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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中國人權四十年 史密斯議員-“我更加堅定了”
六十八歲的克里斯·史密斯議員頭頂烈日站在沙漠裡，強風夾雜著沙塵，吹亂了他灰白的短髮。
在他身後，高聳著一塊銀色紀念碑，由阿拉伯數字“六”和“四”組成。他的右手邊，是一座以著名的”坦克人“照片為靈感而築建起的等比雕塑。
“我們每年都會紀念天安門大屠殺，並向死傷者致以崇高敬意，” 史密斯手扶演講台，對著話筒說道，從擴音器中發出的聲音在風中時斷時續。
四十多攝氏度的高溫下，他褪去西裝夾克，淡藍色襯衫的衣袖捲到手肘，深藍色的領帶依然緊繫領口。他的面前站著一兩百名來自美國各地的民運人士、當地政府和議員代表。人群後方飄揚著幾面“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底白字旗，香港活動人士也出現在此。
“因為他們過去現在都有著高尚的夢想，也因為受害者沒有得到正義，” 他接著說。
這場紀念六四天安門大屠殺32週年的集會舉辦在加利福尼亞州莫哈韋沙漠中的自由雕塑公園裡，與會者包括了不少民運界的代表人物，比如被譽為“民運之父”的魏京生，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宗教自由活動家傅希秋牧師。
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是現場少數的非華人參加者之一。這位來自新澤西州的美國國會聯邦眾議員幾十年來一直是中國人權狀況的強烈批評者。無論美中關係處於緊張還是緩和的狀態，他從未停止譴責中國當局壓迫宗教自由和強制墮胎，並不斷在眾議院提出或共同提出有關法案。在中國官媒口中，他是“反華老手”。在民運人士眼裡，他是“中國人民真正的老朋友”。
重新思考貿易與人權的關係
在國會兩黨達成對華強硬共識的今天，史密斯在中國問題上依然是最活躍的議員之一。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貿易和人權的關係，” 他告訴美國之音。 “中國的人民在受苦，每一年都更加嚴重。看看習近平他們對香港、維吾爾人、西藏人、漢族人做了什麼，隨處可見。我們需要說，夠了。習近平是全世界最惡劣的人權侵犯者，我們得讓他負責。貿易問題可以起到幫助。”
去年九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分別通過了《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Uyghur Forced Labor Disclosure Act）和史密斯參與提出的《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兩部法案都要求在美國有商業運作的公司證明自己生產於新疆的商品沒有涉及強迫勞動。
近年來，美國政界愈發認可通過貿易抵制中國的人權侵犯。 1978年中國經濟開放後的幾十年裡，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流看法是，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將中國納入全球貿易體系會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就算是在天安門事件以後，美國也沒有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人權情況迅速惡化，讓西方世界的不少學者和政治家們意識到，經濟發展帶動民主化的理論並不適用於中國。
但對從80年代起就以眾議員的身份關注中國的史密斯而言，貿易和人權從來都不應該脫鉤。他告訴美國之音，當民主黨前總統克林頓在1993年宣布，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需要附加上改善人權的條件後，他對此表達了讚揚。
“我們所有人，我是共和黨人，都對克林頓總統堅持原則而鼓掌，” 史密斯說。
然而僅一年後，前總統克林頓就宣布取消了這一條件，轉而通過其他方式施壓中國，比如增加對中國的國際廣播、將中國人權問題納入國際多邊議程以及支持中國的非政府組織。
“我想一切的轉折點就是1994年5月26日，比爾·克林頓將人權與貿易脫鉤，” 史密斯說。
同一天，史密斯為此特別召開了記者會。
在美國公共服務頻道C-SPAN保存的影像資料中，身穿黑色西裝，條紋襯衫，一頭棕髮的史密斯站在演講台上，語氣稍顯激動。他譴責了克林頓的決定，同時強調中國監獄中存在的強制勞動情況。
“我們有一切理由去相信，我們市場正在接收這些由良心犯、宗教犯、普通囚犯製造的商品，” 他說。 “正如我們知道的，人權觀察和其他組織的記錄顯示，很多囚犯入監，僅僅因為他們在天安門大屠殺期間表達了支持民主的聲音。”
史密斯一直不相信貿易會為中國帶來民主。二十多年過去後，他發現自己的擔憂被不斷印證。
“有這麼一種錯誤的敘事模式，那就是當克林頓在最惠國待遇之下取消了人權要求，許多許多商界人士立刻行動起來，說如果你進行更多貿易的話，他們就會從獨裁走向民主，”他回憶說，“我就說，等一下，過去沒有這樣的例子，這也不會在（中國）發生。他們會繼續打造他們的軍事能力，他們監視自己人民的能力，並且擊垮整個國家內的人權運動。”
“我討厭這麼說，” 他總結道，“但我確實是對的。”
從政四十餘年 重點關注國際人權問題
1953年，史密斯出生在新澤西州拉維市（Rahway），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從新澤西學院（College of New Jersey）拿到商務管理學位後，遠赴英國學習了一學期。歸國後在家人擁有的體育用品公司擔任銷售主任。
1978年，25歲的史密斯以共和黨人的身份首次參選國會議員，但大敗於尋求連任的民主黨議員弗蘭克·湯普森（Frank Thompson）。兩年後，他再次挑戰湯普森，並成功當選，成為最年輕的眾議員之一。
就職後不久，史密斯就開始著手應對國際人權問題。除了蘇聯和羅馬尼亞，他說自己最關注的就是中國。
