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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抗疫外交”四面楚歌 但其推銷“中國模式”的努力還將繼續
儘管新冠疫情在中國武漢最早爆發，但是中國政府還是不遺餘力地試圖把疫情爆發變成一個在全球展示“軟實力”和推銷“中國模式”的一個機會。但是，因為中國政府對疫情的早期隱瞞及其”戰狼“外交的出現，中國的努力適得其反，引發多個國家對中國的反感。不過，分析人士警告說，雖然新冠疫情讓中共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中國不會放棄推銷“中國模式”的努力和意圖。
中共借疫情打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遭遇翻車
在中國的新冠疫情稍稍緩和後，中國試圖通過大規模對外援助，用中國媒體的話說，來彰顯“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展現出無與倫比的中國製度優勢，為世界各國疫情防控提供'中國經驗'”， 然而，中國的做法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引起反感，遭遇反彈。
尼日利亞《每日郵報》（Daily Post）4月26日報導，尼日利亞一個法律從業者聯盟日前已將中國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國對新冠肺炎給尼日利亞所造成的損失負責。這些律師要求中共賠償2000億美元，以彌補給尼日利亞人民造成的“生命損失、經濟扼殺、精神創傷、艱難困苦、社會迷失、精神折磨以及對正常日常生活的破壞”。
在埃及，一名律師4月7日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起訴訟，要求中共就疫情對埃及造成的傷害，賠償10兆美元。
在此之前，在美國、在歐洲和亞洲也有個人、地方政府和律師團體紛紛將中國政府告上法庭，表達對中國政府早期隱瞞疫情的憤怒，並要求巨額索賠。
中國“戰狼”外交官的做法更是增加了世界對中國的反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3月份指責可能是美軍帶來了病毒，引發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憤怒，導緻美國總統特朗普改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4月，中國駐法大使館外交官指責法國抗疫不力，讓領養老金的人死在養老院。法國政府極其罕見地召見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以示抗議。
在中國廣州，一些非洲人遭受當地中國人敵意和歧視，使得一向對中國友好的非盟日前發表聲明對非洲人處境表達“強烈關切”，呼籲北京立即採取修正措施。與此同時，非洲國家要求中國減免“一帶一路”的債務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積極展開“口罩外交”，也遭遇“滑鐵盧”。中國捐贈、銷售的口罩以及病毒快速測試試劑，遭到多國指質量不合標準而退貨。3月28日，荷蘭宣布回收數十萬片不合格中國製造的口罩，菲律賓丶西班牙丶捷克丶土耳其丶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指稱中國製的病毒快速測試試劑錯誤率過高。
中共遭遇建制以來最大困境
美國華盛頓國家亞洲研究辦公室高級研究員納德吉·羅蘭（Nadege Rolland）認為，中共雖遭遇建制以來的最大挑戰，但外界不應該低估中共尋求輸出“中國模式”和推進替代標準的野心。
她說： “正如習近平本人承認的那樣，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刻，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自中國成立以來，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 但是，她又說，“同時，共產黨也一次一次證明了自己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羅蘭是在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星期一（4月27日）舉行的一場有關“中國模式， 北京推銷替代性全球規範和標準”的聽證會上這麼說的。當時她被問道，中國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否會影響中共向全球推銷“中國模式”的努力。
參加星期一聽證會的專家一致認為， 中國試圖利用疫情提升形象，與中國長期以來試圖通過輸出“中國模式”，推進替代標準和規範，以期在全球獲得更大影響力的戰略是一致的。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亞洲項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在聽證會上指出，中國的“抗疫”外交在一些國家是成功的。
她說：“那些已經受到影響，希望中國成功的國家，例如意大利和塞爾維亞，它們歡迎'一帶一路'的資金。在疫情之後，您會看到它們對中國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而不是批評中國。因此，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將看到疫情后，在一些國家，有關中國的敘事會被積極強化，在另一些國家，有關中國的東西會更負面，會更受質疑。”
不安全感與野心促使中共輸出“中國模式”
中國打算輸出“中國模式”的企圖在中共19大上明朗化。2017年10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中共19大會議上說，中國要為人類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他說，中國發展的成功“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的國家和民族，走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提供了經驗和借鑒。” 不過，後來他又表示，“中國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做法”。
但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易明在聽證會上說，自習近平19大講話的兩年半以來，中國越來越努力地在全球推廣中央集權的政治和經濟模式，而且也感到越來越舒適。
她說，中國輸出“中國模式”有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考量。她說： “第一，是為了阻止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批評， 這個我們在新疆和南中國海問題上都看到了；第二，推進替代的秩序；第三，在經濟上獲益，第四，讓中共在國內的執政合法化。”
美國國家情報大學中國研究員、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席丹尼爾·托賓（Daniel Tobin）認為，中國輸出“中國模式”的最大驅動力是為了所謂的中華民族的複興。
華盛頓國家亞洲研究辦公室高級研究員羅蘭補充說，中國試圖輸出“中國模式” 既是“出於野心，也是因為不安全感”。既害怕外部勢力滲透，國內政權不保，又貪圖國際霸權地位。
她說，中國對目前全球治理體系的不滿主要體現在兩點：中國物質力量與國際地位及影響力之間的差距；現存秩序的基礎本質上與中共的組織原則相對立，所以他們需要建立新的模式。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易明介紹說，中共輸出治理模式的主要途徑包括：加強當地的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 輸出監控模式、經濟特區和工業園、社會信用系統；以投資製造債務，如“一帶一路”；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限制國際言論自由，比如外國公司對台灣的身份認知等等。
易明認為，雖然中國從來沒有明確定義中國模式，但是中國模式本質上是專制政體或者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變種：即國家廣泛控制政治和社會生活，包括媒體、網絡和教育；在經濟體制上，市場經濟和國家控制核心部門的混合經濟。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戴維·舒爾曼（David Shulman）特別強調，中國現在輸出的是專制體制，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美國如何應對？
參加星期一聽證會的專家認為，中國之所以可以在全球推進“中國模式” 與美國退出多邊協議以及西方國家未能對中國形成協調一致的策略有關。
4月1日，中國代表宣布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諮詢小組成員，雖然七名美國官員致函聯合國表示抗議，但是這項決定至今未被撤銷，因為美國自己已經在2018年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以及》都給中國提供了可乘之機。
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舒爾曼提出，美國必須要重新投入國際多邊論壇和機構，特別是在太空、網絡和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奪取制定標準的領導權。
與會的專家還認為，美國應該更多地宣揚和維護自由民主的價值，而不只是滿足於指出中共的弱點。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易明說：“美國在披露中國（缺點）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至於美國如何做以及要做什麼，卻做得很糟糕。”
她認為美國外交應該更加積極主動，團結盟國，採取協同一致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