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人哈裡·哈丁（Harry Harding）曾在中國廣東廣播電視台當了12年的記者。熱愛中國文化的他2011年大學畢業後立刻前往了中國。對他來說，搬去中國在當時“感覺是最自然的一步”。他在廣州一家當地電視台找到工作，報導地方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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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管制迫使這些外國人離開中國，如今他們還想回去嗎？
“以大陸的標準來說，廣東那個時候相對進步的新聞業是很有名的，”哈丁告訴美國之音。“能夠和有經驗、對工作有熱情的記者一起共事很棒。而且那也是一個了解中國的很不錯的平台。”
但從2017年開始，他發覺到了一些變化。媒體環境中的民族主義開始上升。溫和派的聲音與觀點變得不再那麼受歡迎。三年前新冠疫情的暴發更是加劇了一些中國人對外國人的反感。
哈丁說，中國媒體在報導新增病例的時候，會強調病例是從外國進入的，卻不指出那些病例的攜帶者大多數是中國人，因為在新冠管制之下，外國人很難進入中國。
“有一段時間，無論是出租車司機還是餐館裡不願坐在你邊上的人，當地媒體報導來自海外病例的方式真的對在華外國人的影響很大，”他說。
除了疫情外，地緣政治競爭也開始進入哈丁的生活，給他造成壓力。2020年，他被一名自稱為廣東省政府工作的男子聯繫。根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報導，這名男子希望哈丁這樣“中國的朋友”能用他的影響力幫助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哈丁拒絕了邀請。
2021年，哈丁被一名自稱為上海一家智庫工作的女子聯繫。見面後，哈丁被問到能否用他的關係去聯繫一些澳大利亞的政治人物，並詢問他們一系列由該智庫準備的問題，收集信息。哈丁沒有接受。
去年11月，他決定離開中國。
“在最後，我真的精神上感到疲憊不堪，應對新冠措施，再加上不斷被擠在地緣政治緊張關係當中，為了我的心理健康，我需要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年32歲的他告訴美國之音。
如今，回到了澳大利亞的哈丁正在攻讀碩士學位。他並不是中國當局的批評者。在2021年和中國新華社的一次採訪中，他表示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導並不公平：“有時候我覺得中國在某些方面做得好，但西方媒體似乎故意不報導。”
雖然哈丁已經離開中國了，但他表示依然希望為緩和澳中關係做出努力。
“我依然對參與澳中之間的事務有著熱情，我也希望在未來可以在工作上從澳大利亞這一邊為此做出貢獻，”哈丁說，“雖然我經歷了一些讓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我依然相信與中國接觸是必要的，特別是因為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
在過去三年裡，許多像哈丁這樣的外國工作者因為疫情以及中國採取的嚴格管控措施而離開了中國。今年3月，北京重新允許擁有中國簽證的外國人入境，並開放了對外國人的簽證申請。美國之音通過採訪多位曾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發現，雖然一些受訪者表示他們對管制的結束和能夠返回中國充滿了興奮，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在目睹了三年難以捉摸的“清零”政策和無法預測的封城措施後，他們不計劃在中國繼續生活與工作。
“我現在不會建議別人搬去中國”
37歲的美國人蓋比瑞爾（Gabriel）就是其中之一。當武漢最初發生新冠疫情的時候，蓋比瑞爾正在江蘇省南京市的金陵中學當老師，教授美國大學水準的課程。
“我得知新聞的時候正在一家餐廳吃晚餐，那是一個普通的南京夜晚，我邊上的人很多，”他告訴美國之音。“但一兩天後，整個城市都像清空了一樣。”
很快，其他城市陸續採取封城措施，南京的各類商店也開始大規模關閉，這一切都讓獨身一人在中國的蓋比瑞爾感到自己處於斷糧的危險當中。
“我很害怕會沒有食物，但同時我太緊張了以至於我根本吃不下東西。一週之內我掉了15磅，”他告訴美國之音。
於是，蓋比瑞爾打消了在南京熬過疫情的念頭，離開了這個他生活了九年的國家。他目前居住在費城。
2010年，無法在經濟蕭條後的美國市場找到合適工作的蓋比瑞爾決定前往中國。在搬到南京以前，他還在中國的鄭州和哈爾濱當過老師。如今回頭看，37歲的蓋比瑞爾依然認為到中國生活與工作的選擇是正確的。
“但我現在不會建議別人搬去中國，因為那個國家在我搬去以後改變了很多，大多數是不好的變化，” 他說。
他指出，中國當局2019年對香港抗議者的鎮壓是讓他最擔心的事件之一。
“那很明確地顯示出那個國家正在走向的方向，” 他說。
