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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優先或是道德至上？外商捲入中國人權爭端陷兩難
不少國際知名品牌因為捲入新疆維吾爾族人權爭端而遭中國網友抵制，最近就發生在半導體晶片巨擘英特爾（Intel）和美商零售巨頭沃爾瑪（Walmart）身上，它們都因為禁用或下架新疆產品，踩到了中國政治雷區而身陷囹圄。分析人士說，外商公司在中國營運的政治風險越來越高，它們的選擇不是“風險溢酬”（Risk Premium）付出更高代價，就是改到其他地方分散風險，但如果是涉及到全球價值鏈的企業可能會因此而改變整個全球價值鏈，更深遠的影響可能是美中脫鉤恐會更加嚴重。
新疆問題成為最近西方國家與中國政府的衝突點。美國指責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少數民族實施種族滅絕，並以此理由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中國政府則否認有對新疆種族滅絕和強迫勞動的行為，並稱美國近來通過的涉疆法案暴露出美國“以疆制華”的險惡用心。
新年前，美國總統拜登簽署《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這是繼2020年6月生效的《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之後，美國製定的另一個涉疆法。
就在美國國會壓倒性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後，全球最大半導體晶片製造商英特爾宣布加入抵制新疆產品的行列，在其發布給供應商的公開信寫道，英特爾必須確保所屬供應鏈不使用任何來自新疆地區的勞工、採購產品或服務。
該消息曝光後惹怒了中國網民，英特爾只好發出聲明跟中國客戶、合作夥伴和公眾致歉。
此後不久，中國網友發現美國零售商沃爾瑪同樣下架了新疆產品，沃爾瑪旗下的會員製商店“山姆會員店”（Sam's Club）的APP也被發現移除了新疆產品，中國網友揚言抵制，“山姆會員店”爆發退會員卡潮。
沃爾瑪和山姆會員店的客服接受媒體詢問時表示，是因為庫存不足，拒絕回應是否有其他原因。
政治不確定性增加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欽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當今在中國的外商因為人權問題而造成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商品被抵制，影響到企業銷售額跟利潤；第二個是影響聲譽，好比之前NBA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因為在推特發表支持香港示威的言論而遭中國人民反彈，使得NBA在中國轉播暫停1年，連帶使NBA在美國的聲譽也受到非常重大的影響。
第三個影響是增加了外商在當地經營的政治不確定性。沈榮欽說，雖然在任何國家行使商業行為本來就應當遵守當地的法律，可是在中國並不是如此，因為在中國有些抵制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操弄而成，而非純粹法律上的考慮。換句話說，很多時候企業遭受抵制是超越法律範圍的。
沈榮欽舉索尼公司（SONY）為例，該公司定去年7月7日發表新產品，卻因為這個時間點是抗日紀念日“七七事變”，被中國網友認為“辱華”而氣炸，紛紛表示要抵制索尼產品，後來索尼還因損及中國國家尊嚴而被開罰人民幣100萬元。
沈榮欽說：“當中國的民族主義興起或者是被操弄之後，對在中國的外商而言，它其實代表政治不確定性，政治不確定性本身是一種風險。”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家監委在新年前夕刊文警告沃爾瑪，下架新疆產品暴露出愚蠢和短視，稱其必將“自食惡果”。
美國《華爾街日報》說，中共的表態凸顯西方企業在它們最具潛力的市場之一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並說隨著全球一些政府加大對中國侵犯人權的指控力度，中國官員正施壓外國公司站在中國這一邊。
短期政治宣傳
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卓忠宏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如果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企業要有這麼大的良心為了人權議題去抵制中國的相關的產業，甚至放棄中國市場，這種案例其實並不多，畢竟它所面對的是它們的股民、它們的董事上等相關成員，這些人你說他有這麼大的一個道德情操，其實並不常見。”
他舉例，意大利精品杜嘉班納（Dolce&Gabbana）在廣告中，模特兒用筷子吃披薩和意大利面，因動作表情非常誇張，被中國人民認為有種族歧視而遭抵制，導致杜嘉班納在中國的市場業績呈現明顯下滑。
另一個例子是瑞典服飾品牌集團H&M去年3月發出聲明，不與位於新疆的任何服裝製造工廠合作，也不從該地區採購產品或原材料，後來遭到中國網民圍剿，關閉了很多實體店面。
