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最大經濟研究機構之一的Ifo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在上週一(8月8日)發佈了一份題為《地緣政治挑戰及其對德國經濟模式的影響》的研究報告。報告中顯示，如果出現西方國家與中國雙邊脫鉤的情況，中國的GDP降幅會高達2.27%。這一數據將遠高於西方國家的GDP損失，中國將成為最大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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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智庫報告稱 若西方與中國全面脫鉤 中國將成最大輸家
報告中表示，如果與中國發生貿易戰，德國損失最大的將是汽車製造業(-8.47%；83.06億美元)，運輸設備製造業(-5.14%；15.29億美元)，以及機械設備製造業(-4.34%；52.01億美元)。僅有一些較小的產業，如紡織業可能會從中受益。
該研究報告的合著者之一的利桑德拉·弗拉赫(Lisandra Flach)在Ifo官網的英文簡報中表示：“去全球化會使我們變窮。與其讓企業在沒有充分理由下拒絕重要的貿易夥伴，不如增加從其他國家的採購力度，以減少對某些市場和專制政權的片面和關鍵的依賴。”
德國Ifo研究所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主任弗洛裡安·多恩(Florian Dorn) (本人提供照片)
另一位合著者弗洛裡安·多恩(Florian Dorn)也表示，“德國作為一個出口國，如果想要重新調整其商業模式，那麼供應鏈的外包並不是一個有助於經濟發展的解決方案。一個更具希望的選擇是與美國等志同道合的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和自由貿易協定。這應該是德國和歐洲經濟政策的目標”。
美國之音專訪了Ifo研究機構的歐洲經濟政策主任，也是該研究報告合著者之一的弗洛裡安·多恩。
美國之音：在這份報告的導言中提到，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暴露了德國在國際供應鏈方面的脆弱性，以及避免單邊依賴的必要性。那麼，現在德國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如何呢？
多恩：現在德國的工業領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很高。中國是德國製造業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在過去幾年裡，這個比重又增加了很多。如果你問我們國家的公司的話，大約有一半的公司會說他們與中國有一些貿易關係，或是需要依靠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所以，現在德國公司的供應鏈在依託於與中國的關係，這其中包括一些關鍵性的依賴。特別是當我們談論一些稀缺的物資，比如當我們提到電池的時候，這也是德國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
美國之音：現在德國在哪些工業領域和中國有較為密切的關係？
多恩：我手邊沒有具體的數據表，但我可以告訴你，哪些工業領域會因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而受到衝擊。比如，汽車製造業、運輸業、運輸設備製造業以及機械設備製造業，還有製藥業或化學工業也依賴於來自中國出口的重要原材料。
因此，(如果中德間發生貿易問題)這些對德國經濟非常重要的行業，將會變得非常艱難。對於這些行業而言，他們將失去的，不單單是生產製造時較為廉價的材料供應方、供應鏈、以及中間產品，而且還將包括一個出口市場。一個巨大的，不斷增長的出口市場。這就是為什麼這些非常活躍，且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公司將會受到重創的原因。
美國之音：在你們的報告中的第三個可能出現的場景裡(西方國家與中國的脫鉤)提到，如果西方和中國之間出現雙邊脫鉤，中國將成為最大的輸家。與德國相比，中國的GDP將下降2.27%，歐盟其他國家為0.49%，美國為0.48%。這表明，與德國和歐盟相比，中國經濟似乎更依賴於當前的國際貿易鏈。
(該研究報告中提出了五種可能出現的場景，①德國與中國的脫鉤，②歐盟與中國的脫鉤，③西方國家與中國的脫鉤，④西方國家與中國的脫鉤+歐盟與美國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以及⑤西方國家與專制制度國家間的脫鉤。該報告中的西方國家包括：歐盟27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亞。西方國家與中國的脫鉤，包括單邊脫鉤和雙邊脫鉤兩種可能性。與歐盟單獨脫鉤相比，西方國家聯合與中國脫鉤的話，將大大增加中國GDP的損失。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單方面脫鉤， 將導致中國的 GDP下降1.4%， 而在雙邊脫鉤的情況下，中國的GDP降幅會高達2.27%。這一數據將遠高於西方國家在雙邊脫鉤下的GDP損失：德國為0.76%， 歐盟其他國家為0.49%，美國為0.48%。因此，該報告指出，在雙脫鉤的情況下，中國將成為最大輸家。)
