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緬甸為例，緬甸曾經是中國勢力範圍的一部分。但是，緬甸人發現他們與中國走得太近了。而這個中國太強大，太強勢，所以，他們決定放棄這種聯繫， 轉而接納西方國家。”
愛德華.魯特沃克 (Edward Luttwak) 最近撰寫了一本書，叫做《中國崛起和戰略邏輯》。他說，中國的經濟發展，軍力增長和越來越強硬的外交政策已經在其鄰國中激起了抵觸的情緒，一些國家已經心照不宣地形成了抵抗中國的聯盟。
愛德華.魯特沃克 ﹐“正常的情況是，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 擁有如此巨大的購買力，如此多的出口和投資，有那麼多的人因為各種原因來到中國。這樣的中國，自然應該非常影響力。但是，目前的情況是， 因為害怕中國的威脅，日本、印度和越南等國正在形成一個聯盟。印度和越南在聯手一個潛水艇項目，日本在幫助菲律賓。這是一種自發的、自然而然形成的針對中國的同盟。”
這樣的戰略邏輯不僅僅適用於中國。前蘇聯垮台後，美國一支獨大，法國曾經也想阻止美國的影響力。中國近年來在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都陷入了與鄰國的領土衝突。
魯特沃克坦承自己並非“中國通”，但他相信自己的“戰略邏輯”嚴格地適用於中國的地緣政治。但是，他說，面對這樣一個局面，中國並沒有“大戰略”來應對。
“沒有甚麼可以被稱作‘中國戰略’的東西。中國所有的只是各種行為。受文化、態度、某個時刻的希望和擔憂、甚至內部各種官僚機構各行其是所引發的行為。”
他說，中國在沉默多年之後，突然向印度表示，印度不能在印度所稱的阿魯納恰爾邦 ，也就是中國所稱的藏南地區修路就是一種行為突變。
他說，中國與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衝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自中國國力增加後，民眾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工業化後的德國也發生了這樣的情況。
“你現在所看到的一切非常熟悉， 這就是著名的‘煉獄火戰車’—那就是自下而上的民意。具體來說，就是人們生活好了，不再忍飢挨餓。當人們豐衣足食後，你覺得他們應該放鬆，但是，就是這個時候，人們開始記起舊，中國在國力弱時的仇恨和憤怒。這種自下而上的憤怒和憎恨，我們在很多國家和很多文化中都可以看到。”
他說，在現在的中國，當共產主義不再成為主導的意識形態後， 執政黨的共產黨為了轉移民眾對其他問題的注意，別無選擇地去迎合民意，甚至鼓勵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
“不是去告訴民眾要平息下來，忘記過去，你一遍一遍地敲響民族主義的鑼鼓。你敲起鼓，舞起旗幟。你說，這個所謂的尖閣列島是中國的， 當然在漢語裡，他們不會說尖閣列島的。你有這種自下而上的憎恨、 憤怒， 這些東西可以轉移民眾對其他問題的注意。從政府上面來說，他們鼓勵民族主義的態度、言語、行為以及其他各種雜音。”
但是，他說，中國民意在中國的對外政策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民眾對全球實際的權力制衡（balance of power）並不了解。
“中國的民眾並不了解，擁有或是展示第一架航空母艦與擁有一個可以真正操作它的海軍是兩碼事。中國民眾還應該了解， 中國的經濟確實在增長、文化影響力以及技術都在一步步加強，但是，他們並不了解還需要多少年，中國才能足夠強大，足夠有能力管理這樣的衝突。中國的民意給政府施加壓力，但是民眾並不了解，中國仍然很弱， 不僅是相對於美國海軍，相對日本海軍來說也很弱。 如果日本和中國海軍發生衝突， 日本海軍將很迅速擊垮中國海軍。”
除此之外，魯特沃特說，中國政府還面臨各種橫向壓力，各個組織和各個機構不同需求，甚至中國解放軍海軍、空軍和陸軍都有不同的戰略要求。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資深顧問的 克里斯.約翰遜認為，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在外交政策上並不是混亂一片， 但是，由於中央政府對各種機構並不能像以前一樣完全控制，中央政府的外交指導方針也無法得到執行。
約翰遜表示﹐“短期內，他們必須找到一個組織機構上的辦法來解決內部協調問題， 真正的組織機構方面的解決辦法。 否則，這樣的事件還會頻繁出現。不管高層領導人做出了甚麼指導，或是宣佈了甚麼，如果他們不能在組織機構上做出調整。他們想要用目前這種列寧主義的手段來控制越來越多元化的社會，他們還會遇到這些問題的。”
中國在全球各地打造的孔子學院應該是中國輸出軟實力戰略的一部分，但是這個戰略目前也遭遇問題。越來越多的大學和國家對中國設立孔子學院的初衷感到懷疑，孔子學院也遭到一些國家大學和政府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