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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常委會6月10日通過《反外國制裁法》,以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之名,反制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的“單邊制裁” 。觀察人士稱,在美中兩國貿易戰尚未結束之時,中國又通過反外國制裁法,這讓美國在華企業進退兩難,預示著未來美中關係將持續緊張。
新法具體適用對象和措施
中國出台的《反外國制裁法》被認為是繼三年前美中兩國爆發貿易戰之後雙方的又一次正面交鋒和較量。只是這次是從貿易層面,上升到法律層面。
中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10日在接受新華社的專訪時說,制定這部法律的目的是“反制、反擊、反對”外國對中國搞的所謂“單邊制裁”,為中國“應對打擊外國反華勢力、敵對勢力的活動提供法治依據” 。
他還引用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的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為中國政府採取的立場進行辯護,並稱要對某些西方國家和組織以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海涉疫等議題為藉口,對中國有關國家機關、組織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所謂“制裁”的霸凌行徑進行有力反擊。
這部本月10日開始施行的《反外國製裁法》共十六條,其中第四、第五條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決定將“直接或者間接參與製定、決定、實施”針對中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個人、組織列入反制清單”。此外,反制措施的適用對像還包括列入反制清單個人的配偶和直系親屬,列入反制清單組織的高級管理人員或實際控制人等。
該法第六條規定的具體反制措施包括,“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 “禁止或者限制我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
在中國通過這部《反外國制裁法》之前,中國人大在今年3月召開的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後一年的主要任務是加快推進涉外領域立法,“圍繞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等,充實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的法律'工具箱'”。反外國製裁法給這個工具箱增加了一件新工具。
全面衝突影響美在華企業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高樹超博士對美國之音說,美中貿易戰開始,已經延伸到超出貿易的領域,如美國在涉及新疆和香港問題上對中國的製裁表明,美中之間的衝突已經完全從一個貿易衝突,變成一個更全面的衝突。反外國制裁法將讓美國企業在美中兩國相互制裁時進退維谷。
他說:“很多外國企業可能就會比較擔心,因為這涉及到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選邊的問題。例如,美國對華為進行制裁,如果美國企業要遵守美國的製裁,那麼美國的企業就會違反中國的反制裁措施,這就讓美國的企業陷入兩難境地,這對美國企業來說是最棘手的事情。”
不過,高樹超教授認為,《反外國制裁法》欲起到的是威懾作用,有點像核武器一樣,起碼宣稱的“殺傷力”要強,才能起到比較大的威懾作用。
他說:“中國的反外國制裁法,其作用就相當於一個核武器。核武器甚麼時候最有效呢,不用的時候最有效。一旦使用了核武器,一定是兩敗俱傷。不用是最好的。但是中國是不是能用、敢用、用了能起到甚麼效果,這些都屬於是未知數。”
美國邁阿密大學資深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補充說,中國人大單方面通過的反外國製裁法雖然很明顯是針對美國,但這個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像徵性的。
她說:“毫無疑問,一些美國公司會受到傷害,但總是有辦法規避法律規定的。因此,我認為這只是美國和中國之間針鋒相對遊戲的最新進展。”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中國經濟學家梅新育博士認為,中國出台這部法律是在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戰中為保護自身合法權益而迫不得已採取的措施。
他說:“通過這樣一個外國製裁反制法,也是有助於降低全球經貿和政治交往中的不確定性風險。我也希望中國最好不要使用這項法律,這樣對中美兩國的經貿平穩發展,乃至對全世界都是好事。”
金德芳教授表示,中國有制定任何法律的合法權利,幫助中國公司應對美國的製裁,但怎麼執法則是另外一回事。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中國公司經常站在那些想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一邊,總是能找到繞過中國規定的辦法。
金德芳教授還舉例說,過去美國公司也曾幫助過被美國製裁的中國公司。例
如,在美國商務部2018年4月以中興公司違反了美國對伊朗和朝鮮的製裁條款為由,禁止美國的英特爾、高通等公司向中興銷售零部件產品、軟件和技術等之後,美國公司的代表對特朗普政府進行多方遊說,最後讓美國政府在對中興做出天價罰款之後,“放了中興一馬”,美國商務部解除了對中興的出口禁令,中興又能重新購買美國公司的零部件等。
金德芳說:“因此,在美國製裁中國,中國反制裁過程中,哪方會“輸得更多”,哪方會“願意做出妥協的姿態”,有待觀察。”
你來我往相互制裁
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兩國貿易摩擦和糾紛長期存在,到2018年3月雙方的經貿緊張關係逐漸升級。特朗普政府指責中國偷竊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設置貿易壁壘,強迫美國公司技術轉讓,操弄不公平的貿易行為,而且美中兩國貿易逆差高達數千億美元。
有鑑於此,美國商務部4月3日宣布,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中國轉天也對同等價值美國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此後雙方你來我往,“打打談談,談談打打”,雙方加徵關稅商品總額高達數千億美元,直到兩國2020年1月15日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另外,中國在涉疆涉港等問題實施的政策或法律,招緻美國嚴重關切。2020年6月,港版國安法之後,美國8月宣布製裁11名損害香港民主和自治的香港和大陸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美國2020年12月宣布,對中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等14名副委員長實施制裁,懲罰他們在剝奪4名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中起的作用。
2020年7月,美國根據《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對中共政治局委員、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等四名新疆官員和新疆公安廳實施制裁。2021年3月,歐盟、英國和加拿大也宣布制裁新疆黨委副書記王君正等四人和一家實體。除此之外,美國還以國家安全和利益,《出口管制條例》,違反伊朗制裁令等原因,陸續對數十家中國企業實施制裁,列入“實體清單”。
在美國對中國個人、機構等實施制裁後,中國在拜登總統就職之際宣布制裁前國務卿蓬佩奧等28人。去年8月,中國還制裁了魯比奧(Marco Rubio)等6名聯邦參眾議員,以及美國民主基金會總裁格甚曼等5人。
美中相互制裁致使兩國關係跌至過去幾十年來的新低。展望美中兩國未來的經貿關係,邁阿密大學教授金德芳說,如果中國停止侵犯知識產權,已經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咄咄逼人的活動,還有對台灣的軍事恫嚇和壓力,那麼美中兩國緊張關係將消除,這比“貿易戰立法”更有助於美中關係。
新加坡管理大學的高樹超教授說,未來美中關係的走向仍然比較嚴峻。美國國會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在對中國的競爭或對抗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儘管兩黨採取的手段和方式不同,但是從戰略角度上,還是要跟中國全面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