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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苗研發及使用 凸顯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差異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作為世界首屈一指的科研大國美國在疫苗研發試驗方面顯得相對遲緩，俄羅斯和中國則進展迅速。 8月1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批准俄羅的斯新冠病毒疫苗投入使用。中國近日則宣佈在一個多月前，也就是早於俄羅斯三個星期就將中國研發的疫苗投入使用。在一些專家看來，這種快與慢的對比展示了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涉及千百萬公眾的生死和我們所知的文明的生死。
美國的慢速與中俄的快速
8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通過推特公開抱怨美國政府內部有人操控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正在使製藥公司非常難於得到人來測試疫苗和治療劑。顯然，他們是希望拖延答案直到11月3日（美國大選）之後。必須將注意力集中於速度和挽救生命！”
就在同一天，中國官方媒體宣布，中國在一個月之前，也就是7月22日已經在國內正式開啟所謂的緊急使用，開始使用中國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較早時，中國官方媒體以含糊其辭的方式透露，中國研發的疫苗已經用於一些國有企業的員工和中國軍隊軍人，以給他們提供可能的保護，並由此推進相關的科研。
去年12月從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隨著中國共產黨當局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宣傳在中國擴散，並蔓延世界各國，給全世界已經造成並且在繼續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追踪全球疫情動態的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表的最新統計數字是，截至8月27日，全世界確診新冠病毒感染者接近2420萬人，病毒導致82萬6千多人死亡。
面對百年不遇的來勢洶洶且勢頭難以抵擋的疫情，世界各國都急於得到有效的疫苗以有效地遏制進而消除疫情，使社會生活恢復正常，使經濟運作恢復正常。特朗普總統反覆表示要加速疫苗研發試驗和應用也是出於這種迫切的心情。
然而，在美國和其他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發達國家，醫學研究、疫苗研發必須遵循相關的科研倫理道德規章的制約。違反規章的研究者或主管人員將受到專業界的制裁和專業研究者群體的鄙視，失去今後在相關領域的立足資格。
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科研界的這種獨立自主性是其政府及其高官都難以任意干預的。美國醫學研究界必須按照其行業領域的規章來進行科研。
美國緣何難以加速
新藥和新疫苗的試驗在世界各國總是牽涉種種微妙而重要的倫理道德風險。這種道德風險牽涉被試驗者的生命安危，甚至牽涉社會大眾的生命安危。就美國而言，就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發試驗而言，面對疫苗需求的急迫性，醫學研究界有關科研倫理道德的爭議也變得緊迫起來。
為了加快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究試驗的速度，美國以及英國的一些專家認為應當放棄不必要的顧忌，廣泛採用所謂的挑戰研究/試驗方法。所謂的挑戰研究/試驗方法是指研究人員將參加臨床試驗的人都注射試驗疫苗，但其中一半接受試驗的人也得到病毒注射。假如這些人的感染率不比沒有注射病毒的被試者高，就可以認為疫苗有效。
這種有嚴重的科研倫理道德風險的挑戰研究與相對沒有這種風險但更耗時的傳統研究方法的區別是，後一種研究試驗方法是將自然感染病毒的比率跟接種疫苗和沒有接種疫苗的人的感染比率對比，從而探尋並確定疫苗的有效性。
在眼下正在美國和英國展開的有關究竟是應當大膽採用挑戰研究方法以加速疫苗試驗還是應當堅持嚴格的倫理道德制約的爭議中，美國權威醫學雜誌《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前主編馬西亞·安吉爾（ Marcia Angell）提出了她對採用挑戰研究的反對意見。
安吉爾的意見是，首先，我們仍然對新型冠狀病毒所知甚少，其中包括這種病毒在年青且健康的試驗志願者身上尚未顯示出來的以及長期的影響；再者，即使研究用疫苗對這些年青且健康的試驗志願者有效，我們也還是不知道該疫苗是否對最需要疫苗防護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有效。
在《紐約書評》雜誌8月20日一期發表的意見中，安吉爾對挑戰研究所表達的最大擔心是，這種研究會導致科研界好不容易才獲得的倫理道德共識（這種共識起始於《紐倫堡法典》/The Nuremberg Code），這就是不應當把人用來當作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並使人受到傷害。
《紐倫堡法典》是1946年審判納粹德國戰爭罪犯的紐倫堡軍事法庭決議的一部分，其宗旨是避免和制止納粹德國醫學研究人員以活人進行醫學科學試驗那樣的反人類罪罪行重演。安吉爾表示，假如我們不認真守護由《紐倫堡法典》而來的這種共識，“我們就會走上倫理道德的下滑坡道。”
在西方知識份子的話語中，安吉爾所說的“走上倫理道德的下滑坡道”有一個不需要明確說出的言外之意，這就是，走上這種下滑坡道的人將難以避免跌入反道德、反人類的罪惡深谷，最終導致研究者及其研究毀壞人類文明，使所有的人都變成受害或面臨威脅。
西方公開爭議 中俄信息隱秘
