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援引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說，中國全國60週歲以上的人口已近3億，專家預計這一數字在2035年前後將突破4億，到本世紀中葉將達到約5億。觀察人士指出，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劇，養老資金短缺問題日益嚴重，一場前所未有的養老危機正在各地出現。而在中共權貴階層離退休後依然享受奢華待遇的同時，成千上萬普通老人卻只能依靠微薄的退休金艱難度日，這種官貴民賤的體制在中國民間正在激起眾怒。
農村老人晚景淒涼
多位受訪者表示，習近平治下民生凋敝，財政入不敷出，潛在危機正一步步傳導向包括老人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
來自豫西農村的電腦程序員杜先生今年45歲，年邁的父母都在鄉下，最怕的事情就是得病。他對美國之音說：“疫情後，就失業了。最近兩年就在家裡，沒有工作。有些積蓄。兩個孩子在杭州讀書。父母在農村老家。母親身體不好，看病是我家裡最大的開銷。大病如果花費10萬，自己估計要出8萬。”
杜先生介紹家鄉是豫西的一個農業縣，最近幾年鄉裡面也有了一些小的工廠，只是數目比較少。50歲以下的基本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就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
“今年工作不好找。今年一些50左右的，有的都在村里。建築工人今年好像沒活，村里原本外出打工的人都閒著，” 杜先生說。
“現在的老人一般都有幾個孩子，少的也有兩三個，多的有四五個，可是這些老人基本都是自己生活，不會和孩子一起生活。有的老人老伴去世後，只要生活能自理一般也是自己獨自生活。老人的經濟來源是，自己種一些地，政府每個月給120元的生活補貼，孩子條件好的會接濟一些，不好的，就一分錢也不給，”杜先生感嘆道， “老人的生活大部分都非常節約，生活最大的開銷是親戚的紅白喜事的禮金，還有看病。農村的老人很少進城，更沒有什麼旅遊。”
家住江蘇的王進先生今年90了，和老伴育有三個子女，退休前經營著家庭作坊的小生意。
王進先生的女兒對美國之音記者說：“ 我爸媽挺不容易的，之前我們家住在農村，後來搬到鎮上，兩位老人靠著小生意維持生計，省吃儉用給兩個兒子買房成了家。”
“他比我大10歲，以前身體比我好，70多歲的時候每天能走一二公里。我5年前身體裡有個大腫瘤開了刀，現在身體慢慢恢復好了點，但是他現在身體不行了，我還能照顧他，女兒也經常來幫幫忙。要是我也不行了，那就只能靠三個子女了，”王先生的老伴表示。
兩位老人的子女在當地做一些小生意，每天從早忙到晚，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
王先生的女兒說：“我們不是那種有工作單位的人，如果一天不出去幹活，就沒有收入來源，孩子未來結婚買房也要花錢，我們都不敢生病。這幾年受疫情影響，收入銳減，現在人們花錢也不那麼大方，生意也受到影響。”
儘管生計艱難，王先生的女兒也表示：“贍養老人是做子女的義務，我們不會推脫，也要為我們的子女做好榜樣。萬一老人不能自理，我們兄弟姊妹幾個也是要輪流照顧的，或者請個保姆，我們幾個人分攤。”
據中國最近發佈的《中國健康老齡化發展藍皮書（2023-2024）》披露，目前中國養老模式基本構成“9073”，即約90%居家養老，7%依託社區支持養老，3%機構養老。
養兒防老的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身體羸弱和經濟匱乏的老人對成年子女的依賴更多。在經濟大環境不好的景況下，成年子女陷入危機，老人的生活也間接受到影響。
儘管習近平治下輿論環境不斷惡化，防民之口似乎成了中共維持統治的第一要務，然而中國民眾還是想方設法利用各種渠道來發洩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在中國的社交論壇裡，一位剛畢業的大學生表示，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月薪4千的實習工作，還要每月打1000元給沒有退休金的爺爺奶奶，以免他們的生活過於悽慘。
“我是老人帶大的。很想孝順他們，可是我今年才畢業，現在實習一個月才4K。在外面也是過的緊巴巴的。要是我一個月有一萬就好了，”他寫道。
“每次遇到農民養老問題，就有一些人說農民沒有遠見，不交錢，所以農民活該老了過的慘，可是他們對農民交的公糧卻視而不見，”這位大學生憤慨地說。
共產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觀察人士指出，受制於中國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體制，中國養老資源的城鄉分佈也不是均衡的。很多農民到了退休年齡沒有養老金，生了病沒錢醫治，只能等死。
河南的杜先生說：“最近一個鄰居的老人去世了，這個鄰居是位70多的老人，很早他的媳婦就因病去世了，去世的時候留下了4個孩子，3個閨女，一個兒子。兒子結婚後，大爺把所有的錢給兒子蓋了新房，大爺因為一直在外打工，一直沒有在家裡住過。當大爺想回家養老的時候，發現家裡已經沒有他可以住的地方。後來在村幹部的調解下，在他家門口的一個小角落修建了一間小平房，讓大爺住。 冬天冷，夏天熱。”
“2024年6月14號，和村裡的一個朋友通電話，他告訴我，鄰居的大爺去世了，最近幾天河南高溫40多度，他說大爺這兩年身體一直不好，這幾天太熱， 加上飲食沒有人照顧，就去世了。”
