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有中國的經濟學者認為，上週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近10年來最重要的一次經濟工作會議。說它最重要，是因為中國當下的經濟形勢似乎可以用壞得不能再壞來形容，而明年又是中共二十大後的所謂開局之年。中國人講究風水，開局好不好，對社會心理和預期都有重大影響。新的領導班子到底有幾斤幾兩，能不能服眾，明年的經濟表現是關鍵。
目前看，要穩住明年的經濟增長不是採取刺激政策就可以做到的。當局日前公佈的前11月經濟數據非常不理想，投資、消費和進出口三駕馬車已失動能，雖然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5.3%，貨物進出口同比增長8.6%，但製造業和房地產兩大門類投資增速則分別下降0.4和1.0個百分點至9.3%和9.8%；消費同比萎縮5.9%，幅度超市場預期。分季度看，一季度原本不錯，經濟增速達到4.9%，二季度因上海封城增速只有0.4%，表現最差，三季度回升到了3.9%，市場預期四季度會延續三季度的增長態勢，但疫情的反腐和各地層層加碼的嚴防死守，導致10月和11月經濟再次進入蕭條狀態。比如10月的進出口同比還有6.9%的增長，11月大幅放緩至0.1%。這可能是當局在12月突然放棄動態清零的根本原因。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難得承認經濟遇到了危機，用會議的話說，當前中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產業鏈供應鏈運行不暢、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受阻、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依舊存在；外部環境動盪不安，也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加深。習近平是一個好要面子不肯認錯的人，即使不得不放棄動態清零，仍然不能說中國的抗疫模式是失敗的。然而，面對如今的經濟形勢，他不能裝作鴕鳥視而不見。
與往年相比，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多了一些本來應該成為常識，但最近幾年很少提的表述，如強調堅持實事求是、尊重規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恪守契約精神等，這些背後都是有所指的。會議還把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作為明年的工作重點之一，稱針對社會上對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不正確議論，必須亮明態度，毫不含糊。 “兩個毫不動搖”在此當然偏重的是毫不動搖發展非公經濟。因為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根本無須強調“毫不動搖”，政府在做的就是發展壯大它們，但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過去幾年當局實際實行的是限制和打壓政策，並放任輿論妖魔化。此次會議提出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雖然看起來都是老生常談，毫無新意，然而對每一個身處中國當下場域，經受過政策寒冬的企業家來說，這些“老生常談”實際意味著什麼。
談到民營經濟就不能不提民間資本。對後者，當局這些年更是防範有加，警惕資本的壯大挑戰中共政權，導致民間投資信心極度弱化，中國最近幾年投資的最大變化即出現在這裡。民間投資又多集中在製造業和房地產領域，特別是房地產投資佔中國全部投資的比重近1/3。民間投資的信心崩潰直接造成今年房地產投資的大幅下降。當局對此是清楚的，本次經濟工作會議再未提對資本的規範與監管及反壟斷問題。去年和前年的會議都涉及該問題，強調要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在這種政策導向下，當局開始收拾阿里、滴滴、新東方等平台企業，將這些本來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中國平台企業折騰得半死。現在這些表述在經濟工作會議中都不見了，相反，提出支持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完全變了一個調。會後，新任浙江省委書記還馬上去阿里調研，只是馬雲們未必肯領情。
此次經濟工作會議亦未將習的政治標籤共同富裕來部署，在談到做好2023年經濟工作的基調時，雖然依然強調“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但實際像一些學者建議的，是以進為主，進中求穩，給人的感覺好像當局重又回到過去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路線，不再政治掛帥。人民日報19日的頭版頭條的標題即是“以進固穩”。而最近多個官方智庫建議當局祭出GDP這根指揮棒，向官員發出清晰的政治信號——把精力用在搞經濟上，似乎也可佐證這點。
習真的能夠僅僅在經濟惡化的背景下，就自我否定，重把心思放在經濟發展上？許多人表示懷疑。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習不會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繼續將維護自己的權力和統治當作頭等大事。理由是，別看他大權在握，但他對權力總有一種危機感，而且他的獨裁統治也不斷地製造新的矛盾和政敵出來，因此，維護自己的權力、權威和統治是一個永不會停止的過程。
從極權統治的邏輯看，這種說法沒錯，然而，在某些特殊時期，當某個事情會影響到他的權力、地位甚至已經對他的權力和地位造成某種衝擊，並進而損及中共的統治，對黨的合法性構成嚴重傷害時，他應該會從保權的迷思中抽出身來，重點解決這個迫在眉睫的事情。即使他不願意，形勢也會迫使他如此做。
當下正是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如果經濟遲遲得不到改善，有一個至少5%的增長水平，單單地方政府的債務就無法解決。疫情三年以及經濟蕭條，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地方財政的無以為繼，不得不依賴大量發債去抗疫、投資基本民生以及維持政府運轉。但債務總有個上限，超過限度會誘發金融危機。而目前中國的地方債務佔比已經逼近當局規定的紅線。所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防范金融風險列入明年的工作重點。經濟惡化的後果當然遠不止債務危機的問題。清零直接逼出了白紙運動，假如經濟形勢不好再逼出民眾的大規模抗議，當局要想平息它就不那麼輕而易舉。
維穩事關習政權的存在價值，習宣稱他的政權是人民至上，如果一再出現群眾抗議，表明人民是不喜歡不滿意他的政權的，習掛在嘴上的人民至上就破產了。這還會連帶損及中共，因為習政權代表的就是中共。對多數黨內官員來說，習的下台並不一定會觸及他們個人的利益，相反很可能帶來黨內權力的重新洗牌，但黨的統治不穩，損害的就是他們個人的切實利益。所以保黨比保習重要得多。中共目前平息群眾不滿的唯一辦法還是大力發展經濟，通過經濟增長讓民眾多少分享一點發展的收益緩解怨氣。如果這條路被阻斷，民眾的不滿只會加劇，屆時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就會完全流失，要維持統治，只能依賴赤裸裸的暴力，但這是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做的。因此，當經濟本身帶來嚴重的政權合法性之殤，保權就必須讓位於恢復經濟，否則權力也是保不住的。
目前，習的權威因清零和經濟已嚴重受損，但他依然牢牢控制著權力，黨內暫時還無人敢挑戰他，故而對他來講無須為保權採取特別的措施，甚至用它壓過經濟。另外，新班子上任在二十大開局之年把經濟搞砸，也將建立不起應有的威信，以後的治理會更麻煩。這同樣是習不願看到的。
所以我認為，若沒有大的意外出現，至少未來兩到三年，當局會將工作重心轉到經濟上。其實二十大前我即提出，如果經濟一直未有起色，習大概率會在明年把工作重點放在經濟上。二十大報告或許預知到這點，保留了經濟建設作為中心任務的表述。中國社科院原院長謝伏瞻最近表示，增長目標是關鍵指標，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錨，是引導全社會預期的風向標，也是各地區、各部門對標的參照物，為當局抬出GDP造勢。廣東福建浙江等多個發達地區在解封後第一時間組團去國外招商，拿出了一幅拼經濟架勢，明年中國兩會很可能會設定5%的增長目標，以重振經濟，這一切都表明，當局事實上正在回歸經濟優先的基本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