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C報告- 外國記者在華報導環境不斷惡化

華盛頓 — 

FCCC報告- 外國記者在華報導環境不斷惡化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1月31日發布報告，對2021年的中國新聞報導環境做出年終總結。報告稱，去年駐華外國記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尤其是關於新疆和香港等主題的新聞報導。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以防疫為理由不批發新記者簽證，使得很多媒體面臨人手短缺問題。記者和他們的消息提供人頻繁遭遇來自官方或警方的騷擾、盤問，以及網絡攻擊。尤其讓記者感到不安的是，除了普遍的敵對情緒，他們還面臨可能的法律糾紛。

中國官媒開足馬力攻擊外媒記者

2022年1月16日，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駐華分社記者馮哲芸（Emily Feng）發表了一篇關於“螺螄粉為什麼走紅”的文章。文章不長，但是圖文並茂，配上馮哲芸實地走訪廣西柳州的經歷和美食博主的交流，記錄了“雖然臭但是好吃得讓人停不下嘴”的螺螄粉的特殊魅力。馮哲芸還在推特表示，正是自己在疫情期間受同事影響愛上了螺螄粉，誘發了去柳州看一看的慾望並且寫下此文。

令馮哲芸意外的是，這篇關於美食的輕鬆小文，成了她被攻擊的理由。 1月19日，賬號為“大洋網零點國際觀察”的百度百家號發表文章，以“反華華裔滲透中國廣西，挖墳式陰陽怪氣螺螄粉，還有中國人替她說話”為標題，批評馮哲芸把螺螄粉當成“反華黑料”。文章配上馮哲芸的大幅照片，說“馮女士的腦子已經徹底陷入了怪圈”，指責馮是一位“有名的反華專業戶”。

同日，“北美留學生日報”（北留）也發表文章，標題稱“外媒記者編的中國黑料腦洞太大”。雖然馮哲芸全文並沒有這樣的結論，此文在標題裡指責馮的文章說“螺螄粉會造成新冠大流行”、污衊傳統美食為“病毒傳播的另一個窗口”，並且總結說：“從蝙蝠到螺螄粉，西方媒體從來沒有停止對新冠病毒源頭的轉移和污衊”。

北留的長文接著往下列舉了“善於反華的記者馮哲芸”的過往“彌天大謊”：質疑冬奧會APP監控外國運動員；2019年深圳的中國部隊進行防暴演習準備鎮壓香港的民主抗議；中國大多數醫院只向已婚婦女提供生殖服務，等等。但是，馮最大的罪狀，還是她2021年4月前往貴州畢節之後所寫的“中國宣布擺脫貧困是真是假”一文。文中提到了因扶貧項目遷居之後的當地農民，雖然有了新家，但面臨沒有可持續的新工作，並且在文末採訪了當地蘑菇種植戶孫先生。馮哲芸的文章最後總結說，是孫先生這樣的生意人，而不是政府，給當地居民帶來了工作，使得他們不至於重新陷入貧困。

10月，貴州畢節當地政府的微信公眾號稱：“2021年，某機關幹部舉報了境外反華媒體持續潛入畢節市，非法採訪報導我脫貧攻堅領域負面信息，並在境外進行炒作。相關幹部受到了國家安全部和貴州省國家安全廳精神表彰和物質獎勵。” 隨後，觀察者網以“潛入貴州畢節的華裔反華記者是誰”為標題發文，指責馮哲芸“抹黑我國全面脫貧攻堅的成就”、“斷章取義”。在這篇文章的鏈接上，不但配上馮哲芸的照片，另一位華裔女記者，華盛頓郵報駐京記者郭麗麗（Lily Kuo）也因為她所寫關於脫貧的文章被批評，並且也配上了她的照片。觀察者網這篇文章後來被其他中國大陸媒體廣為轉載。