杜先生表示：“這絕對不是個例外，在我們一個村子，一共一百多戶人，這樣的事情，我知道的就有幾個，我是常年在外地工作，只有節假日回家。 中西部農村出來的人，我想應該最能體會； 現在農村的老人一個月好像120退休金；只有你真的生活在農村，你才可以看到農村老人真實的生活， 如果得了那種幾萬塊錢才可以看好的病，他們就只好認命等死。”
江蘇王先生的老伴也無奈地表示，自己和老伴以前還有一些私房錢，但是自從做了場大手術，加上老伴身體也不好，看病幾乎花光了積蓄。
王先生的老伴說：“我們農業社的人，一輩子都是吃苦的命，不像那些幹部和商業社的人退休能拿很多錢。”
中國人口未富先老，養老資金消耗殆盡
據中國社科院今年5月的估計，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將於2035年耗盡。
馮崇義教授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人口老化在學界叫未富先老，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是每一個發達國家都面臨的問題，但是他們因為比較富裕了，社會積累比較雄厚，它的保障制度比較健全，這是在可以解決的範疇裡面。而在中國社會，養老變成一個危機，因為中國還是一個中等收入、中低收入的國家，如果把農村農民算上，那更不得了。”
人口學家易富賢今年3月在美國之音發表的時評文章中指出：“中國的人口結構與高收入國家很接近，而人均GDP只是其四分之一，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馮崇義補充說：“在這個經濟發展水平上，中國老齡化已經達到和所有發達國家同樣的高度，或更高，哪怕它經濟上目前這樣狀況，它這個養老金缺口都很大。何況現在它的經濟高速發展已經結束了，失業的人口會更多，於是它給社會福利這一塊的壓力會更大，所以很多人會擔心這個，將來很多地方發不出養老金來。在一些窮困的地區，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來度日，那是一個很大的隱患。”
馮崇以還提到：“十幾年之前的胡溫，把它（養老）納入財政裡面，給一點錢，象徵性的，但是因為地方財政沒有錢，哪怕有這樣的規定，很多地方財政根本支付不了（養老金）。因為現在中國有三大危機，房地產危機，金融危機，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很多地方政府，特別是落後地區完全靠轉移支付來做，中央政府的稅收也在銳減。”
易富賢也指出，中國還面臨人民幣貶值壓力，勞動力在快速減少，產業鏈正轉移到一帶一路國家，經濟減速，導致地方政府陷入債務危機。也就說，由於深陷老齡化陷阱，即便以“人均GDP”為標準，中國也很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特色“負福利” 體制 “窮人養富人”恐釀成社會動亂
獨立評論人蔡慎坤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當局一向不把農民放在眼內。中國政府只知道向農民徵收糧食，從來不管農民的死活。“從前農民是一分錢（福利）都沒有的。只是後來有一筆所謂的養老金的補貼。這個補貼的標準實際上是很低的，”他說。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馮崇義教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胡溫時期做了一個照顧民生的改革，把農村也算進這個（養老金系統）裡面來，但農民一直是二等公民，有些地方給100元一個月，有些地方150元，那按照現在的物價水平，杯水車薪，跟以前一分錢沒有相比是一個進步，但是農村農民還是很悽慘的。”
馮崇義教授表示，中國的不公，在政治上學叫做“負福利”，中共政權立國以來對於底層民眾來說一直實行“負福利”制度。
“你要在西方世界，有social security net（社會安全保障網）,是保障制度，給窮人、收入低的人提供社會福利，讓他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這叫“正福利”，也就是窮人受到補貼。可是在中國，這些福利，包括醫療、住房，都是按照你的級別和等級來提供，當的官越大，收入越高，你的福利就越多;你如果工資越低，級別越低，你的福利就越少，它是負的。這就叫‘負福利’，” 他告訴美國之音。
馮崇義接著說：“當到市級、廳級（幹部）基本可以過共產主義生活了，配很好的房子和車，有警衛、保姆、秘書，哪怕退休後也有很好的待遇，所以他們是按級別來發放補貼。”
馮崇義指出：“縣級以上醫院都有高幹病房，高幹的概念是十三級以上。中國公費醫療80%以上花在高幹身上，高幹現在像廳級或副省級以上，他們就會享受這種待遇。1949年參加革命工作的就可以享受一些待遇，這些待遇是100%報銷，而且他們可以用進口藥，維持生命機率很高。哪怕是大學校長，像廳級或副部級，這些校長本身他每年都是幾百萬一個人的花銷，所以這是相當不公平的。本來中國如果按照分配制度講，它的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佔GDP的比例本來是全球最低的那個檔次，本來就很少，又被這些特權階層佔用了，底層這些老百姓會少得更可憐。”
觀察人士說，相對於西方國家通過個人所得稅和社會安全保障網，用高收入群體繳納的稅金來確保低收入群體的福利待遇，中國共產黨政府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用從下層民眾身上盤剝來的血汗錢供養大批黨政官員，而中共特權階層離退休後所享受的福利往往仍是普通民眾所得養老金的數百倍，中國這種“窮人養富人”的“負福利” 體制，在經濟急劇下滑的情況下，很有可能釀成嚴重的社會動亂。正如孔子所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