“有太多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暴行置若罔聞，” 他說，“我在83、84年就對此提出了第一份修正案，針對的是中國的強制墮胎政策。”
四十一年來，史密斯在國會外交領域持續任職，包括眾議院外交委員會（House Foriegn Affairs Committee）資深成員、蘭托斯人權委員會聯合主席（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併兩次擔任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事實上，史密斯參與或領導的多數國會機構都與國際人權事務有關。在國內議題上，他關心的議題包括打擊人口拐賣，應對自閉症和艾滋病等疾病，以及退伍老兵福祉。
作為政治光譜上的保守派，史密斯堅定反對墮胎，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
但與他的許多共和黨同僚不同，他支持更嚴格的槍支管控措施。在今年3月由民主黨提出並在國會眾議院通過的《兩黨背景調查法案》（Bipartisan Background Checks Act of 2021）中，他是為數不多投下贊成票的共和黨人。
在共和黨依然受到來自前總統特朗普巨大影響力的今天，史密斯似乎保持著相比之下的獨立。
1月6日，在前總統特朗普不斷做出2020年總統選舉出現大規模舞弊的不實指稱後，史密斯加入共和黨中的少數成員，投票認證了時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勝選結果。他也支持國會設立專項委員會，調查當天由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參與的國會衝擊事件。
在此之前的4年間，史密斯也不能稱得上是特朗普的強力支持者。史密斯高度認同特朗普當局的對華強硬態度，但在國內議題上，他與白宮存在分歧。
根據政治統計網站“538”收集的數據，在過去4年間國會投票表決的所有議案上，史密斯與特朗普只在65%的時候持相同態度，位列共和黨中的倒數第三。特朗普任職的前兩年裡，這個數字是80%，而到了後兩年，兩人達成共識的議案只有51%。
史密斯與前總統的分歧主要在稅收、槍支管理、死刑、勞工以及環境問題上。史密斯反對減稅，支持較為嚴格的槍支管理措施，贊成減少死刑，呼籲加強對勞工和環境的保護。不過在反對墮胎、邊境安全、支持警察、不擴大投票權和反對LGBTQ性少數權益上，兩人立場相對一致。史密斯在同性婚姻權益議題上的立場曾受到反對者的批評。
不過，在來自中國的民運人士眼裡，史密斯年復一年在中國人權方面的努力是沒有爭議的。
前天安門抗議學生方政2009年來到美國，史密斯是他首個見到的國會議員之一。
“在那一刻，我就認定史密斯議員是我們堅定的朋友。是一個堅定的，對抗中共專制的，維護中國人權和民主的美國議員，” 他在一場由多個民運組織為史密斯舉辦的答謝及選戰籌款早餐會上對美國之音說。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強有力的聲音，他的很多很多富有意義的提案，在美國國會形成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形成了國際上的影響，” 他接著說，“所以對我們整個中國的人權保護和民主的推動，作用非常的大。”
同來參加籌資集會的民主中國陣線的金秀紅從事了三十多年的民運活動，她告訴美國之音，支持反共態度堅決的美國政治候選人贏得選舉或是連任，應當是海外民運的首要任務之一。對她而言，史密斯正是需要被支持的政治家。
在籌資集會現場，最資深的活動人士莫過於魏京生。 1978年，他參與了北京的“民主牆運動”，張貼大字報，宣揚民主理念，是最早的一批中國民運人士之一。為此，他被稱作“民運之父”。
在90年代末來到美國後，魏京生繼續從事民運活動，但他發現，當時的美國政界，對華態度總體較為柔和。
“本世紀初，有那麼十幾年，中國人權問題在國會裡沒有人去談了，只有三個人，組織聽證會，請我去，” 他告訴美國之音，“一個是已經退休的沃爾夫眾議員，一個就是史密斯眾議員，還有就是佩洛西眾議員。”
弗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是來自弗吉尼亞州的前聯邦眾議員。南希·佩洛西目前擔任眾議院議長，持續在人權議題上強烈抨擊中國。
魏京生說，佩洛西和史密斯是國會公認的中國人權問題領袖，也因此失去了一些希望對華友好的商界人士的政治捐款。
“這種打擊是非常致命的，他們在承受這種打擊的情況下，幾十年來還在堅持，” 他補充說。 “所以他們真正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史密斯與中國海外異見人士保持著較為密切的工作聯繫，包括宗教自由活動家傅希秋。在今年的六四紀念活動和第二天的籌款早餐會上，傅希秋牧師全程擔任史密斯的翻譯。 2012年，史密斯也是營救山東盲人律師陳光誠來美的主導者之一。
今天的美國國會兩黨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高度一致。但就在幾年前，史密斯表示，國會在相關議題上還存在遲疑。
“我2014年提出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他告訴美國之音，“雨傘運動當時正在那裡進行，我們與一些人進行了會面，我們認為習近平的統治會是一場災難。我沒法讓國會的成員們允許眾議院對這部法案投票表決，直到（香港）已經進入完全的危機模式。”
由於在香港和新疆問題上不斷發聲，史密斯去年連續兩次登上了中國當局的製裁名單，並被官媒稱為“反華老手”。
“這或許讓我更加堅定了，” 他在談到製裁時說。他透露，早在2006年，國會的技術人員就告訴他，他辦公室裡的電腦被來自北京的黑客入侵了。
“但老實說，我不會退卻，” 他接著說，“他們對我採取的行動，與香港，中國，新疆，西藏和所有的中國人日復一日所面對的相比，不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