多恩：中國有一個非常龐大的國內市場，這是事實。但在我們設定的這一場景裡，所有西方國家一起開始貿易戰，或增加貿易壁壘。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的話，中國將失去所有的西方市場——供應鏈和商品的進出口。而西方國家之間則可以增加相互間的貿易。
因此，德國可以提高與美國或日本的貿易比率，或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的比率。但中國沒有可以相對應的可替代國家或地區。這就是為什麼如果所有西方國家一起切斷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中國會損失更慘重的一個原因。這並不是說中國是一個比德國更依賴國際貿易的國家。
事實是，如果所有其他國家一起對中國採取行動，那麼對中國的傷害就會比其他國家大得多。因為這些國家仍然可以在他們之間繼續進行貿易，在這個由西方國家組成的集團內部。
美國之音：在研究報告裡出現了“政治的不安全性”和“政治的不確定性”，這樣的詞彙來描述中國政治的現狀。你能具體解釋一下你是如何理解中國政治中的這種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的嗎？
多恩：我們的意思類似於我們所看到的。首先，在新冠疫情發生的時候，我們看到德國的供應鏈非常依賴於中國的出口。德國的企業出現無法生產的情況，其原因是其中一些來自中國的產品無法送達德國。德國工業的很多行業的供應鏈都依賴於一些中國方面的決定，比如說，關閉一個港口。
這是與“政治的不安全性”有關的事情，但與這種不安全性更有關聯的是政治關係。例如，中國和台灣之間的局勢將如何發展？如果衝突開始加劇，美國會開始對歐洲說，你必須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選邊站隊。
這種政治的不安全性，表現在德國的公司受到了(中國政府)批准切斷供應鏈方面的影響。在新冠疫情下，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德國公司在多大程度上被依附在這種政治不安全性上，受制於某些國家，某些政府的決定。這不是德國的決定，但他們必須對其他國家的某些決定作出反應。
這也是我們在烏克蘭危機中所看到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不是德國的決定，但德國經濟被依附在這種政治的不安全性上。一些專制國家可以說，我們的決定不是基於經濟因素，我們只是想展示我們是更強大的國家。入侵一個鄰國會影響供應鏈，特別是對德國而言，德國非常依賴於這個國際供應鏈。
美國之音： 在今年6月底的北約馬德里峰會上，中國首次被提及。俄羅斯和中國現在已被明確地樹立為北約的威脅(挑戰)。中國正在成為烏俄戰爭中的附帶戰略對手，這也是中國選擇與俄羅斯成為準聯盟所帶來的政治後果。而現在，你們撰寫的這份報告似乎在告訴我們，即使西方國家在經濟上與中國脫鉤，西方國家所需要承擔的經濟風險也沒有那麼大。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多恩：說到你的最後一句話或你的問題，是不是經濟成本沒有那麼大？這取決於我們的模擬場景，我們的模擬顯示的是一個中期的影響，這是一個10年到12年後的平衡點。這裡面有些假定，比如企業和經濟是有時間可以調整的，並找到一些可替代的產品製造國。各個國家有時間來調整，來適應這種發展。
然而，這種經濟的影響還將是巨大的。因為我們已經表明，這種情況發生時對歐盟及德國經濟的影響，將是英國脫歐的六倍。
英國脫歐，對經濟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這意味著如果貿易關係在短期內的改變，以及貿易成本在短期內增加，經濟損失會更大。因為一些公司需要時間去改變他們的供應鏈，如果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將會影響到德國或歐洲經濟，並對一些西方的經濟體造成嚴重的影響。
所以我們的預測，是基於一個10到12年的中期調整，而不是在一兩年內的。
美國之音：這份研究報告裡提到的五種可能出現的場景，你認為哪一種更有可能在未來五到十年內成為現實？
多恩：這個問題不太容易回答，因為我們的場景都是些具有難度的設定。我不認為德國或歐洲的生產在(任何一種脫鉤的情況下)完全恢復，因為我們非常依賴全球經濟。歐洲的繁榮，特別是德國的繁榮，取決於全球化和全球供應鏈的良好運作。
所以，我不認為出現我們假定的場景，是一個可能的情況。因為在德國，許多公司，還有就業市場，都依賴於全球化。我們的設定場景裡讓貿易壁壘達到一種完全切斷的程度，但我不認為這種切斷歐洲和中國之間的巨大關係戰略情況會真正發生。
我認為，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介於目前的狀態和可能完全切斷貿易關係之間的情況發生。歐洲的一些公司，或者德國的一些公司，將會審視一下關鍵的依賴性，並去嘗試尋找新的貿易夥伴，以減少對一個國家的依賴性。
介於目前狀況和增加貿易壁壘之間的情況，將比我們模擬的情況更可能發生。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去增加貿易壁壘，我認為歐洲主要國家的政治家們應該努力不增加與中國的直接成本，這不是正確的策略，完美的策略應該是減少對中國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