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針對中國數萬名受訪者的長期大型研究調查發現，中國公眾對於貧窮的原因在這10年來產生很大的轉變，從過去認為是自己的能力不足與不夠努力，到現在歸咎為不平等的機會與不公平的經濟制度，顯示中國群眾對習近平經濟領導力的信心正在減弱，整個中國社會的悲觀情緒正在加劇。
這份關於“社會火山”的調查是由哈佛大學社會學家馬丁·金·懷特（Martin King Whyte）與史丹佛大學“大數據中國”（BIG DATA CHINA）共同創辦人史考特·羅澤爾（ Scott Rozelle）和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RCCC）合作進行。 《華爾街日報》日前刊登通報。
在過去20年中，懷特的研究團隊曾於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在中國和其他地方進行幾輪的反複調查，成為衡量中國趨勢變化的絕佳指標。最新一輪的調查是在2023年透過網路上進行。
歸咎結構因素
數據顯示，跟先前幾輪的調查相比，很明顯，大衆對中國經濟中的不平等機會與不公平體制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對自己的責任越來越少，而對經濟體系的責任越來越多。
在2004年至2014年間，受訪者認為能力不足、努力不足和教育程度低是造成中國貧窮的主要因素。機會不平等的問題排名第5，經濟結構不公平排名第9。
原本排名倒數的系統性責任在2023年的調查中顯著拉升，現在的中國受訪者認為結構性因素是解釋人們貧窮的最重要因素。機會不平等躍升至第一大原因，不公平的經濟結構躍升至第3名。教育仍然是第二重要的因素，但中國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本身就是廣泛而持久的不平等根源和症狀。
調查也詢問了中國人為何富有的原因，結果顯示，個人層面的因素，分別下降至第4位、第5位和第7位；同時，結構性因素，包括良好的人脈關係、更多的成長機會以及不公平的經濟結構，變得更加突出。
“大數據中國”說，跟幾十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國群眾對國家經濟體系和機構為社會成員提供公平機會的信心下降，但此結果尚未顯現出“社會火山”噴發的跡象，因為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已經接受了國家的不平等和自己的生活軌跡。然而，人們的不安情緒日益加劇，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感覺更普遍。
階層固化
出生於中國江蘇、後於香港城市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徐全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在中國經濟下行的情況下，社會流動的速度已經變得越來越緩慢。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讓年輕人看不到向上流動的機會，失去信心與希望而越來越悲觀。
他說，中國古籍《水滸傳》作者施耐庵曾經說過一句話：“祖旺留原籍，家貧走他鄉”，這句話放在中國現代社會也很有現實意義。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家族在當地很有勢力，那麼留在原籍是很舒服的；如果家族貧窮，就去遠方發展。
徐全指出，中國許多二、三線城市的青年人喜歡往一線城市去流動，因為大城市的機會多，相較於用人情社會紐帶為主的小城市而言，競爭也相對公平，但問題是大城市匯聚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才，競爭太過激烈，而且生活成本高昂，如果想要在大城市立足，還會牽涉到買房的問題，這對年輕人是非常巨大的負擔。但要他們回原籍也不可能，這些人就是因為在原籍沒有立錐之地，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與地位，才沒有辦法在家鄉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才會想到大城市去闖一闖。
“所以他們就成為非常可憐的一群夾心階層，現在他們是遠方也待不住，回去也回不了，他們就處在這樣的一種狀態，而這種狀態最後會形成社會非常不穩定的一個狀況。”
社會動盪
徐全表示，最近有一名來自寧夏的年輕女子陳屍在西安出租屋的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該名女子數次考公務員筆試都第一名，卻屢屢在面試時被刷下而未能“上岸”，這則新聞之所以引起網友廣泛關注，就是因為它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民眾對社會不公平的憤怒與不滿，也凸顯社會就業壓力下的時代悲歌。
