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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聯盟對抗中國 拜登本星期迎來G7首秀
美國總統拜登將參加七大工業國（簡稱G7）週五的一場線上會議，這也是他作為美國總統參加的首個多邊會談。外界密切關注，美國是否能夠重新團結聯盟，領導西方民主國家共同應對中國挑戰。
白宮週日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在這次視頻會議上將討論新冠疫情、全球經濟、以及作為一個群體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聲明寫道：“拜登總統還將討論進行投資以加強我們的集體競爭力的必要性，以及更新全球規則以應對中國等帶來的經濟挑戰的重要性。”
七國集團由當今世界最發達的幾個經濟體組成，成員包括美國、德國、日本、法國、英國、加拿大和意大利。該集團被視為代表了西方價值共同體，這也將是這七國工業化國家領導人自4月以來的首次會晤。
拜登自今年初就任後一直尋求向全球發出重新接觸的信號。他將美國帶回世界衛生組織，重新加入《巴黎協定》，並表示希望和盟國合作，在一系列棘手問題上對抗中國。
國際關係專家表示，拜登很可能利用這次的線上會議發出信號，表明在特朗普總統執政的四年後，美國正在重返世界舞台，並準備好再次領導民主社會。
西班牙IE全球與公共事務學院、荷蘭蒂爾堡大學研究員沃格（Stan Veuger）告訴美國之音：“美國無疑是七國集團的領導者，因為它的規模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我們看到了對傳統聯盟的背離，這才（使得領導力）成為一個問題。”
重建民主聯盟
拜登政府對重建民主聯盟的呼籲得到了七國集團的回應，各方有望在會議上達成初步共識。
據彭博社看到的外交簡報，各國代表就如何應對中國進行了初步討論。加拿大則在前期協調會議上強調不要把貧困國家的疫苗接種問題留給中國和俄羅斯。
報導寫道，這次會議主辦國英國的首相約翰遜計劃在會議上著手製定應對中國的聯合戰略。
奧巴馬政府的前亞洲問題專家古德曼（Matthew Goodman）告訴美國之音：“七國集團有著許多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包括對與中國建立公平和平衡的經濟關係的共同興趣，以及對中國的一些政策和行動的擔憂。”
美國企業研究所戰略研究員施米特(Gary Schmitt)則認為，這次會議很可能開啟西方民主國家聯手遏制中國的開端。
他告訴美國之音：“提出草案是必要的第一步。。。但正如人們所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因此七國集團需要不止一次會議才能就中國問題達成新的共識。”
中國在國際社會日益咄咄逼人的舉動已經引發了民主國家的強烈不滿。上月，約70名來自G7成員國的議員呼籲他們的領導人在G7峰會上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
他們在一封聯名信中指責中國在國際機構中“佔據瓶頸位置”（bottleneck positions），並要求G7領導人“避免在人工智能和5G等技術問題上依賴中國”。
在新冠病毒問題上，他們表示，中國在早期階段扣留了關鍵信息，破壞了世界衛生組織，並稱，“為了準備和預防未來爆發，我們認為有必要對病毒的起源和傳播進行獨立調查”。
美中關係的權衡
在美中關係日益緊張的當下，如果拜登能夠團結象征西方領導地位的七國集團，將成為他第一任期中的一個顯著外交功績。
然而完全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並不容易，擋在他面前的有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經濟體量，以及G7國家對美中關係的權衡。
G7中許多國家對中國經濟依存度很高，特別對於在歐盟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德國，中國已經連續四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還是意大利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專家表示，雖然這些國家正尋求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雙方一旦貿然脫鉤，很難有替代國及時彌補與中國脫鉤造成的損失，這反而威脅這些國家執政黨的地位。
此外，特朗普任期內對歐洲國家加徵的關稅仍然存在，這打擊了盟友的經濟，還削弱他們對美國的信任。
施米特說：“德國在內的大多數G7國家都明白，中國對它們採取的經濟手段是重商主義。因此，利用進入他們（G7國家）市場的機會與中國進行合作，作為讓中國減少掠奪性行為的槓桿，符合他們的利益。”
隨著華盛頓尋求凝聚盟友挑戰北京，中國也提高了經濟砝碼，例如在去年底慌忙與歐盟達成投資協議。外界預計，爭奪夥伴的競賽將導緻美中關係進一步緊張。
施米特說：“中國更廣泛的戰略是通過各種誘導和獎勵來分化西方，西方民主國家的廣泛聯盟不能不說是對北京戰略的根本挑戰。中國會希望盡快扼殺這一努力，使拜登政府顯得軟弱無力，無法復興跨大西洋合作。”
週五（2月19日）的線上會議召開後，G7線下峰會計劃於6月舉行。約翰遜已邀請韓國、印度和澳大利亞作為嘉賓參與，試圖建立“10個民主國家聯盟”（D10聯盟），以製衡和挑戰中國的影響力。但報導稱，由於擔心澳大利亞更深入地參與G7會被視為對中國的挑釁，這一提議已經引發了集團內部的反對。
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歐洲項目主任康利（Heather Conley）告訴美國之音，如果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堅持民主的準則不動搖，那麼北京將再無法使用各個擊破的手段。
她說：“一些歐洲盟友不希望承擔對抗中國政策的經濟成本，但其他盟友已經意識到必須盡快應對這一挑戰。拖延面對這一現實的時間越長，一個國家的主權所付出的代價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