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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在中國被描繪為國家的頂層設計和頂層戰略,目的是實現歐亞大陸的互聯互通,打造“命運共同體”。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雖然中國希望外界將“一帶一路”視為一項旨在促進共同發展的區域經濟倡議,但是這項計劃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大戰略,最終目的是實現中國的“偉大復興”,打造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一位學者說,在這個秩序中,開放、民主、自由這些西方的普世價值觀並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國推進“一帶一路”的勢頭似乎正猛。土耳其和中國就安全合作達成共識,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還說,中國的安全就是土耳其的安全,並承諾將在土耳其國內媒體中消除反華報導。中國媒體還報導說,菲律賓、緬甸和印尼也有強烈意願參與“一帶一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5月的“一帶一路”論壇上說,“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際工程。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代表參加的那次峰會,其中有近30個國家是國家元首出席。
中國承諾在歐洲、亞洲和非洲60多個國家的包括鐵路、港口和能源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1萬億美元。
新瓶裝舊酒 獨缺民主與自由
美國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納德吉利·羅蘭說,讓歐亞大陸互聯互通的構想並非中國首創。她表示,在冷戰結束後,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也嘗試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來形成各國間的相互連通並促進經濟發展,並希望借此將後共產主義的歐亞大陸打造成一個不僅是商貿自由流動,而且也是政治和思想上民主開放的地區。
羅蘭說,雖然現在中國拾起了曾經的舊命題,但是中國目的卻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她星期三(8月2日)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個討論會上說:“中國所謂的連通是與中國連接,這個想法的背後不是開放,不是讓所有思想理念開放爭鳴,絕對不是。”
羅蘭:“一帶一路”意在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
她指出,中國的“一帶一路”不僅僅是基礎設施建設,而是一個大戰略,終極目的是實現中國的“復興”。她說,“一帶一路”既是一種願景,也是實現這種願景的手段,包括在經濟上幫助國有企業找到新的市場、輸出過剩產能、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讓中國不必通過改革就能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不過羅蘭說,其中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戰略的政治和地緣政治意圖,也就是通過經濟利益來吸引他國,讓中國獲得更大的地區影響力。
她說:“命運共同體簡短地說,實際上是以中國為中心這樣的一個想法,也就是21世紀數字時代的唐朝秩序:中國在經濟和文化上佔據主導地位,其他國家圍繞著中國。”
羅蘭的這些觀察來自於她三年多來對中文資料文獻的梳理分析和在中國的採訪考察,也是她最近出版的《中國的歐亞世紀? - “一帶一路”倡議的政治與戰略影響》一書的主要觀點之一。
中國的歐亞世紀會是怎樣的?
如果中國真的實現了這樣的歐亞秩序,那將是一幅怎樣的圖景?
羅蘭在書中花了一小部分篇幅進行了想像:座標是2035年,歐亞地區人口50億,其中33億中產階級使用阿裡巴巴和京東的電子商務平臺以及銀聯系統進行人民幣消費;由於貫穿歐亞大陸的高鐵,中國的貨物到達西歐只要不到10天,速度遠遠快於海運。
歐亞地區被中國的北斗系統覆蓋,人們使用的5G網路由中國國有電信運營商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提供;人們不用穀歌,沒有臉書和推特帳號,不看BBC或CNN而是使用百度、微博,看中國全球電視網(CGTN),看中國的肥皂劇和大片。
新的歐亞互聯網由自動和人口的審查員進行監控,控制網路領域的公眾討論,打壓對中國和地區夥伴的批評。
“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通過區域和一系列的雙邊安排與中國相互聯繫,如果他們與中國發生爭端,他們不能通過任何的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法律機制解決,而是必須與北京進行雙邊談判;中國控制著位於香港的爭端解決和仲裁系統,任命仲裁法庭的檢察官、法官和律師,而且和中國國內的司法體系一樣,不遵循正當法律程式(due process)這個西方標準。
中國的地區影響力已經由近及遠,甚至輻射到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西歐這些發達地區,並依照友好夥伴關係、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全面友好友好夥伴關係、戰略夥伴關係以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樣等級秩序進行劃分和打交道;中國注重“發展權“而不是個人自由的權利,中國的投資、經濟援助和安全合作不像西方國家一樣附加任何條件,因此,中國在幫助其專制鄰國發展經濟的同時,也維持了這些國家的統治,並讓他們能夠不斷改善控制社會的技術。
簡言之,羅蘭寫道:“西方的自由思想被掃除了,民主沒有在歐亞傳播,中國的周邊地區穩定了。中國在區域秩序的至高之位上君臨天下,無人挑戰,其他在經濟、政治、安全上依賴北京的國家向北京俯首,尊重北京的利益。”
西方國家如何因應?
未來是否真的會如此發展?沒有人知道。但是羅蘭說,由於中國主導的投資項目不附帶其他條件,這些項目受到專制領導人的歡迎。她認為,如果放任不管,“一帶一路”也許會助長專制做法在歐亞大陸的盛行,放慢普世價值的傳播。
她還指出,當“一帶一路”國家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之後,他們也許會越來越難以在政治問題上挑戰中國。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幾個月前,歐盟原計劃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表聲明,譴責中國的人權狀況,但最終因為希臘的反對,計畫流產。在此之前,希臘總理訪華,期望可以從中國那裡獲得更多投資以緩解其財務壓力。
那麼,西方政府應當怎麼做?
羅蘭認為,西方政府面臨的問題不是他們是否應當開展一場反“一帶一路”運動或是試圖破壞北京的努力,而是應當思考如何將“一帶一路”潛在的危害最小化、利益最大化。
羅蘭說,對於那些想要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在與中國合作時應當審慎,不應僅考慮商業利益,而是要更加全面地看問題。其次,她認為,西方國家雖然不能像中國那樣出手闊綽,但是可以整合資源,在一些國家需要的時候,為他們提供中國主導項目之外的其他方案。她說,尤為重要的是,西方國家的方案應當堅持一貫的高標準,包括強調透明度和善治。
“一帶一路”是否會成功?
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9月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這個計劃已經成為了中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從中國媒體的宣傳來看,中國對這個“世紀工程”似乎是信心滿滿。
不過羅蘭說,她在中國接觸到的一些學者雖然沒有公開提出批評,但是私下裡認為習近平的這個項目“太自負”、“野心太大”。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政治經濟學項目主任馬修·古德曼表示,他在最近訪問中國的過程中,也聽到一些質疑之聲。
他說:“如果習近平招致許多批評,比如由於很多專案失敗,或是因為引發外界對中國新殖民主義的擔憂,或是中國民眾說,為什麼把錢撒到其他國家而不用於自己國家,如果他招致那種批評,這對習近平來說可能是個問題。我認為,到那時他就不得不改變路線。但是我覺得,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我感覺,會有足夠多的成功專案和積極因素讓中國去宣傳展示,並宣稱‘一帶一路’是一項成功的倡議。”
羅蘭說,對於中國在推進過程中會遇到那些挑戰與阻礙,中國的專家學者都已經分析地很透徹。這些挑戰包括歐亞達多社會、種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經濟投資的可行性,安全因素,以及美國、日本、印度以及中國周邊小國的負面反應。
她說,中國也正在思考解決方案。
不過她說,如果中國想要以“一帶一路”為基礎構建一個未來的新秩序,那麼中國必須說服其他國家中國領導地區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中國在其中展現出的價值觀與規範也應當具有普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