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5月的一天收到有人使用假幣的報警，他們逮捕了嫌疑人喬治·弗洛伊德。在逮捕過程中，儘管現場監控顯示佛洛依德沒有明顯的反抗動作，但一名警察還是將弗洛伊德制服在馬路上，並用膝蓋壓住他的脖子長達近9分鐘。弗洛伊德在多次發出“我不能呼吸”的呼聲後失去意識，隨後被醫務人員宣布死亡。
整個五月的美國爆出了幾起與種族主義有關的事件。 5月7日，一段網絡視頻曝光了幾個月前，一名叫做艾蒙德·阿布里(Ahmaud Arbery)的黑人在戶外跑步時被一對持槍的白人父子以懷疑他偷盜為由，要求對他進行“公民逮捕”。在被拒絕後，雙方發生爭執，阿布里被槍擊身亡。 5月25日，紐約觀鳥人克里斯蒂安·庫珀(Christian Cooper)在中央公園觀鳥時，要求一白人女子遵守公園規定給她的狗拴繩。女子在拒絕後報警，稱被一非裔美國人（庫珀）威脅生命。事件視頻曝光後，該女子被公司辭退。
同一天，明尼蘇達州的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在警察粗暴執法中死亡，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抗議，反對警察暴力和種族主義。
在美國，這樣的示威遊行歷史悠久，最著名的就是60年代由馬丁·路德·金博士等率領的民權運動。但今年的抗議不同以往，除了規模橫跨全美50州，而且美國才剛剛開始重新開放，遠沒有走出新冠疫情。有評論說，今年的局勢相當於是致命流感橫行的1918年遇上了因金博士被刺殺身亡引發全國騷亂的1968年。
抗議警察暴力示威人群中的中國面孔
作為性少數社區的一員，一直關心社會邊緣群體的中國留學生小黃也參與其中。但沒有抗議經驗的她，不知道該準備甚麼，注意甚麼。第一次出門前，她只知道要預防新冠病毒，於是帶上了了洗手液、消毒布片和一瓶酒精。
“後來我才知道，如果我那天被逮捕了的話，人家完全可以告我，說我要放火，”小黃慶幸地說道。
在過去兩週的各大抗議人群裡，可以看到各個族裔與背景的參與者，但這當中，像小黃這樣的中國面孔並不多。小黃自己也承認，從她到美國求學以來，對種族問題和少數族裔的看法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如今關注黑人等少數族裔權益的她，也希望美國的新一代華人移民能增加對種族歧視這一個社會議題的理解和關注。
接觸交流改變觀念
來自中國東北的小黃7年多以前開始了在美國的求學之路。如今在東海岸學習理工科的她說，剛來美國時，會從其他中國留學生口中聽到一些歧視黑人和少數族裔的話語。
“我記得有一次坐車，和一個人在開過（紐約曼哈頓）下城區。他叫我把車窗戶搖上來。當時夏天很熱，也沒有開空調，我就說，你為甚麼要我把車窗搖上來，好熱啊。他說他怕下城區的“黑鬼”過來搶劫。然後我就把窗戶搖上了。”她回憶道。
小黃說，她當時剛到美國，沒有足夠的信息了解這裡的社會問題，周圍的中國人也經常發表黑人懶，墨西哥人多生孩子拿福利等“偏見性言論”，她沒有多加思考便接受了。
“後來接觸到真正的美國人了，才發現我之前的想法是荒唐得無可理喻，” 她說。
她發現，大家口中的“黑人”和其他的美國人沒有甚麼兩樣。她的教授有黑人，同學有黑人；有一次半夜在地鐵上睡著了，好心叫醒她的是黑人；行李太重搬不動，伸出援助之手的也是黑人。
她開始在學校選擇一些研究拉丁裔、黑人文學和社會學的課程，增長自己對美國種族議題的了解。她會聽她的黑人教授和同學們講述他們受到歧視的經歷。她記得一個黑人同學對她說，自己在百貨店常常被保安追著，要看他有沒有發票，懷疑他買的東西是偷的。
小黃說：“如果這種事發生在我身上，我肯定會氣得要死，因為我會覺得憑甚麼周圍人你都不看，你就看我。然後我又仔細反省了一下自己，自己生活中是不是也是這樣，生活中一個黑人離自己太近了，我會緊張，我會繞開走...這些事都是我一直到現在都需要改正的，這些事都是生活中要慢慢學到的。”
她覺得，自己來美國前，在中國接受的教育裡，缺少對弱勢群體處境的深入探究和同情。
小黃說：“我在中國從小就會被教育，流浪漢好噁心，離他們遠一點。但我不會去想，到底是（社會）系統讓流浪漢經過了甚麼才會變成流浪漢。我也不會去想流浪漢到底有甚麼感受，他到底為甚麼選擇了做流浪漢...我也不會去想幫助他們。因為在國內，所有人都會說，流浪漢就是懶唄，不願意工作唄，所以他們就流浪唄。我覺得這種講法非常沒有人性。”
小黃第一次受到黑人反抗警暴遊行的觸動是在2014年。當年，紐約史丹頓島上的警察因為懷疑黑人埃里克·加德納在街頭販賣香煙沒有交稅而對他進行逮捕。在逮捕過程中，一名警察將加德納壓倒在地，用手肘從背後鎖住他的喉嚨。加德納在發出11次“我不能呼吸”的呼喊後失去意識，被送到醫院後宣布死亡。這一事件引發了全國對警察暴力和對黑人群體粗暴執法的討論。多個黑人權益組織站出來為加德納的遭遇發聲，遊行示威。
“我在中國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多人站在一起為了一個人，或者是少數群體的生命而站出來一起抗爭，”她說。
