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間諜氣球事件，不僅有效阻礙了美中高層的交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北京關閉了雙方的溝通渠道。有美國前高官批評拜登政府處理該事件失當；有專家認為，美中間升高為衝突的“火花”很多，而且美國目前缺乏遏制這類衝突發生的有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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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核大國打下另一個核大國的間諜氣球: “不是一件好事”
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
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發生後，布林肯國務卿推遲了既定的出訪中國行程。當氣球被打下後，北京拒絕接聽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的電話。日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反過來指責美國氣球對中國的入侵。
週一(2月13日)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在中國間諜氣球問題上，揭示出更多的是美國政策的問題，“由於害怕對中國表現出軟弱態度，拜登政府未能將中國的失誤轉化為外交機會。”
“拜登總統與其推遲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的中國之行以示抗議，不如指示布林肯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要提高透明度和減少危險的建議。”佐利克曾擔任世界銀行行長，曾提出中國應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概念。
“當對方絆倒時，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開，然後指出更好的路徑。”佐利克寫道。“布林肯應該向習近平建議兩國開通快速溝通渠道— 現代熱線 —以避免從信息收集升級為激烈衝突。”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國際安全與外交副總裁、前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拉塞爾（Daniel Russel）
同日，曾擔任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拉瑟爾(Daniel Russel)認為，一個核大國對另一個核大國的低級監測飛行器——一隻氣球——使用武力，“不是一件好事”。
他認為，這一事件的教訓是，“這確實凸顯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局勢可以迅速從事件發展為危機，並從危機發展為衝突，而這正是這個世界要求美國和中國加以避免的事情。”
拉瑟爾目前擔任智庫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負責國際安全和外交事務的副主席。
耶魯大學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意外衝突》一書作者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指出，美中間存在的 “高辛烷值燃料”可以將衝突升級，“小火花就可能導致事故”，而 “氣球只是其中的一個”.
“我不知道下一個火花將是什麼，但我可以向你保證還會有一個。”羅奇指出。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洲安全高級研究員、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碧瑩(Bonnie Lin)警告，美國目前並沒有一個解決這一她稱之為 “美中關係准危機”的機制。
“如果我們讓自己處於另一種風險更高的境地，我們可能會有人命的喪失。”林碧瑩說。“我不認為我們有適當的機制，可以讓(美中)雙方以一種不會導致衝突升級、不會使局勢變得比我們現在看到的更糟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美中要建立怎樣的雙邊關係？
美中關係可能正處於過去數十年來的最低點。10多年前，華盛頓說要穩定雙方的經濟關係，特朗普時期變成要穩定雙方的軍事關係，到拜登政府則要為這一搖搖欲墜的關係修築護欄。
羅奇認為，重建美中關係不僅要恢復到過去，而且要有新措施。
首先是“重建信任”，羅奇說。“像重新開放領事館、重啟外匯項目、放寬簽證要求，非政府組織；大的艱難的事情，像健康、氣候和網絡。”
“第二是擯棄零和貿易，它除了會引發衝突，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要更側重於像雙邊投資條約那樣的為雙方創造機會、能促進增長的市場開放舉措。”
“第三，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羅奇說。他提議 “建立一個新組織，叫美中秘書處，24小時全天侯工作，負責處理雙邊關係各方面問題，設在一個中立領土上，平等配備美中專業人士，提供一種新的接觸架構，把一個麻煩的關係轉變為更具建設性的關係。”
但喬治城大學亞洲研究項目兼職教授伊萬·卡納帕蒂(Ivan Kanapathy)認為，美中之間已經無法建立信任。
“我認為貼上建立信任努力的標籤聽起來不錯，但你知道，我們正在應對的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它的存在是對我們的存在、我們所擁護的價值觀和我們的理想的威脅。”
林碧瑩認為，在考慮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美中關係的時候，必須首先考慮要為“一個什麼樣的全球秩序、一個什麼樣的國際體系而戰”。
“因此，當我們審視中國的行為時，很重要的是，不僅要考慮美中關係，還要考慮中國針對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行為如何影響整個國際社會和國際法，以及美國需要採取什麼行動來面對那種行為。”林碧瑩說。
拉瑟爾則更願意從美中共同利益的角度來闡述目前兩國之間的制度之爭、意識形態之爭。
“我的措辭略有不同，即美國和中國都發現他們被困於一個小星球上，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都被困在彼此身邊。鑒於我們都不希望它爆炸，我認為因此存在一個非常合理的問題，即我們希望這個世界看起來應該是什麼樣的？”
“它應該更像我們習慣的全球體系，而不是我們在中國看到的那個有著中國自我宣佈的、排除了普世權利和國際法的核心利益的列寧主義制度。”
但卡納帕蒂認為，美國仍可以與中國建立穩固的工作關係，“就像我們與其他專制國家一樣。我們(的關係)必須是非常交易性的。”
“我們必須確保我們擁有可驗證和執行的機制。我們必須明確地進行溝通，言明後果，而不是僅僅抱怨一些事情，停止做這個、停止做那個。” 卡納帕蒂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