跟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究問題上公開的討論和辯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俄羅斯和中國的研究基本上是不透明的，公眾對涉及他們的生命安危的研究幾乎完全不知情。政府和政府控制下的研究人員對研究所涉及的生命健康風險和倫理道德風險以及相關的問題保持沉默，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官方媒體只是發布好消息。
在中國官員和官方媒體宣布中國早在一個多月前、也就是早於俄羅斯三個星期就正式啟用中國研發的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消息之後，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報導，標題是：“中國表示一個月前繞過臨床試驗，開始對公眾使用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報導說：“現在還沒有得到解釋的一點是，為什麼中國官方選擇將這種宣布推遲整整一個月。這種推遲可能是出於當局的謹慎，因為假如那些被接種的人報告有什麼嚴重的副作用，悄悄推出的疫苗接種項目也容易悄悄終止。
“星期六（8月22日），中國衛生保健部門的有關官員說，接種試驗性疫苗的人截至目前沒有多少人報告有不良反應，沒有人報告發燒。但是，這些官員沒有給出有多少人接種試驗疫苗的具體數字。”
鑑於中國有長久的生產毒疫苗的不良記錄，中國當局的這種做法引起許多人的擔憂。對中國當局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制方面的做法應當怎麼看？
中國法律工作者謝燕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對中國疫苗的研發和試驗情況並不知情，他只是願意從法律的角度，從常識和公民權利的角度表達他對這個問題的原則性的看法，這就是，中國的法律跟世界所有國家的一樣，其最重要的價值取向是人權第一，生命至上；中國也有相應的法律法規，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疫苗管理法》；從人權第一，生命至上的價值取向來說，任何國家在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危機時，研發、試驗和使用疫苗都必須基於事實，基於科學。
謝燕益說， “研發也好，投入應用也好，必須是基於生命第一， 以科學的態度，有一個公開透明的前提和基礎。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假如違背了這樣的一個科學規律，我認為任何所謂的標榜都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
中國當局延期宣布玄機何在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爆發，隨後傳遍全世界。中國共產黨當局在疫情問題上的信息封鎖和操控，從開始時懲罰私下談論疫情的醫務人員，到一度禁止醫務人員和公共交通服務人員帶口罩，到遲遲不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中國醫務人員被感染的情況，中共當局的這些做法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批評。
在疫情發生之後的疫情起源研究和病毒研究方面，中共當局也是採取明顯的信息封鎖和操控。今年4月，中國一些大學發布來自中國教育部的指令，要求限制中國高校的科研人員發表病毒起源研究成果。在外國媒體就此發出詢問之後，中國當局將該指令隱藏起來。
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發試驗和應用也是隱藏在官方的秘密之中。這些秘密和不解之謎包括為什麼中國要在自己研發的疫苗正式使用一個月之後，要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俄羅斯疫苗獲得批准投入使用之後才宣布。
在紐約出版的政論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說，中國當局的這種做法很難不讓人產生懷疑。他說：“中國一個月之前沒有宣布，現在明顯是普京宣布了，中國趕緊跟著宣布，而且還把投入使用的日期提前，這就免不了使人們想：是不是中國使用的情況並不如意。”
中國在疫苗研發、生產、儲存和使用方面有長久的不良記錄，中國的各種毒疫苗使很多人受害，導致終生殘疾甚至死亡，為毒疫苗受害者討公道的人受到當局的鎮壓。中國毒疫苗受害兒童家庭今年5月致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呼籲修改現行疫苗法，吸取假疫苗的歷史教訓，為新冠病毒疫苗研發提供法律保障。但當局對這一呼籲置之不理。
胡平認為，中國和中共當局推遲一個月才宣布已經正式使用中國自己研發的疫苗顯然是有明顯的難言之隱。他說，“因為它過去有惡劣記錄，人們就免不了有“狼來的”心理，對它做出的新宣布也不敢信任。事實上，我們也沒有看到國內有什麼報導，包括我們通過跟國內的人的私下聯繫也沒有發現多少革命群眾歡欣鼓舞歡呼救星來了。連官方的報導都不是那麼樂觀，又突然來了這樣的一個宣布，而且是宣布早就投入使用了，這當然就更加深了人們的疑慮。”
在當今中國，疫情和疫苗研發和應用問題是中共當局嚴密控制的話題。中國的媒體必須按照中共宣傳部門的指令進行報導和評論，中國網民對這種問題發出的議論假如脫離了中共宣傳部門的規定口徑會被隨時封殺。目前，中共當局在新疆地區又採取不惜一切代價式的防疫措施，使那裡的公眾苦不堪言，但他們通過互聯網發出的求救和求關注的呼籲被中共網管當局全面封殺。
同時在美國和西方國家，疫情和疫苗研發和應用問題則持續是公眾可以參與的公開辯論，辯論參加者包括政府官員。
實際上，就在特朗普總統通過推特就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試驗和應用做出最新的強烈抱怨之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首席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在接受路透採訪的時候表示，他不贊成通過緊急使用許可來過早地推出安全性和有效性尚待證實的某種疫苗，因為這種做法可能會損害其他疫苗的試驗。他說：“對我來說，絕對最重要的是要確鑿無疑地顯示一種疫苗既安全也有效（才能將它投入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