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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STEM博士數將兩倍於美國 專家指美應該為此警醒
一份最新的研究報告說，中國在未來五年內培養理工科博士的人數將大大超越美國，長此以往可能會削弱或傷害美國的經濟與國家安全。相關領域專家認為，這一事實應該為美國敲響警鐘；美國大學必須保持開放、自由的學術環境，繼續歡迎來自全球的國際學生進入美國的理工和技術領域。
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與新興技術研究中心（CSET）日前發表的最新研究發現，2000年美國大學在理工和技術（STEM）領域授予博士學位數目，曾是中國大學的兩倍；但是到2007年時，中國已經超過了美國。
在過去的十年時間裡，中國培養的理工科博士人數一直穩步增加。研究人員分析，根據目前的招生模式，預計到2025年時中國每年的理工科博士畢業生，將比美國增加近一倍。這份研究報告的預期數字是否在給美國敲響警鐘？
美國應警覺中國理工科博士人數超美國
相關領域的專家認為，一個國家理工科和技術領域勞動力的質量、數量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工科畢業生人數增加的帶動；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企業進行研發和實現創新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以及實現科學領導和保護國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推動力。
華盛頓非政府機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副總裁斯蒂芬·埃澤爾（Stephen Ezell）對美國之音表示，到2025年中國大學畢業的理工科技術專業博士的人數，將會達到接近兩倍於美國培養的人數；這一事實確實應該給美國敲響警鐘。
“它代表著中國正在縮小與美國的創新領域差距的又一個新層面，而另外一個關鍵層面則是中國正在積極地縮小與美國在研發投資方面的差距，特別是在應用技術的研發方面，” 埃澤爾說。
不過，美國高校課程設計專家則認為，說中國未來五年培養的理工科博士人數將超越美國，是為美國敲響警鐘似乎有些言過其實；但是的確應該引起華盛頓方面的反思，因為數量的變化常常會帶來質量的變化。
美國阿比林基督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課程設計總監方柏林博士認為，只要美國在本國的科學研究中保持競爭力，並且為全世界頂尖人才提供熱情好客的研究環境，即使中國自己培養博士數量超過美國，美國也不應該感到驚慌。
“既然美國無法阻止中國培養自己的理工科技術人才。為什麼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美國的教育質量上呢？美國應該根據自身培養創造力和進步的潛力，來衡量美國在理工科技術領域的競爭力，”方柏林對美國之音說。
喬治城大學CSET研究報告的結論認為，鑑於中國到2025年時可望培養大約兩倍於美國的理工科博士，再加之中國對高等教育的投資規模，以及美中之間高風險的技術競爭，美中理工科博士畢業人數的差距，可能會損害美國的長期經濟與國家安全。
這份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研究中心（CSET）研究分析師傑克·科里根（Jack Corrigan）對美國之音說，報告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學和量子計算等技術，將會重塑一個國家的經濟和安全格局；因此各國要想在這些新興產業中競爭，就必須培養強大的理工科人才庫。
“儘管博士學位持有者在勞動力中只佔很小的一部分，但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引領和推動著這些領域的許多研發努力，而且我們還指望他們培訓下一代的科學家、技術專家和企業家。某一國家的理工科博士人數，是其人才基礎實力的一個指標，也是該國在新興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前景的一個指標，” 科里根說。
中國博士素質能與美國相提並論？
按照喬治城大學CSET報告的預期，到2025年，中國大學每年將培養超過7萬7千名理工科博士畢業生，而美國祇有大約4萬名左右；如果扣除其中的國際學生人數，中國理工科博士畢業生的人數，與美國的比例要超過三比一。
由於中國高等教育的重整、恢復和快速發展很晚，真正的起步只是大約20多年前的事情。其間，許多高等學校熱衷於論文數量排名，尖端人才的培養嚴重機構化，以及論文剽竊、代筆等學術腐敗現象時有發生。分析人士質疑，中國本土培養的理工科博士質量，是否能與美國大學培養的理工科博士質量相提並論。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認為，雖然很難對中國大學所設博士課程質量，與美國大學的博士課程質量進行直接比較；但是中國高等學校近年來培養的理工科人才質量不容小覷。
安全與新興技術研究中心（CSET）分析師科里根認為，許多中國理工科博士研究生接受的是一流的教育。超過40% 的中國博士，畢業於中國所稱的“雙一流”大學，而這些大學幾乎全部都處於全球大學各種排名的前500位。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中國大學的聲譽有了顯著提高。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等學校，被認為是世界上頂級的學術機構。
“因此，中國當然有機會獲得大量訓練有素的理工科人才。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中國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來充分利用這些人力資本，” 科里根說。
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副總裁埃澤爾對美國之音說，雖然美國的大學仍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現實情況是：在美國大學的尖端理工科研究項目中，外國出生的學生數量日益增長。在美國電氣工程課程的全日制研究生中，有81%是國際學生，而在計算機科學專業的佔79% 的是國際學生。
2019年國會研究服務局的一份報告發現，在美國這些國際學生中，註冊理工科專業課程的研究生，有近70% 的人來自中國和印度。
埃澤爾認為，如果美國不能建立培養自己國內的理工科人才輸送管道，尤其是如果美國的政策繼續令外國學生畢業後難以留在美國，並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的話，那麼這將會給美國企業和國家安全機構，帶來長期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風險。
