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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拋棄的棋子: 《低端中國》記錄經濟繁榮背後的農民工苦難史
今年2月，隨著中國內陸省份貴州最後九個深度貧困縣清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宣布國家實現“全面脫貧”。
然而，《彭博商業周刊》資深記者羅谷(Dexter Roberts)不久前出版的書《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講述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農村人口依然在社會的底層苦苦掙扎。
《低端中國: 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
他們不僅沒有享受到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騰飛的福利，反而淪為棋子和犧牲品：他們面臨著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從政府和企業無休無止的剝削，到戶籍制度的歧視，再到家庭分離的痛苦，而日積月累的民憤伴隨著人口紅利的耗盡，很有可能成為中共政權崩潰的導火索之一。
羅谷在序言中寫到：“中國想要世界相信這樣一個迷思：中國的發展和專制制度會成為各國的榜樣，甚至會取代西方。但是本書將會證明，為什麼這是虛假的。相反，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嚴重放緩，讓許多中國人失望，並且可能引起社會動盪。”
《低端中國》一書今年3月在台灣出版，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稱讚它為“近年來讀過關於中國的著作中，最精彩、觀點最有原創性的一本”。
黨如何用“戶口”控制和利用農民
《低端中國》以人口不足1000的中國貴州省炳花村為中心展開敘述，在這個以布依族為主的村莊里，由於經濟落後和就業萎縮，絕大多數年輕人都背井離鄉，前往沿海地區打工。
莫梅荃是《低端中國》一書的主人公之一，因為家鄉缺乏工作崗位，她在1998年前往東莞的電子工廠打工，工資是每小時一元人民幣。
莫梅荃的表親莫路波則在初中的時候輟學，嘗試到寧波闖蕩，但是剛剛下了火車就被三個流氓搶走了財物。
另一名表親莫文之也在東莞的工廠打工，和其他10名工人擠在一個小宿舍，那裡潮濕悶熱，沒有廁所。但是莫文之認為工廠的待遇很好，他告訴羅谷：“舒適和私人空間不是我的重點。我來自一個貧窮的地方，我也不想找女朋友。每天晚上下班了以後，我就睡覺。 ”
截止2020年底，像莫氏家族的年輕人這樣的農民工達到了2.856億，佔中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農村人口約為中國總人口的一半。但是中國特殊的戶口制度，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淪為二等公民。
中國目前的戶籍制度始於1958年頒布的 《戶口登記條例》，所有個體被基本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
1978年改革開放後，各個城市對落戶作了嚴格限制。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的一份報告稱，與戶籍掛鉤的個人權利有20多項，涉及就業、教育、社會保障、計劃生育等各個方面。這意味著數億農民工在城市中無權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他們的健康和生存發展受到極大限制，也很難在僱傭關係中維護自身的權利。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企業和工廠獲得了大量廉價而“聽話”的勞動力。
羅谷告訴美國之音： “戶口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有利，它保證了基於低工資的“中國製造”模式，保證中國有持續的低成本勞動力供應。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那樣，農民工只是城裡的過客。這些都壓低了工資，鑄就了中國如今的世界出口國地位。”
缺乏保障和社會地位的農民工任勞任怨，夜以繼日地為中共和國家的繁榮添磚加瓦。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數量巨大的廉價農民工勞動力成為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動力，也鑄就了習近平實現“偉大復興”和弘揚“中國夢”的籌碼。
在本書的第四章中，羅谷將農民工稱作黨的“棋子”。他寫道：“黨已經不再保護工人，但還是運用一些措施讓他們繼續當意識形態道具；黨已經不再鉅細靡遺地管理工人的生活，但是有建立一個法令架構來規範一些新的老闆，讓他們不要太虧待勞工；這有一部分，是為了要防止社會動亂。”
羅谷指出：“ 農民工在中國實際上是'外來者'。他們是來幫助建設中國城市經濟，幫助中國發展的，沒人打算讓他們在城市定居。政府官員意識到，把農民工當成二等公民來對待，是對經濟發展有利的。”
永遠的外來者和二等公民
戶口制度帶來的福利保障欠缺，除了方便企業壓低農民工工資和拖欠工資以外，還使得農民常常無法獲得安全衛生的工作生活環境，甚至引發人道主義危機。
羅谷解釋說：“戶口制度把農民工置於脆弱的境地，讓他們很難和雇主協商，特別是在工資和工作環境方面，而有著當地戶口的城里人就沒有這種困難。另一方面就是農民工的本質，他們到處流動。很多情況下，他們和雇主間沒有完整的合同，或者完全沒有合同，又或者是通過第三方簽了合同。這些都讓他們更加脆弱。”
另一方面，戶口制度也引發了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導致“留守兒童等社會問題。書中主人公之一莫路波後來在東莞創業，儘管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但是他和妻子依然要面對女兒上學難的問題。在農業戶口的限制下，他們的女兒不能就讀東莞的公立學校，而私立學校的學費高達每學期1萬5千元。最後，莫路波只好把女兒送回了炳華村上學。
羅谷說：“我們看到這樣一個人道主義危機，近億的農村兒童在缺失父母的環境下長大，因為他們沒法到城裡的公立學校上學。”
