度火化議題拼在一起的合成圖片,並以“印度德里把狗用火葬場改為人用”作為說明。

北京維權人士胡佳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長安網”等官方微博的處理手法使人費解,因為去年武漢等地爆發的疫情仍令人記憶猶新,很多中國人也走過那個痛苦的階段,很多屍體在醫院無人收拾。

中共的“刀把子”

“中國長安網”被視為“全國政法綜治系統重要網絡宣傳陣地, 信息發布渠道和輿論引導平台”,據稱擁有超過1500萬關注者。

胡佳說:“在中國,政法委是刀把子,中央軍委是槍桿子,宣傳部是筆桿子。這刀把子實際上是對內控制最為重要的一個系統。我們面對的什麼公安、國安、司法監獄部門、檢察院、法院、統統歸政法委管轄。控制這個國家最嚴格的都是這個體系的。他們的最高部門的司令模式是非常冷血而粗暴的,價值觀是顛倒的,沒有任何人性和基本道德廉恥的。在這種價值觀之下,它在對內統治上會採取什麼手段呢?”

除了合成圖片引起爭議,中共政法委認證賬號也在網站上發視頻批評印度,說中國向印度無償提供兩萬台製氧機,印度卻“恩將仇報”,指責中國國防部在邊境動手腳。

胡佳認為,中印兩國的矛盾不應成為諷刺印度的理由。他說:“不能否認的是,中國和印度存在邊界爭議,雙方軍隊也曾爆發衝突,但是,新冠病毒作為全球性的災難超越兩國之間的爭端,如果印度不能克服難關,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 ”

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政體。 “紐約時報”引述分析表示,印度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形象,有時會被中國用作負面例子,捍衛北京的威權管治以及所謂的“中國發展模式”。

不願與印度相提並論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賜認為,中國還有一種心態,就是不希望讓西方把中國與印度相提並論。他說:“中國有一種自大心態。我比你好,比你強。如果拿中國跟印度相比的話,反而有損中國比較自傲的地位。它們是在排斥這個事情。因為印度擁有相對比較民主自由的媒體。通常在這種時間點,中國的反應就會比較激烈。一系列的爭議出來的時候,國際媒體都會檢視中印關係。”

而就在“中國長安網”發布“電火拼圖”的前一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印度新冠疫情向印度總理莫迪致慰問電,並以個人名義,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慰問,表示中方願意和印方加強抗疫合作,向印方提供支持和幫助。

方天賜說:“這一次的疫情習近平有特別表達慰問之意。他有提到,他有代表他個人去致意。某種程度上,北京官方也認識到,現在整個中國,包括領導人在內,形像是比較負面,所以需要適當扭轉。在這個時間點,這種東西都可能會讓已經脆弱的(中印)關係進一步惡化。

印度民眾會覺得,現在是印度處境困難,你還要故意占我的便宜,當然這種反彈就會更加劇烈。 ”

體制內的不同聲音

“中國長安網”合成圖事件也引起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與復旦大學學者沈逸的激辯。沈逸肯定政法委微博,並以“聖母婊”諷刺反對聲音。但以煽動民族主義著稱的胡錫進則一反常態。他表示,官方機構的賬號應當高舉人道主義大旗,把中國社會牢牢置於道義高地上,他認為這是任何中國官方機構應有的態度和表現。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崇義對美國之音說,有理由相信,合成圖事在中共內部引起很大爭議,從微博迅即被刪掉就可以看到端倪。他說:“它不僅僅是違反人類的普世價值,它同時也違反中國人自古以來的一些基本道德。這在內部是有很多人不滿,包括宣傳口的人也認為太過分了。這種不同聲音,不同意見,在中國社會一直存在,只是因為宣傳口的干部,這些網警們卡得很緊,就把它刪了滅了。在這事你能看到,這些網警用這種方式表示,他們對習近平以及習近平這些跟班打手們的不認同,不認可。”

馮崇義譴責中共的宣傳機器為了激起民族主義,不惜犧牲中國的國際形象。他說:“國際形像在習近平的這些跟班眼中而第二位的。第一位就是要展現大國之風,大國的雄風,和展現習近平一個政治強人的國際形象,就是我是強大無比的,中國正在民族復興,正在實現中國的中國夢,其他周邊國家都應該俯首帖耳。”

宣傳大軍被指不擇手段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院馬曉月向紐約時報表示,歸根究底,中國政治宣傳的主要對像是國內的老百姓。學者馮崇義譴責,這支宣傳大軍為求達到目的,往往不擇手段。

馮崇義說:“它培養了一批跟希特勒黨衛軍一類的人才也好,你叫他打手也好,對整個世界,對周邊地區,破壞性都非常大,譬如在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中,它調動了整個中國的民情,要把香港所有這些上街的人當成蟑螂,都要滅掉,或者喊出'留島不留人'的口號,把你們全部殺了,把你們全部趕走,把所有香港人都當成賣國賊,要對香港進行第二次回歸。就靠民族主義來作為黨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像習近平所描述,海外有很多敵人遏制中國,不讓中國崛起,需要雄才大略的領袖,像習近平這樣,完全可以把改革的一些成果,像任期制兩屆也可以廢掉,建立一個以習近平個人崇拜為基礎為目標的極權主義權利框架,它的精神支柱就是民族主義。”

北京維權人士胡佳認為,這場風波把中央政法委不為人所知的一面暴露無遺。他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它可以讓國際社會,可以讓中國更多公眾看清這個部門,它們的腦海中是怎樣思考問題的,是怎樣看待全球性的新冠災難的。這次絕非只是惹惱了深深陷於新冠漩渦的印度,整個文明社會,具有普世價值有基本人性的社會,都會極度反感,它們也由此認識在中國這些統治部門、國家權力機關是怎樣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