徐全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紅利已經慢慢消失，現在進入到社會分配製度的問題，過去權力與資本結合的權貴階層必須要釋放出相當一部分資源給普通大學生，否則社會動盪只是早晚的問題。
就在本月，先是在杭州發生了有外送員在送餐時，不慎將欄桿踩歪，惹得外送員向保安下跪，請求歸還鑰匙，以免影響其他訂單派送。後在青島也有一大學生擺地攤賣小玩具，被戴袖標的人士阻攔破口大罵，兩人發生激烈爭吵。這兩起事件都在網路上引起廣大網友的激憤。
徐全表示，如果中國的大學生或青年僅僅是對自己失去信心的話，那麼他頂多做一個頹廢的躺平青年就可以了，可是現在問題是不單單躺平而已，當年輕人對整個國家社會當民族都失去信心的時候，整個社會民情、人的心態和道德會發生很大的變化，社會極端化事件可能會變多，“其實我最擔心的最大的悲劇是底層人民的互害”，徐全說。
他認為，這對中國的國運和整個民族的前途無疑是很大的悲哀，因為今天每一個在中國底層接受過知識教育的青年人，一但出現悲涼的故事都會引起網絡的巨大共鳴，這個共鳴的背後其實是淚水，最後會導致整個中國社會沒有創造力。他說：“這不僅僅是統治者的執政地位動搖，這個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它會導致這個國家最後沒有前途。”
中國資深媒體人士小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哈佛大學團隊的調查報告跟他對中國社會心態的觀察一致。大概10年前，已經有一些有遠見的學者發出了警告，指中國已進入一個倒退的進程，未來10年中的每一年都是接下來年份中最好的一年。此後發生的許多變化大致符合這樣的預測，到如今這種社會倒退已經引發一般民眾心態的變化，變得悲觀與焦慮。
容忍度高
小林表示，中國群眾對體制不公平的感知與判斷並不是近日才形成的，中國民眾（尤其是非體制受益者的民眾）其實一直以來都知道體制的不公平，主要的原因就是共產國家具有壓迫與剝奪型社會的特徵，這種社會以一小群共產黨權貴透過豢養、控制和收買一些社會附庸階層，共同合力壓榨其他體制外民眾。共產黨從誕生之初到如今，基本上就是以這種方式來運作。
不過，小林表示，中國群眾普遍存在另一種心態，叫“民不與官鬥”，就是明知體制很不公平，也不挑戰體制，中國民眾對體制的不公平性具有高容忍度，他們一般希望維持還過得去的個人生活，或者如果運氣好的話，甚至可以在這個不公平體制的階梯上有所攀爬，這樣的基本心態極大程度維繫了中國社會的非公義結構。
他認為，用“社會火山”來描述這種壓迫與剝奪型社會的深層心理機制是很恰當的。在社會就業比較充分、經濟繁榮的時期，大家就會傾向樂觀心態，屬於火山平靜期。當下，中國人心開始將不滿指向體制和既得利益階層時，社會就會逐漸步入動盪期。當受壓迫者擴展到相當的人口比例，並產生足夠強烈的共感時，就是火山爆發的條件成熟時。
重塑社會行為
小林說，今日中國正是因為民眾心理期待的兩個層面都已經進入死局，不要說進行階層的攀爬，就是連生存都開始受到逐年加劇的挑戰，這就是當前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他也說，這種心理變化會重塑許多社會行為，調整人們的價值取向。
他說，中國有句古話叫“窮則思變”，這個“窮”雖然有窮苦之意，但更多指得是“窮途末路”，在民眾大量失業、破產被逼跳樓、生病無錢醫治回在家等死、遭受冤屈求告無門的情況下，當涉及的民眾數量越來越多，階層越來越廣時，首先可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就是刑事案件增加，但當局的反應或預防措施就是更大量地抓捕和更高強度的維穩，這些都為下一階段的“社會火山”蓄積噴發的能量。
台灣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中研院歐美所訪問學者吳巨盟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就業機會減少，除了經濟放緩、產業外移，以及美中科技競爭外，中國AI人工智能的蓬勃發展也是原因之一。
他並表示，在“國進民退”的浪潮下，中共將政治的手伸進乾預經濟，大家看到阿里巴巴總裁馬雲被迫退休，並且權貴資本主義也造就了更多年輕人的不滿。但在中共高壓統治與控制下，民眾的不滿情緒缺乏宣洩管道，以致“社會火山”一直在醞釀，所以這跟整體習近平這幾年來的威權治理是有關的。
吳巨盟說，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在躺平、佛繫生活、爛尾娃、青年養老院之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歷史的垃圾時間”流行詞，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其實越來越不抱希望；歸結起來，跟中共體制的不夠開放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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