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 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 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去年底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給人很突兀的感覺，現在清楚，這背後的目的是要反擊西方輿論的“中國見頂論”。 中國當局認為，該論調是西方輿論有意抹黑中國、唱衰中國，是美國在經濟特別是科技上圍堵中國時，在輿論上發動的對中國的圍剿，屬於美國對中總體戰的一部分，也是 過去幾十年來西方散佈的“中國崩潰論”的一個最新變種。
既然中國當局認定西方要對中國打認知戰、信心戰，當然不能被它牽著鼻子走，所以外界看到，中國也吹響了輿論反擊的號角，官媒和學者發表了很多駁斥“見頂論”的文章和訪談，包括在美國媒體，官方在不同場合也就中國經濟頻繁信心喊話，甚至習近平親自出馬錶態。 他最近接見美國工商和戰略界學者時表示，中國經濟是健康、可持續的，中國的發展歷經各種困難挑戰才走到今天，過去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 “中國見頂論”而見頂，中國發展前景是光明的，「我們有這個底氣和信心」。
當局批駁“中國見頂論”
在這場輿論戰中，人大重陽的王文和北大的林毅夫可看作兩個代表，他們還有其他學者試圖用經濟數據並從經濟理論上來解釋和駁斥西方這一輪唱衰中國為什麼是錯的 。 王文在美媒發文，歸納了“中國見頂論”的六個誤解，稱為六個“迷思”。 這六個誤解是，中國經濟規模不會超美，房地產危機威脅未來成長動力，外國投資正在逃離孤立的中國，失業率將引發社會動盪，人口老化導致經濟衰退，中國人對未來缺乏信心。 簡單地講，他要告訴西方，這六個面向都不可能出現西方輿論希望出現的狀況，即使在某些方面確實存在困難，但是數據顯示，事情會向西方輿論不樂見的方向發展。
比起王文沒有太多經濟學含量的批駁來，林毅夫身為知名經濟學家，從國進民退、人口紅利、資產負債表衰退等角度，用歷史、事實和數據等來駁斥西方這一波 “唱衰論”，顯得更學理化，他認為，國進民退是經濟增長下滑的結果，不是原因；未富先老國家的經驗表明，在進入重度人口老齡化階段後，反而能取得更高的成長速度；日本情況不適合中國，資產負債表理論不能解釋中國等。 他還說，改革以來一再出現的“中國崩潰論”，很多人之所以會信，原因出在中國在轉型過程中採取了漸進雙軌制改革，而沒有採用發達國家主張的休克療法，故從主流理論看，中國存在許多體制、機制問題，只要看到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就會用已開發國家理論來分析，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不可持續，但這些崩潰論都沒有真正弄清楚中國經濟下滑的原因， 也沒有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機會和條件。
縱觀中國學者和媒體對中國經濟的辯護，概括起來，不外乎以下理由：中國有國際先進的基礎設施條件，有數量龐大的高素質勞動力，有14億人的超大規模市場，有傳統產業 的充裕產能和強大競爭力，而且新興產業的轉型升級也在活躍推進，再加上中國還有黨的領導的製度優勢，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當局正以科技創新，規劃和部署新質生產力 ，這些都彰顯了中國經濟發展與追趕的深厚潛力與光明前景。 例如王文就說，中國實體經濟在多個領域都輾壓美國，比美國空心化的經濟含質量要高，雖然房地產正在經歷陣痛，但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特徵的“新三化”經濟正在快速成長。 林毅夫更樂觀預測，2035年前，中國還有8%的成長潛力，每年可以達到5-6%的成長；從2036年到2050年，應該還有6%的成長潛力，最終實現3-4 %的成長。 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就可達到美國一半，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此過程中，中國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每年都能達到30%左右，這意味著，中國仍是全世界機會最多的國家。
大趨勢看，中國經濟見頂的可能性大