2021年9月，洛杉磯時報駐華記者蘇奕安（Alice Su）也遭到環球時報的點名批評。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外媒記者‘在華反華’，蘇奕安又搞事情了！”的長文，稱包括蘇奕安在內的多位駐華記者“以記者的身份來華進行反華工作”、“發布歪曲事實的報導”、“帶頭造謠傳謠”。文章稱蘇奕安和德國之聲駐華記者馬蒂亞斯·比靈格（Mathias Boelinger）在2021年7月報導暴雨的時候“在鄭州街頭陰陽怪氣地進行歪曲性報導”。在報導中國的脫貧新聞上，蘇奕安也和馮哲芸一樣，被環球時報指責為“對中國的扶貧攻堅、共同富裕、民族團結展開了惡毒攻擊”。

長期供職於某外國媒體駐華分社的記者李不勝（化名）認為，最近幾年的中美關係惡化是催生這類攻擊性檄文的原因之一，並且得到廣泛傳播。 “很多國內的媒體和自媒體，他們寫出大量的關於中西對抗的文章”。他告訴美國之音說，儘管很多移動閱讀平台宣稱自己根據讀者習慣進行推送，但事實並非如此：“你可以點‘不推薦’，不想看這個，點一個叉，沒了，理論上是這樣的。但是對於一些中西對抗的文章呢，實際上，你不管叉掉多少個這一類的，你總能還是看到它。這個平台希望你看到它。他不是根據你的閱讀習慣，而通過算法推薦給你的。這就是強行餵你吃，強行拿給你看的。”

華裔記者的身份“原罪”

在“北美留學生日報”攻擊馮哲芸的長文裡，有這麼一句“美國各大媒體都有這樣的殖人記者，她們仗著自己長了一副華人面孔，會中文，被派往中國後就穿梭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看見什麼黑什麼”。其中“殖人”一詞，是最近流行於網絡但尚未廣為人知的貶義用語，指有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殖民思想的人。文章末尾稱，希望馮哲芸“有一天可以通過出賣自己的國家獲得美國人的一些認可”。

環球時報針對蘇奕安的長文則多次使用了“二鬼子”一詞：“二鬼子比鬼子還可惡”、“二鬼子蘇奕安是吃定了反華的這碗‘漢奸飯’”、“在二鬼子記者蘇奕安的筆下…話說得婊裡婊氣的”。

2021年12月，環球時報以“他們投靠西方媒體，在同胞和祖國的背後放冷槍”為標題，繼續追討一批包括紐約時報記者肖慕漪在內的華人女記者，說她們“在涉華負面和謠言上，一個也沒缺席”。文章仔細列舉了肖的求學和工作經歷細節，得出“肖慕漪並不是一個人”的結論，暗示她背後可能有美國一些“反華”基金會的支持。文章結尾說：“可以肯定的是，在很深的政治組織項目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已經成為朝同胞背後放冷槍的積極分子。”

李不勝告訴美國之音說：“我發現他們好像形成了一種（風氣），在尋找批評對象的過程中，把目光集中在了這種本身是華裔，又是女性的新聞工作者的身上。她們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的和政府引導的民間的這種攻擊。”

一位因擔心安全不願意具名的女性外國媒體記者告訴美國之音，對記者的粗鄙言語人身攻擊讓她覺得很噁心和不公平。她說：“只要這個人在外媒工作，他們就會給你貼上賣國叛國的標籤。他們不在乎攻擊的具體是誰，只要找到一個符合攻擊標準的人就可以展開批鬥。這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東西可以吸引很多流量，這是門生意。”

曾經的媒體人，旅居德國的時評人長平認為，中國宣傳機器的風格粗鄙化，有其高度的計劃性。 “這個首先肯定是一個大的外交趨勢。不是下邊的編輯，記者，或者文章作者的自選動作。因為在中國，通常叫外交無小事，都是根據國家的大政方針來定的。”長平對美國之音說，到了胡溫時代後期，中國模式被官方刻意塑造，而大國崛起帶來了粗鄙的民族主義情緒，外交領域出現了一些讓國外外交界感到非常驚訝的變化，當時被稱為“粗魯外交”。他說：“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粗魯外交就延伸到媒體領域。從禮儀外交到粗魯外交，再到戰狼外交，並不是因為中共外交人員或者宣傳機器變得愚蠢了，而是他們認為這樣更有利可圖。他們認為這樣是能夠占到便宜的，簡單說，是能起到作用的。”