卓忠宏表示，這些公司在受到抵制後都很快地發出聲明說是一種“文化誤判”，希望能夠抵銷一些來自中國方面的反彈。他說，中國的抵制也是短暫的，只是為了表達外商企業在中國政治面上的錯誤立場，過一段時間就會慢慢恢復，因為許多外商在中國都已深耕許久，如果中國真的抵制這些外商，也會對自身經濟造成損害，所以這是一種短期的政治宣傳手段。
中國市場佔比是關鍵
卓忠宏認為，外商企業在中國市場的佔比，才是它們決定要不要投入新疆人權爭端的關鍵。例如H&M在中國的銷售只佔5%，其餘95%都在其他地方，因此它可以涉入新疆人權議題，以禁用新疆棉表達良心企業的立場和形象。
據沃爾瑪的財報顯示，沃爾瑪中國銷售額在2019財年為107.02億美元，佔總營收的2.08%，2020財年中國占總營收2.04%，2021財年也是佔2.04%。
英特爾的情況則不相同，2018年至2020年，中國市場是英特爾最大的收入來源，2020年在中國的銷售額達200億美元，佔全年總營收的26%。
分析人士說，這可能是英特爾要馬上發出道歉聲明的原因，如果外商企業在中國的營收佔比很大的話，它們自會修正立場，這需要企業自行拿捏與調適。
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在去年一期的《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專文中表示，在中國的外商企業必須選邊站，並說北京的另一個明確目標是希望世界永遠依賴中共，透過這種依賴達成其全球性政治目的。
外商陷兩難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高舉新疆人權大旗之際，外商若要做中國生意，似乎變得要犧牲美國價值觀才行。夾在美中兩種對立價值觀中間做生意的外商，處境也變得更加困難。
曾在中國一知名大企業擔任業務總監、現任台灣鉅石智庫創辦人的吳弈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外商現在如坐針氈，它們既無法無視美國《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的壓力，也無法無視中國市場和中國《反外國製裁法》的壓力，因此陷入兩難。
但他認為，像沃爾瑪這樣想擺脫中國市場的企業將會越來越多，因為如果被迫選邊站時，美國畢竟還是國際金融市場的主導者。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欽分析，企業有兩種選擇，一是“風險溢酬”付出更多代價，二是“分散風險”。
他說，風險溢酬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蘋果（Apple）執行長庫克近來被爆出2016年曾與中國政府簽署一份2750億美元的秘密投資協議，希望通過投資和協助發展中國經濟與技術實力，來換取降低蘋果在中國發展的阻礙與監管。
不過，沈榮欽說，即便企業付出更高的代價來換取比較寬鬆的管制，但這個寬鬆也僅是多一點點的空間而已，並沒有辦法換取到跟西方一樣的自由。
討好中國不見得有用
他強調：“這並不意味著說，如果今天外商盡量發表迎合中國民族主義的愛國言論，就會獲得更多機會。”
他的理由是，多數的消費者會因為品牌、習慣或者性價比等各種因素理性消費，民族主義或占消費決策裡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有些“小粉紅”把民族主義當作是很重要的消費決策項目，那麼他優先考慮的將會是中國企業；也就是說，即使外商在中國做了很多的慈善、很多有利於中國的舉動，但這些特別重視民族主義的消費者還是會把中國國企產品列為優先選項，因此，外商即使想刻意討好中國，所能獲得利益事實上也相當有限。
沈榮欽表示，企業的另一個選擇就是分散風險，不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如果像沃爾瑪這樣的零售商到其他地方去分散風險，影響不大；但英特爾這種公司就不同，如果它有意識地去降低使用中國某些類型的產品，改去世界其他地方尋求替代產品的話，它會改變全球價值鏈，它的影響就不僅是被抵制企業的那個領域，而是可能會延伸到更長遠的效果。
沈榮欽說：“那這種效果最嚴格的情況，可能就是會導致中美脫鉤會變得更加嚴重。”
打擊軍工複合體
台灣鉅石智庫創辦人吳弈軍錶示，新疆除了有人權問題的爭端外，它還是無人機公司大疆創新、監控系統設備大廠海康威視，以及AI獨角獸企業商湯科技等“軍工複合體”的“操練場”，它們都把新疆當作是一個很重要的練兵基地。
他說，商湯科技在去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當天，慘遭美國列入黑名單，禁止美國投資人購買商湯股票，這跟被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的概念不同。如果列入實體清單，代表的是若要跟美國做生意會被斷鍊，但列入黑名單的商湯，美國財政部給出的理由就是因為它協助中共技術侵犯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人權，所以美國也有藉著新疆人權議題來打擊中國軍工複合體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