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與機構改革後新成立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日前正式掛牌，中國官方說要努力消除監管空白與盲區，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分析人士表示，這是中國政府為了解決金融市場“混業化”問題而設立的機構，以免日後衍伸出更大的社會維權問題。它在防止金融風險方面具有底線防禦的消極功能，但對於解決中國龐大債務則不具備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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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掛牌 分析：無助解決中國龐大債務
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5月18日掛牌成立，形成金融管理體系的“一總局一行一會”，也就國家金融監管總局、人民銀行及證監會。
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局長由長期在銀行系統工作的現任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李雲澤擔任；曾任銀保監會副主席的曹宇、周亮、肖遠企、叢林為總局副局長，繼承了銀保監會的“一正四副”的格局。
中國銀行保險報5月19日發表社論指出，雖然中國當前的金融業風險總體可控，但金融風險仍處於易發多發期，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會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努力消除監管空白和盲區，大力推進央地監管協同，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
監管空白與盲區
分析人士表示，中國的金融監管盲區主要有幾類，包括金融市場混業化的問題、地方監管功能不彰、消費糾紛，以及無法掌握大量資金外流等問題。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梁書瑗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梁書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過去“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監管其實是分業監管，銀行、保險和證券是三種不同的業務。但21世紀後，中國金融市場面臨到市場化、混業化和國際化的問題，尤其混業化問題尤為嚴重。
她表示，所謂的混業化經營就好比以電子商務起家的阿里巴巴，後來分拆旗下金融業務成立了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螞蟻金服），然而螞蟻金服本身並不是金融機構，但它卻以提供金融創新服務為由，跨足小額信貸、醫療互助平台等金融業務，這讓一些專門負責特定領域的監管機構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些創新跨業的金融產品，也不知道到底該由誰去做監管。
梁書瑗表示，又如P2P（Peer-to-peer lending）點對點民間小額借貸也是一種創新的金融經營方式，人們把錢放在第三方平台，再由這個平台放貸給別人，但過去也發生過很多P2P平台倒債的案例。
“村鎮銀行也是一個遊走在灰色地帶的機構”，梁書瑗說。她表示，村鎮銀行是因應地方上有很強烈的放款跟存款需求而生，它們很像銀行但又不是真的銀行，所以很容易遭一些特定人士把持，比如河南、安徽之前就曾發生過有大量儲戶無法提款的案例。
梁書瑗說，所以不管是P2P也好，螞蟻金服也好，或者是地方的村鎮銀行也好，這些都不在原本的金融監管範圍之內，這也讓中國政府思考，當今天的金融市場已經發展到新的階段，如果還維持原本的監管架構，顯然一定會出現很大的監管空白跟盲區。
恐演變成社會維權問題
梁書瑗說：“這個東西如果不解決，就會演變成社會維權的一個問題，你的錢不見了，你很容易在地方上就造成了社會的動盪，那這個是一個他們最主要面臨的問題。”
梁書瑗表示，中國金融監管的第二個盲區，是地方政府雖然也積極建立地方金融監管體係以應對地方上的新型金融機構，但地方政府畢竟是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所以為了發展，地方監管功能往往變得非常薄弱，這是在這一波金融改革前，中央政府很難去處理到的部分。
她說，第三個監管盲區是消費糾紛，因為當創新金融商品越來越蓬勃，自然也會出現越來越多的消費糾紛，一有不慎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當局並不樂見。
旅美經濟學家秦偉平
除此之外，著有《中國危機大逃亡》一書的旅美經濟學者秦偉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資金外流也是中國金融監管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因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後形成了一批富豪階層，他們為了資金安全，想方設法將財富移轉到海外，即使是中產階級也因為對中共政權失去信心而準備移民，沒有移民的人也是同樣想盡辦法把資金轉移到境外，造成中國資產的大量流失。
他說：“所以這對中國當局來說，它會造成大量外彙的流失，所以它認為說這是很大的挑戰和監管的盲區。”
秦偉平表示，如果流失的資金是在中國境內，中共還可以通過反腐的名義將其揪出，但一但流到海外去，中國政府將很難追踪到。
今年3月，中共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提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組建是負責證券業以外的金融業監管，同時原本由人民銀行負責的金融集團日常監管、消費者權益保護，以及證監會負責的投資者保護等，皆劃入總局的業務範圍。
中國官媒新華社說，此輪改革是把所有的合法金融行為和非法金融行為都納入監管，讓未來新出現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都難逃監管，“形成全覆蓋、全流程、全行為的金融監管體系”。
然而，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掛牌或許可以說是防止中國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最後一道防線，但對於解決中國官方與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危機卻沒有什麼幫助。
中國債務高
高盛今年4月初的報告指出，包括政府官方借貸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和政策性銀行持有的債務在內，中國的政府債務在去年增至156兆人民幣，相當於其GDP的126%；相比之下，2008年僅14兆人民幣，在14年間飆增逾10倍。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利息支出亦暴增，高盛估計，中國政府的付息規模今年將達到5.8兆人民幣，相當於GDP的4.8%，而2009年的付息規模為0.7兆人民幣，相當於GDP的2.1%。
秦偉平表示，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沒辦法去支付債務了，貴州省日前才爆出公務員發不出薪水，地方政府深陷債務危機而公開向中央求援的事情。中國的債務其實已經是一筆爛帳，完全失控了，沒辦法通過債務展期或轉移去正常支付。中共現在是用國家的力量去強壓住輿論，變相“耍賴”而已。
他表示，如果中國面對的是一間恆大地產公司的債務危機，那或許還可以透過中共特殊的黨國體制伸手相救，“但問題是中國不只是一個恆大，是很多很多個恆大，所以地產公司出問題的都不是一家了，是一個整個行業出問題，所以共產黨或者中共政府能做的，是可以延緩這個金融危機的全面的爆發，但是它不可以阻止。”
梁書瑗則認為，中國地方債務有一項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債券持有人95%以上都是中國人，海外的比例相當低，幾乎每一筆借款都是由中國債權人借給中國借款人。這就好比溫州市政府舉債，持有溫州市政府債券的人是中國農業銀行，但“大家其實都是一家人，只是國家的不同行動者而已”，所以在中央政府出面協調後，通常可以獲得解決。如果有些是不得不還的，就會由中央政府來墊付。也因此，梁書瑗並不認為中國的巨額債務會實際演變成歐美國家那般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因為歐美國家的持債人身份以及純資本主義市場的機制，跟中國的情況很不一樣。
經濟風險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達相同看法。他表示，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讓監管機構對債務問題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並不會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中國現在真正要面對的不是金融風險，而是金融緊縮的“經濟風險”。
他表示，根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副院長林采宜在5月初在中國財新網上刊登的一篇題為《中國居民消費地圖：我們的錢都花在哪兒了？ 》的文章，可以了解到中國人的消費支出在近幾年越來越保守。
羅慶生表示，中共從2016強調金融監管“去槓桿化”，到2017年開始嚴防金融系統性風險至今，這六、七年間已經把大家的生活習慣改變了，從原來的奢侈浮華、高調浪費，變成低調節儉，人民已經變得不願意消費。
羅慶生說：“所以現在中國大陸面對的問題，不是它的金融風險，它已經陷入了金融緊縮。為什麼？因為大家賺的錢不消費、不投資，用來幹什麼？還債、還貸款。 ”
羅慶生表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成立可以維持不發生金融風險，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要它更積極的促進經濟發展則是沒有這個能力。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是防止中國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防禦機構，“它消極的功能非常強，但是沒有一個積極的功能”。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金融管理體系先是“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架構；2018年變成“一委一行兩會”（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直到這次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