“事實上，美國可能變得依賴其它國家提供理工科人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生，終將變得越來越可以與美國培養的博士生相提並論，”埃澤爾說。
阿比林基督大學課程設計總監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科學方法方面進步很快，因此無論現在存在什麼差距，都可以很快地縮小；特別是因為許多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正在返回中國，幫助中國為理工科和技術學科建立更好的課程和教研項目。
方柏林認為，幾十年來，美國在科學領域作為頂級球員的信心和自在，變得過於習以為常。一般來說，美國並不十分積極地以學習的態度，去關注其它國家正在做什麼。問題的關鍵是“軟環境”，而不是投入實驗室多少錢的問題。
“最終，為培養人才而創造的環境會顯得更加重要。每一個國家都應該做一些靈魂探索：我們是否為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自由和激勵的環境？雖然中國在言論和思想自由方面做得不好，但是美國也應該拷問一下，自身的環境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方柏林說。
美國教育部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馬克·施耐德（Mark Schneider）認為，從美國學生在國家和國際評估中的表現，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理工科競爭力的教育基礎顯得薄弱。
施耐德在最近為教育新聞網站“74”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對成人能力的大規模國際評估中也有證據表明，美國基於擁有熟練成年勞動力而擁有的歷史優勢，相對於全球競爭對手，尤其是中國，正在逐漸削弱。”
美國是否應繼續為中國理工博士敞開大門？
週所周知，來自中國的理工科與技術領域的博士生，在美國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能力，通常表現非常優秀，為美國的科研和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而在特朗普政府後期，由於擔心來自中國的理工科研究生，越來越多地進入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給美國的國家安全帶來威脅，特朗普政府曾頒發行政命令，禁止畢業於被認為與中國軍方和政府關係密切的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攻讀理工科和技術領域的學位。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份上台之後，維持了大部分特朗普時期的行政命令。
鑑於CSET研究報告所指出的美國理工科人才現狀，美國總統拜登面臨一項選擇：維持特朗普時期的有關禁令不動，還是取消禁令、一如既往地歡迎更多的中國研究生進入美國大學，學習理工科和技術課程？
喬治城大學CSET研究報告作者之一科里根認為，美國所擁有的眾多高等學校，是美國在國際人才競爭中最大的資產之一。世界上許多最優秀、最聰明的人紛紛湧來美國獲得學位，而絕大多數人畢業後留在了美國，為整個經濟和社會做出了寶貴貢獻。來自中國和其它地方的移民占美國理工科和技術勞動力的很大一部分；如果沒有他們，美國將很難保持其在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
科里根說：“保護美國的研究生態系統，應該是美國的國家優先事項；但對來自特定國家的移民的全面限制，是弊大於利的。而改善美國政府、私營部門和國際盟友之間的情報共享，並在發現威脅時採取有針對性的限制，是一種更有效的方法。”
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副總裁埃澤爾也表示，美國並不一定必須限製或禁止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學習，而是應加強監督和限制非法或不道德行為。例如，在生命科學領域，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應繼續開展工作，以更好地監管中國公民可能濫用國家衛生研究院資助而產生的知識產權的可能性，防止研究成果被不正當地輸入中國。
埃澤爾進一步指出，國家衛生研究院還應更密切地監督其任何研究資金或者與中國的合作項目，特別是限制可能會被中國利用，用來發展其商業優勢領域項目的支持，這也應該適用於其它的聯邦機構，包括國家科學基金會（NSF）。
“總體來說，拜登政府應該採取的最重要步驟，是努力擴大美國本土理工科人才的培養渠道，並鼓勵婦女和少數族裔參與理工科和技術教育和更廣泛的創新經濟。因為正如研究表明的那樣，這些群體在美國創新的人口結構中所佔比例相當不足，”他說。
課程設計專家、阿比林基督大學的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政府應該扭轉對中國出生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的猜疑。使他們擺脫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籠罩在他們身上的不信任和偏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投下了一張基於恐懼的懷疑網，這對這些人確實不公平，同時也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方柏林認為，美國過去非常有能力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和印度的人才。許多人才為推動經濟科學發展、維護國家安全作出了貢獻。另一些人則在美國的經濟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寬鬆的環境和人才的國際流動，要比數量的變化更重要。頂尖人才是在競爭的環境中產生的。
“歷史上一個令人難忘的例子就是錢學森。他當時早已在美國紮根，並且在其研究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當他的忠誠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質疑，導致工作受阻時，帶著怨恨和痛苦回到了中國。最終，他成為中國在太空和導彈項目上的頂尖人才。這應該是美國應該吸取的一個代價高昂的教訓，”方柏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