農民工子女沒有資格在城市裡接受公共教育資源，私立學校的高昂費用又難以負擔，結果是數百萬乃至千萬農村兒童長期遠離父母，心理健康和教育程度都受到嚴重損害，更加難以改變命運或者實現階級跨越。農民工的子女往往不得不延續父母的工作性質和人生，成為永遠的二等公民。
中國教育部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共有1500多萬義務教育階段的留守兒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報告《2015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 - 事實與數據》則顯示，中國有1億名兒童受到人口流動的影響。
中國從2014年起開始進行戶籍制度改革，2019年的新政策要求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人口300-500萬的城市開放落戶條件，但是中國最發達的十幾個城市並不在這個名單之上。
總部設在香港的非營利組織“中國勞工通訊”宣傳總監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則表示：“中國農民工面臨的困境已經持續了數十年，薪酬低下、缺乏福利保障等問題也依然沒有改變。儘管在一些小型內陸城市，農民工融入社會的情況有所改善，但是在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裡，農名工依然是'二等公民'。”
在具體實施方面，許多城市依然規定了“須有合法穩定住所“或者“合法穩定工作”等條件；此外，新落戶的農村居民是否享有城市本地居民同樣的福利，也似乎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導；最後，農民一旦在城市落戶，就會失去對農村宅基地房屋翻修翻建以及交易的權利，最終在房屋倒塌後，宅基地使用權就會被收歸“集體”。種種障礙顯示，中國農村人口要徹底擺脫戶口制度的限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貧富懸殊與土地制度
除了戶口制度，土地所有製也限制了農村人口的發展。 1982年通過的中國現行《憲法》指出：“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儘管近十年來中國政府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允許農民出租土地使用權，但2018年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僅有37%的農村土地轉讓給了其他農民或企業。此外，轉讓的決定依然由政府主宰由政府決定。比如，2020年的改革方案規定，農民有土地轉讓的投票權，但政府依然擁有否決權。
種種限制意味著農民無法自由購買、出售或租賃土地，這扼殺了他們大規模耕種並且獲得更多財富的機會；他們也無法將土地用作貸款抵押，也就很難用土地來籌集資金進行投資，或者獲得更多發展的資源。
2018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比農村居民收入高出近3倍，全球範圍內大多數國家城鄉人均收入比都低於1.6，比例超過2的國家僅有三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城鄉財富差距近年來也嚴重擴大。 2005到2015年間，中國人均財富的年均增長率達到22%，而農村的財富積累年均增長率只有11%。
羅谷認為，這種貧富差距勢必會影響中國的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他說：“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相比從前大大提高了，但是城鄉差距也越來越大。這種日漸擴大的差距對於農民來說也日益明顯，他們意識到整個制度，包括戶口和土地方面，都在歧視他們。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他們能接受這個現狀嗎？”
貧弱而憤怒的農民將動搖中共的統治
羅谷在書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講述了中國農民工維權的歷史和個例。比如書中主人公之莫梅荃，她曾經就職的工廠強迫員工連續工作48小時，她和全廠近四分之一的工人一起組織了抗議，隨後提交了辭呈。
羅谷告訴美國之音：“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認識到戶口制度對他們的影響，越來越少的農民工願意忍耐，他們開始認識到這樣是不對的，是不公平的。這對共產黨來說是一個挑戰。”
除了民憤，中共還面臨“人口紅利”消失的挑戰。到2030年，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將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面對人口老齡化加劇和勞動力相對規模的縮小，中國長期以來依賴的勞動力密集型出口經濟模式將不再可取。 2020年以來，中共領導人不斷強調“內循環”，即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但是羅谷指出，中共依然沒有放棄戶口和土地制度，這就很難實現內需的大規模增長。
他說： “中國想做的事情違背現實。現實是，戶口和土地政策阻礙了中國農民工和農民成為健全的中產階級。如果中國一半的人口，也就是農村居民，不能很好的融入中國的經濟，那麼中國就很難實現政府想要達到的內需水平。”
羅谷告訴美國之音，對於中共來說，貧窮、衰老、心懷不滿的農民工會“威脅”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儘管這些農民曾經辛勤奉獻，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但如今他們的養老和就業成為了中國繼續前行的“負擔”。不論中國領導人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宣傳中國模式的優勢，農村人口的困境都是不可忽視的短板。
這位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記者最後總結說：“戶口和土地制度無法維持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如果一些國家認為應該效仿這種模式，那簡直是荒唐的。就算只看這兩點，中國模式也不值得世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