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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乒乓外交到抵制冬奧 美中關係和體育糾纏50年
今年4月正值美中“乒乓外交”50週年。
50年前，美國運動員踏上中國國土，火熱的乒乓友誼賽為美中關係解凍。
50年後，美國國內抵制北京冬奧的呼聲不斷，美中關係雪上加霜。
時過境遷的，是美中關係；一如既往的，是體育與政治之間的糾葛。
50年前的偶然
50年前，第31屆世乒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那年4月4日，19歲的美國乒乓隊員科恩（Glenn Cowen）因誤了前往體育館的班車而登上了中國隊的大巴車。但車上一片安靜，沒人敢和這個球衣上印著USA的美國人說話。
“任何與外國人接觸的中國人都會被視為賣國賊、叛徒、間諜，” 現已故的中國乒乓傳奇莊則棟在2008年接受路透社採訪時回憶當時車上的情形。
但幾分鐘的安靜之後，莊則棟決定上前打招呼。他從包裡掏出一塊杭州織錦送給科恩，並通過翻譯跟科恩說：“雖然美國政府對中國不友好，但是美國人民都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送你這塊絲巾，見證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的友誼。”
中國隊大巴抵達體育館後，兩人面帶笑容握手的瞬間被候在那裡的日本記者捕捉到；第二天，照片登上日本各大媒體頭版，美聯社等世界媒體也立刻轉載。
據不少媒體報導，照片也登上了專供中國高層的《參考資料》，毛澤東得知消息後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的好，還會辦外交。”
緊接著，就在世乒賽閉幕前夕，美國兵乓球隊突然收到來自中國乒乓球隊發來的訪華邀請。
4月10日，載有9名美國乒乓隊員、4名美國記者和兩名隨行家屬的飛機降落在英屬香港。伴隨著響亮的《東方紅》音樂，15名美國人步行穿過大橋，從香港進入中國境內。
“8天的紅毯式訪問、紅毯式待遇，” 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本週三（4月28日）舉行的一場紀念乒乓外交50週年的網絡研討會上，朱迪•霍爾弗羅斯特（Judy Hoarfrost）回憶道。那年15歲的她是美國代表團中年齡最小的運動員，訪問中國的決定還得先獲父母批准。她隨隊訪問了長城和故宮等著名景點，參加了一場又一場宴會，還受到了毛澤東妻子江青的招待，一起觀看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美國隊員們在北京、上海和廣州與中國乒乓選手舉行友誼賽。
霍爾弗羅斯特表示，儘管當時中國乒乓選手的球技遠超美國隊員，打了4場球的她還是贏了3場。
“這在當時叫‘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她說。
正著書研究上世紀70年代美中間這段外交歷史的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米維德(Pete Millwood)告訴美國之音，當時是中國總理周恩來親自下令，要求中國乒乓選手遵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原則。
對於霍爾弗羅斯特來說，最令她難忘的記憶就是在人民大會堂和周恩來握手。美聯社鏡頭記錄下那一瞬間，霍爾弗羅斯特回國後才得知自己和周恩來握手的畫面早已登遍美國各大媒體。
50年前的4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乒乓代表團的周恩來對霍爾弗羅斯特、凱恩等一行美國運動員說：“你們在中美兩國人民的關係上打開了一個新篇章。我相信，我們友誼的這一新開端必將受到我們兩國多數人民的支持。”
那次會見結束後不久，美國總統尼克松隨即宣布取消針對中國的一系列旅行和貿易方面的禁令。
同年7月，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訪華。
次年2月，尼克松總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位訪華的美國總統。美中兩國在上海簽署聯合外交公報《上海公報》，美中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成為1979年美中兩國正式建交的重要鋪墊。
尼克松總統結束訪華後不到兩個月後，他在白宮玫瑰園接見應邀來訪的中國乒乓代表隊。美國公眾對中國代表團的來訪反映熱烈，大批美國民眾買票觀看美中乒乓友誼賽。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正是那次中國代表團回訪的主要促成者。
美國前駐上海總領事史伯明（Doug Spelman）曾在1972年那場回訪中擔任翻譯。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這場研討會上，他回憶說，當時街上的很多美國民眾都對媒體表示，他們很高興看到中國乒乓選手們訪問美國，希望這能為兩國人民帶來和平。
50年前的必然