中國經濟到底是學者表達的前景光明，還是西方輿論相對悲觀的“見頂”預測，每個人都有不同看法。但是，要評估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趨勢，需要把它放在一個歷史的大背景下去觀照，否則很可能出現局部淹沒整體、一葉障目的情形。
不過，在分析這個問題前，先指出官媒和學者對“中國見頂論”有意無意的曲解。 西方輿論這波“見頂論”，不是之前“中國崩潰論”的翻版，所謂“見頂”，並不表示馬上就會崩潰，見頂也可能在山頂上盤旋一段時期，才慢慢地或 快速地下降。 好比日本，都在說它“失去的30年”，但在被中國赶超前，在老二的位子上待了20多年，如今又在老三的位子上待了15年。 以中國目前的經濟體量，即便見頂，保持老二的位子，至少還有幾十年。 所以它本質上不是官方說的“中國崩潰論”，雖然也確實有唱衰的成分在內。
那麼，對中國來說，未來大趨勢會是什麼？ 有三點要注意。
中國面對的是一個不友善的地緣政治環境，西方特別是美國未來十幾年大概率還是圍堵中國，科技脫鉤不可避免，世界將分成兩種全球化，這使得中國不再享有過去40年 的全球化紅利。 不管中國承不承認，其經濟崛起是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中取得的，西方的資本、市場和技術幫了大忙，但現在，來自西方的資本和市場正在萎縮，技術尤其是高科技正在脫鉤 ，沒有了西方技術的加持，中國的新質生產力就不可能和西方在同一軌道上賽跑，所謂的“新三化”經濟長遠來看，很難競爭過美國。
財富分配和人口結構，將長久制約中國的內需特別是消費，而消費不能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占主導，要維持較長時間的穩定增長是困難的。 假如林毅夫是對的，中國這幾年的增速下行由外需不足造成，按理，該由內需來補。 中國確實是這麼做的，長期以來中國政府的投資對經濟成長起了主要作用。 但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傳統基建的投資已到天花板，新基建的投資空間也不是很大，而作為內需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動力的消費這塊，卻由於財富分配體制導致 的貧富分化加劇，一直受到限制，發揮不出它應有作用。 過去中國的消費成長主要來自4億中產階級，但這幾年中產階級也面臨返貧壓力，6億個多月入1000元人民幣的低收入階層撐不起消費大國重任。 此種狀況當然受制於分配困境。分配體制又和整個經濟乃至政治體制連動，過去沒有做改革大手術，今後也不太可能動這塊乳酪。
問題還在於，疊加一個人口負成長。經驗表明，人口只要進入負成長空間，就是不可逆轉的，而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成長，建立在人口不斷增長的預期之上，突然而來的人口負增長，將這個預期基礎打斷，這是最近幾 年中國經濟下行的因素之一，雖然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人口減少，未富先老，即便存在林毅夫說的經濟不降反增情形（要有其他因素配合），也可能是短中期的，因為就算老年人有錢和有時間，但消費慾望不足，在這一塊無法取代年輕人的消費潛力。 由此也決定中國的房地產將永遠告別成長，這不是以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新三樣”能彌補的。直到中國的經濟結構重新建立起和人口結構的再平衡，中國經濟的下行才可能停止，而這是一個至少長達十幾年的過程。
政治體制打擊大眾對未來的信心。 這個問題討論的太多。 當一個社會包括財富、知識和權力在內的精英群體的大部分喪失了對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統治者的基本信任，對未來發展的信心嚴重不足，要么移民要么躺平，即便統治者迫於 經濟成長的壓力而對體制小修小補，也作用不大。中國目前正面臨這種狀況，在未來十多年，它也不會有太大改觀，相反，政治空間還可能進一步壓縮。 因此，在對未來預期悲觀下，要激發社會投資、消費和發展的動能，基本上不可能。
上述三點構成了中國發展的長期困境，尤其政治體制的問題，中國的官媒和學者在唱響經濟光明論，反駁西方唱衰中國時，有意迴避或把它作為有利因素。 也許中國經濟還會有若干年的中低成長，但前景是光明還是見頂，從這個歷史的大背景和大趨勢看，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