不斷惡化的報導環境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每年年初發布報告，對上一年的中國新聞報導環境做出年終總結。協會1月31日發布的最新報告稱，2021年，駐華外國記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99%的記者在填寫調查問卷時表示，中國的新聞報導環境達不到國際標準。報導新疆問題幾乎成了所有駐華記者的“終極難題”。該報告稱，88%的受訪記者表示，在新疆受到了政府公開的跟踪。

報告稱，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以防疫為理由，不批發新的記者簽證。就連持有有效記者簽證的外國記者，一旦出國，也會導致簽證作廢，想再度回到中國幾乎沒可能。在調查報告中，46%的受訪者說他們所在的媒體駐華分社因簽證問題無法僱傭新記者，面臨人手短缺問題。超過1/4的記者說，他們的消息提供人曾不止一次遭遇來自官方或警方的騷擾、盤問。 62%的記者稱，去年曾至少遭遇一次採訪受到警方或者其他政府部門的阻撓。

報告也提到了針對記者的人身攻擊問題。報告說，由中國政府官方支持的對外國記者的攻擊，尤其是網絡暴力，使得記者在華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 2021年，有6名外國記者因為擔心人身安全選擇離開中國大陸。同時，官方也煽動了民間對外媒的敵對情緒，讓大眾把外國媒體視作敵人。多名外國記者在網絡被謾罵騷擾，還有人社交媒體遭到黑客試圖竊取賬號的攻擊。

尤其讓記者感到不安的是，除了敵對情緒，他們還面臨可能的法律糾紛。 2021年3月，《經濟學人》駐華記者斯蒂芬妮·斯杜德（Stephanie Studer）在發表關於留守兒童的報導之後，遭到四川達州受訪機構一名負責人的起訴。該負責人認為斯杜德報導不實，要求刪除未果後，將她告上法庭。斯杜德本人已離開中國。同樣受到法律糾紛威脅而離開中國的，還有前BBC駐華記者沙磊。報告調查顯示，2021年，至少有9名外國記者遭遇了法律糾紛的威脅。一些記者在實地採訪時，有時候被要求籤署“不做負面報導”的書面協議。

李不勝告訴美國之音，記者出於恐懼而離開：“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可以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相當於坐黑牢，這個時間可以拖得很久。不要說媒體人員了，你看709那些律師，他們本身是法律專業人士都保護不了自己，更不用說這些媒體的工作者，更不可能保護自己了。”

時評人長平認為，他所說的“戰狼外交”所帶來的益處，就是媒體確實加強了自我審查。他告訴美國之音說，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的中國，一直到胡溫政權的前半部分，國際舞台是屬於西方的，那時候中國政府想方設法登上世界舞台，像鄧小平登上《時代》雜誌封面這種事，會被看做是外交勝利。但是從08奧運和西方金融危機開始，到習近平時代，中國領導層覺得中國可以登上世界舞台，甚至成為中心。

“所以現在中國官方報導習近平為世界指明方向，這樣的報導越來越多，甚至超過毛澤東時代。這種情況下，他們也希望西方的媒體也能夠自我審查”，長平說：“從攻擊媒體到攻擊記者，很簡單，就是讓你害怕。這一招顯然是有效的。任何西方記者都不希望個人遭到攻擊，肯定就會更加謹慎。更加謹慎是沒有問題，但是會帶來自我審查。事實上，比如彭博社、紐約時報，都有相當程度的甚至是公開的自我審查。”

“這就是他們的收穫。對中共來說，他最重要的目標，從來都是清晰的，就是保住政權。”長平認為，長久下去這會導致中國的資訊環境越來越封閉。 “資訊封鎖，信息恐懼和洗腦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並不像很多人想像那樣只是一些荒唐的笑話。事實上它是相當有效的。這些人被洗腦之後，中共也有他一整套的宣傳話術，比如說專制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啊，中國社會需要特殊管理模式啊，等等。通過這些洗腦教育，很多人會把自己的處境正當化，會慢慢接受這樣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