史伯明在研討會上表示，上世紀60年代末期，美中兩國總體仍處於交惡狀態。但在美蘇冷戰背景下，美中兩國都想聯手對方制衡蘇聯。早在乒乓外交開啟之前，美國和中國就各自通過不同方式向對方發出願意改善關係的信號：從尼克鬆在1969-1970年間放寬針對中國的旅行和貿易限制，美中高層通過駐外使館進行溝通，到毛澤東在1970年國慶典禮當天將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請上天安門城樓，等等。
米維德告訴美國之音，周恩來和尼克松早在1970年就進行過幾次高度機密的溝通，但雙方接觸的勢頭因當時美國在緬甸的軍事行動而被中國方面中斷。而中國在1971年4月向美國乒乓隊發出訪華邀請，是美中兩國在敵對20年後關係解凍的首個重大的公開跡象。
“美國乒乓隊的那次訪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最高領導層精心策劃的，目的是向尼克松以及美中兩國人民發出一個信號，即中國領導人仍有興趣與美國對話，”米維德說。
在其最近發表於《今日歷史》的文章中，米維德表示，毛澤東對修復美中關係的熱情遠高於尼克松。當時尼克松雖也有這個意向，但也害怕國內政治反彈。
米維德也指出，美國乒乓隊的那次訪華在美國社會間引起轟動反應，公眾對此抱有很高的熱情，因此，那次訪問也讓尼克松看到，美中關係的改善也在美國國內擁有廣泛的民意支持。
米維德說，雖然那次訪華邀請由毛澤東親自拍板，周恩來也積極參與了讓中國乒乓隊前往日本參賽的決定，以創造中國隊員與美國人接觸的機會，但他們也並不控制一切。畢竟當時那些美國運動員對兩國政府的政治考量一無所知，他們在日本和中國的行動也不受任何一個政府的支配。
“如果沒有像科恩那樣的美國球員的自發行動，毛澤東的這一計劃不可能實現，” 米維德說，“儘管如此，乒乓外交是北京重建中美關係的計劃的一部分，並非偶然。”
體育和政治緊密糾纏
50年後的今天，距離2022北京冬奧開幕只剩9個月。但如今，美國國內一些政客和人權團體都在積極呼籲美國和國際社會抵制北京冬奧，以此在人權議題上向中國政府施壓。另外，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上個月進行的一次民調結果顯示，美國民眾在是否抵制北京冬奧的問題上意見幾乎對半分裂：一半美國人(49%)支持抵制，近一半美國人(46%)表示反對。
對此，中國外交部表示反對將體育政治化。
“令我覺得有趣又困惑的是，那些曾因NBA在香港人權問題上發表觀點而對其施加懲罰的中國專家和官員，現在卻說體育不該成為與政治相聯繫的平台，這兩者該完全脫離聯繫，” 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高級研究員扎克·庫珀（Zack Cooper）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當時就是出於帶有政治色彩的事情而在某種程度上對NBA進行了抵制，所以中國現在說，你不能因為政治問題抵制奧運會，這是很奇怪的。”
而正如周恩來當年囑咐中國運動員“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在中國外交史上，體育與政治一直緊密糾纏。
“換言之，就是（周恩來）要求把體育比賽的外交和政治價值置於比賽結果之上，” 米維德說。
米維德告訴美國之音，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體育一直都在其外交中發揮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與蘇聯、南斯拉夫、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體育交流被用於鞏固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
到了20世紀70年代，乒乓外交開啟美中兩國的交流和接觸。 1972年中國乒乓隊回訪美國後，中國又在1973年迎來美國的游泳隊、跳水隊和大學籃球運動員，在1975年迎來美國田徑隊運動員。同樣，中國也在1975年派遣自己的籃球隊訪美，並接著在1976年和1977年派遣中國排球隊和足球隊訪美。
米維德另外提到，中國也曾在80年代通過網球外交和其他運動項目的交流發展與韓國的關係，為1992年兩國的正式建交做了鋪墊。
而作為中國第一項奪得世界冠軍的運動，乒乓球一直都是中國重要的外交工具。 1959年在西德舉行的世乒賽上，容國團為中國奪得首枚世界金牌。毛澤東由此宣稱乒乓球是中國的“精神核武器”。除了將乒乓賽事作為與世界各國外交接觸的平台，中國也向世界各地派遣乒乓教練。中國乒乓教練至今仍遍布世界，培訓各國乒乓選手。
2008年北京夏奧會的成功舉辦更是極致體現了體育在中國對外關係中的重要作用。
而正如目前國際間通過抵制北京冬奧的呼聲表達對中國在新疆和香港高壓政策的不滿，北京也不乏以體育為媒介表達政治抗議的經歷。
米維德在其2019年發表於《華盛頓郵報》的觀點文章中舉例說，中國乒乓隊1972年的美國之行曾被周恩來推遲，原因是台灣乒乓隊訪美的日期與中國隊原定訪問美國的日期重合了。
“中國通過推遲這次高調的訪問是為提醒華盛頓，中國反對與同時和台灣打交道的美國進行接觸，” 米維德寫到，“北京發出的真正信號是，它期望華盛頓將官方外交承認從台北轉到北京。”
而最近的例子就發生在2019年，北京因休斯頓火箭隊經理莫雷（Daryl Morey）發推文支持香港民主抗爭而停播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BA)賽事，並要求聯盟解僱莫雷。
