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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2025》後又推出《中國標準2035》
繼備受爭議的中國產業政策《中國製造2025》後，中國正在籌劃並將於今年推出下一代的全球標準—《中國標準2035》。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15年藍圖，將涵蓋人工智能(AI)、電信網絡和數據流通等被視為定義未來十年的全球技術領域。專家表示，此舉可能會對北京在全球舞台上的權力產生廣泛的影響。
今年3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了《2020年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的文件。這份文件從五個方面共117點提出2020年中國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包括：強化頂層設計、提升標準化工作的戰略定位；深化標準化改革，提升標準化工作的戰略定位；加強標準體系建設，提升引領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參與國際標準治理，提升標準國際化水平和加強科學管理，提升標準化治理能效。
諮詢公司Horizon Advisory的聯合創始人艾米莉·德拉·布魯耶爾(Emily de La Bruyere)對美國商業頻道CNBC表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將由新的技術體系和網絡和技術定義的時代，而這些方面的領先者還沒有確定，這給了中國決定這一點的機會。”
2018年1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工業標準二部主任戴紅在第十屆電子信息產業標準推動會上表示，該部門正會同中國工程院和其他國家級智庫開展標準化戰略研究，制定推進標準化戰略德行動綱領《中國標準2035》。中國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副司長喬躍山表示，將推動物聯網、信息技術設備互聯、太陽能光伏等領域德國家標准或行業標準成為國際標準，推動國內外標準接軌。
制定行業標準具有重要意義。世界各國的技術和產業都有定義其工作方式及其在全球範圍內的互操作性的標準。互操作性是指兩個或更多的系統共同工作的能力。
例如在電信行業，下一代無線通信技術5G的標準需要多年的規劃和開發。技術標準是通過行業機構、專家和公司之間的合作而產生的。這些技術規範被採納並整合成標準，從而確保了標準盡可能地統一，以提高網絡推廣的效率。
傳統上，美歐的主要科技企業都參與了行業的標準制定。但在近幾年來，中國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據新華社2018年報導，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工業標準二部主任戴紅表示，這是中國“超越”世界其他國家的機會。他當時的說法是，“許多下一代技術的專利和技術標準尚未形成。”
但北京研究和諮詢公司Trivium China的合夥人安德魯·波爾克對CNBC表示，中國經濟的一大弱點是，沒有什麼事情是以標準化的常態化方式跨越時間、距離和空間發生的。他說，“(中國標準2035)是國內的迫切需求和提高自身經濟績效和效率的需要，以及他們希望在國外樹立標準的願望，無論是從字面意義上還是從形像上來說，都是一種結合。”
在5G領域，中國的華為是5G網絡設備的領軍企業之一，也在標準制定方面扮演關鍵角色。根據知識產權分析公司IPlytics的數據，華為擁有與5G相關的專利數量最多，並且領先於其最接近的歐洲競爭對手諾基亞和愛立信。
此外，華為還通過一個被稱為3GPP的行業機構，成為製定5G技術標準的關鍵部分。該組織將尋求制定全球蜂窩網絡標準的標準組織聚集在一起。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的艾爾莎·卡尼亞(Elsa Kania)對CNBC表示，制定標準對塑造技術未來的競爭和格局有重要影響，不僅會決定商業後果，也會塑造出對企業有利或不利的架構。
中國力推《中國標準2035》不由得使人聯想起備受爭議的“中國製造2025”產業政策，並成為美中爆發貿易戰的原因之一。美方認為，《中國製造2025》是通過大規模政府補貼、不公正保護措施和竊取外國知識產權來實現中國政府提出的在2025年時，讓中國從“製造大國”升級為“製造強國”，並擺脫對外國高科技工業的依賴。
2018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部分商品與“中國製造2025”有關。同年5月，特朗普政府再對價值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25%關稅時，其公告直接指明被徵稅的很多產品跟“中國製造2025”的相關技術有關。在那之後，中國官方和官媒刻意淡化對“中國製造2025”的宣傳。
《中國標準2035》的出台同樣引起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警覺。有業界人士指出，中國有意通過標準制定獲取關鍵數據，中國政府定義的技術和技術標準越多，相關數據就越會受到中國政府各種數據本地化和訪問政策的製約。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原定於4月末舉行一場題為“中國模式？北京推動全球替代性規範和標準”的聽證會，但由於新冠疫情而不得不推遲。
到目前為止，專家和美國業內人士認為，中國尚不具備在高新技術領域全面挑戰美國的實力。
信息技術產業委員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亞洲政策高級主管納奧米·威爾遜(Naomi Wilson)3月份向該委員會提交的一份書面證詞中說，“雖然中國的參與和政府的參與增加帶來了一些程序上的挑戰，但這並沒有造成不應有的影響，也沒有使競爭的天平向中國人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