小黃說她平時的愛好，除了看美劇外，就是關心中國和美國的社會和政治議題，特別是民權和警察暴力問題。去年，她帶著一塊寫有“我和香港站在一起”(I Stand With Hong Kong)的牌子，到紐約的時報廣場表達對反送中抗議活動的支持。她坦言，國內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狀態讓她無法為國內的不公做點甚麼，所以讀著國內的新聞常常會給她一種無助感，以至於她已經不再像以前一樣關心國內動態。
她也沒有對身邊的中國朋友或國內的家人透露自己參加了示威。她說，如果父母知道她不僅支持香港抗爭，還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遊行，一定會覺得她瘋了。
親歷示威抗議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在逮捕嫌疑人喬治·弗洛伊德的逮捕過程被拍攝了視頻。
“看到視頻以後，我真的很憤怒，” 小黃說，“完全是反人類了...雖然我不是黑人，但我覺得我有必要去走在街上，讓別人聽到我的聲音，為我的黑人兄弟姐妹做出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努力。”
5月29日，紐約發生遍及全市的抗議活動的第一天，小黃就加入了在布魯克林的一組抗議隊伍。美國這次抗議活動的初期，示威者和警方不斷發生衝突。小黃所在的隊伍也不例外，她在一次沖突中被警察推倒，腿部受傷。
“這幾天傷口在一邊化膿，一邊結痂。腿一動就有撕裂傷口的感覺。”她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抗議伊始，全國多地有出現打砸搶現象。儘管沒有證據顯示犯罪人員和抗議者是同一群人，但抗議者在這次示威中迸發的怒火不可否認。小黃說她不支持暴力，但同時也理解一些抗議者為什麼會這麼做。
她說：“（他們）做了多久的和平抗爭，多少次，多少年，都沒有用...不是每個人都是情緒非常非常平和的。有的時候我也控制不了我的情緒。”
不過她會在抗議中及時化解衝突。
“如果要是（其他抗議者）有一點點起衝突的話，我會把我們這邊的人拽回來。警察他也會看到我是在降級事態，我不是想去火上澆油。我是把我們的人拽回來，他（警察）也不會太過分。哪怕我真被抓了，（警察）也有攜身攝像頭，我知道我甚麼都沒做...再加上我是亞裔，哪怕我是一個黑人女孩子，我走到前線去，他們（警察）可能會覺得我很有侵略性。我的亞洲臉就讓他們覺得我不會（帶來）任何危險。”
如果被抓，她說，她也知道該怎麼辦。在出門前，小黃會在手上寫下紐約當地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和保釋基金組織的電話號碼。就算手機被沒收，她也能看著身上的號碼打電話，尋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希望華人移民多了解種族問題
新一代華人移民並不是參加美國國內示威遊行的主力軍。許多中國面孔更常出現在歡迎中國國家領導人到訪的隊伍當中。今年2月，也有中國留學生現場抗議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訪問華盛頓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而在民權方面，一些華人移民則聚焦在美國的平權法案對亞裔入學名校資格的不公上。
在今年的反警暴遊行中，華人移民和在美中國人的參加度一如往常地不高。小黃說，她幾乎沒有看到和她一樣來自中國的學生參加抗議。在推特的中文圈內，也常常可見一些在國外的華人網民對這次遊行的鄙夷，或是將遊行簡單地歸結為打砸搶，抑或認為非裔美國人是在被其他政治勢力利用，言論中不時透露種族歧視的觀念。
她說自己以前也對弱勢群體偏見不淺，但是在用心去了解這些人的處境，和他們交流以後，她意識到了自己的無知。同樣的，她希望華人移民能多學習了解美國的民權歷史，減少偏見：“對平權歷史的教育，對於少數族裔歷史的教育是絕對有助於這些觀念改變的。”
馬里蘭州華裔參議員齊麗麗結合此前新冠病毒帶來的對亞裔社區的種族歧視，也希望華人能多多參與平權活動。她說：“我看到愈來愈多的華裔和亞裔覺醒過來，意識到你可以生活在白人社區，上好學校，拿好學位，找好工作。但一場病毒下來，你就得到提醒，有些美國人並不認同你的美國人身份。這場病毒大流行是一次喚醒，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憤怒也是一次喚醒。”
小黃說，她明白，遊行僅僅是改變的開始。
她說：“這個不是你上街遊行，然後遊行完了，你回家開開心心就出去玩了。這件事情需要各種各樣各方面的努力，從下到上，從上到下，所有人都要開始對這件事注意起來，我們才可以改變這個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