NBA總裁蕭華（Adam Silver）拒絕對莫雷做出任何懲罰，表示尊重莫雷的言論自由。他同時也表示理解中國民眾在香港問題上的觀點和立場。
米維德在其文章中肯定蕭華對這一事件的處理方式。他指出，中美體育外交的歷史表明，面對中國在政治問題上的施壓時，美國堅守自己的立場和價值觀是最佳做法。
他在文中介紹說，1972年中國乒乓隊訪美時，也有小部分民眾進行激烈抗議，甚至有人向中國隊員扔死老鼠。當時中國為此提出抗議，但美國主辦方表示，美國民眾的合法行為不受美國政府控制。米維德說，儘管美國政治的這一理念和當時正處文革時期的中國格格不入，但精通政治的中國官員們也明白美國人說的是實話，因此通常就口頭上表達不滿，但正事上一切照常。
米維德舉的另一個例子是1978年中國威脅取消美國排球隊的訪華之旅，理由是美國隊教練持有以色列護照。當時北京和以色列沒有任何外交關係，兩國直到90年代冷戰結束後才建交。不過最後這位教練還是拿到了中國簽證。
“當政治被捲入體育交流時，應對中國人抗議的最佳方式是承認中國人的觀點及其表達的權利，但要堅持這樣的邏輯也該適用於美國人，” 米維德在文中說。
體育凝聚力的陰暗面
而為《紐約客》撰寫體育評論的路易莎. 托馬斯(Louisa Thomas)則在其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表示，體育運動的社會影響並不永遠都是積極正面的，體育運動帶來的凝聚力也讓它成了威權政府青睞的公關工具。
從希特勒將奧運看作是展示法西斯式凱旋主義的窗口，到蘇聯發展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托馬斯在其文中指出，擁有大團結效應的體育賽事也成了威權國家“展示國力和操縱公眾激情的機會。”
“很多人以為授予中國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將迫使政府解放公民社會，改善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待遇；相反，它大部分是向其他專制政府突顯了這類活動的吸引力，” 托馬斯在文中說。
她舉例說，卡塔爾政府將舉辦2022年足球世界杯，大批外來勞工正為此興建體育場館。但英國《衛報》調查發現，卡塔爾每年有數百名外來勞工死於中暑；國際特赦組織報告則稱，許多建造世界杯場館的工人沒拿到工資。而當初和北京競逐冬奧申辦權的的國家之一就是哈薩克斯坦。據人權觀察的報告顯示，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的人權狀況正逐年倒退。
曾代表美國隊出征2018年平昌冬奧會的冬季兩項（Biathlon）國家隊選手克萊爾·伊根(Clare Egan)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13年前她在觀看2008北京奧運開幕式時完全被前所未見的盛大場面所震撼。她表示毫不懷疑2022年冬奧會的開幕式也將是同樣精美的場面。
“然而風險就是，一邊進行了美麗的開幕式，完美的體育賽事等等；另一方面，被報導的那些針對維吾爾人的人權侵害行為被遮掩起來。這就是風險，” 伊根對美國之音說，“所以，對每一個與奧運會相關的人來說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不該忽略那另一面，不該讓奧運盛況遮蔽那另一面。我們需要以奧運為契機，把那些事情放在聚光燈下，努力為那些受害者改善現狀”。
“乒乓外交”能否再續？
當年親歷乒乓外交的幾位嘉賓都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這場研討會上表示，50年前，在美中兩國互相“妖魔化”20年後，乒乓外交開啟的人文交流讓兩國開始把對方人性化了。
50年後的今天，美中關係再度冷卻。多項民調顯示，從政府到民間，美中兩國對彼此的印像不斷滑坡。
霍爾弗羅斯特呼籲美中兩國間保持人文交流，保持互相間的傾聽和溝通。她在研討會上表示，目前美國民眾間的巨大政治分歧讓她意識到，拒絕傾聽另一方的聲音，拒絕溝通，是造成分歧越來越大的重要原因。她認為，美中間的人文交流能幫助兩邊的民眾互相增進了解和對話，從而帶動政府層面上的有效溝通。
庫珀告訴美國之音，推動人文交流的目的主要是通過增進人民間的了解逐步減少彼此的不信任感，從而推動合作機會。但他也指出，美中間的人文交流現在正變得越來越難。
他舉例說，進入美國的中國學者正越來越少，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加強簽證限制，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對這些中國學者進入美國後的活動範圍做出越來越多的限制。
庫珀也指出，美國人對中國的人權和民主狀況確實越來越擔憂，開始懷疑兩國間人文交流的價值。中國政府在新疆和香港的政策在美國民眾中造成非常負面的印象，只要這種局面繼續下去，美國人會越來越擔心訪問中國的風險，進入中國的美國人可能會越來越少。
“20年前，美國大學都爭相在中國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開設校園，而如今，這些校園中好多都快找不到學生了，因為（美國）學生們已經不太放心前往中國，並在那裡生活，” 庫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