在採訪中，蓋比瑞爾希望美國之音不要使用他的姓氏。他說他曾因為在社交媒體上批評北京而遭到騷擾。
“那發生過一次，就能再發生”
賈斯汀（Justin）五年前搬去了深圳。他說當時深圳最吸引他的一點是那裡蓬勃發展的外國人創業環境。
“我2018年到達深圳，那座城市的能量使人陶醉，”他告訴美國之音，“有許多的新想法和一個巨大的外國創業社群。”
但新冠疫情帶來的邊境關閉迫使許多外國創業者離開。
“不幸的是，幾乎所有在深圳的外國創業者的簽證有效期都只有60天，那意味著他們每60天就要去一次香港更新簽證（有效期），”賈斯汀說，“新冠來了以後，邊境就關閉了，他們全都離開了中國。”
作為數字媒體創業者的他留了下來，並和妻子搬去了深圳不遠處的一座小城市。由於他妻子的家人現在還生活在中國，賈斯汀在採訪中希望使用化名。
他說，那座小城市裡的外國人數量還算不少。但2022年，更嚴格的疫情管控措施開始後，又有一批外國人選擇了離開。賈斯汀估計，他當時所在的城市裡的外國人數量降低了80%。
“我從每天都能見到外國人變成了幾乎見不到任何一個外國人，除非是在週五或週六晚上的某一個酒吧，”他說。
此外，他也開始經歷一些種族歧視。飯店裡的顧客會坐得離他遠遠的，出租車司機也會搖下他那一側的窗戶，暴風雨天也不例外。
今年5月，他和妻子終於選擇離開中國。他說他的妻子厭倦了中國的言論審查。而他也擔心，疫情期間中國採取的嚴格管理措施會在未來的某次公共危機中被再次使用。
“那發生過一次，就能再發生，”賈斯汀說，“如果說現在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就是他們在未來以任何理由恢復任何形式的嚴酷法律的道路已經很清晰了。”
他和妻子現在生活在北美。他說兩人依然會回中國探親，但他已經沒有回中國工作的計劃，因為曾經緊密的外國創業社群已經因為疫情而分崩離析。
“再也沒有互助組織、活動和資源了，” 他說。
根據中國2010年和2020年份別進行的兩次人口普查，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的數量從59萬上漲到了84萬。這十年間，來華尋找工作的外國人數從13萬增加到了33萬，然而在中國經商的外國人數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由近11萬減少到了僅4.4萬。
中國三年疫情管控對外國人口帶來的影響還並不清晰。像賈斯汀和哈丁這樣在疫情後期離開中國的外籍工作者和經商者並沒有影響到2020年的人口普查。
“已經翻篇了”
中國邊境的重新開放預計將吸引一些外籍人士返回中國。
29歲的韋紫明（Symington Smith）從中學起就生活在北京。出生於美國亞特蘭大的他是美中混血，但他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對他來說更像家。
“我的家人把我送去了瑞典，我在那裡生活了七年。我父母離婚後，我和我媽還有兩個弟弟回到了中國，那才是我人生真正開始的時刻，”他說。
疫情開始前，韋紫明認為他會一直留在中國生活。甚至在疫情的前兩年間，他都沒有離開北京，他認為中國疫情管理工作做得不錯，也沒有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的封閉。但在2022年，他發現自己成為了一些中國人排外主義和歧視的目標。
他說，有一次，一群男子試圖圍住他並進行毆打，因為他看起來像外國人。直到韋紫明開口用中文告訴他們自己有一半中國血統的時候，那些人才冷靜下來。
“我感到傷心，” 他告訴美國之音，“因為我那時候和現在都覺得中國人是我的同胞。我既是美國人也是中國人，這兩者無法被分割。”
當北京去年春末傳出可能會像上海一樣封城的流言後，韋紫明決定離開。
“沒有工作機會，沒有投資機會，沒有政策能幫助我繼續用工作簽證留在那裡，也不清楚什麼時候限制措施才會被解除，” 他說。
但當中國宣佈重新允許外國人入境後，目前擔任美國華爾街一家健保公司高管的韋紫明立刻返回了北京。他說一些以前外國人經常光顧的地區和餐館又逐漸熱鬧了起來。他相信過去三年的嚴格管控措施不會再發生了。
“在我目前參加過的商業晚宴和活動上，大家談論的都是重新開放、投資以及如何重新啟動被暫停了太久的經濟，”韋紫明說。
“已經翻篇了。除非在公共健康的角度上是絕對必要的，我不認為中國會變回去。”
從美國移民香港的伊麗莎（Elizabeth Briel）同樣很高興終於能夠再次訪問中國內地。疫情之前，作為視覺藝術家的她常常參觀內地的博物館並參加畫廊展覽。
今年6月初，她造訪了深圳。那是她2019年後第一次進入內地。她說她已經計劃好要在端午節期間前往廣東佛山。
她認為，香港和中國內地都很適合從事藝術工作。在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以前，她也在北京生活過4年。
“我兩個城市都很喜歡，” 48歲的她告訴美國之音。“內地有著十分令人興奮的藝術氛圍和更多的物理空間來進行創作。”
不過，她還是有些擔憂中國的疫情管控措施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回歸。“我的確認為這種情況為其他高傳染性病毒開創了先例，我也相信類似的措施可能被再次使用，但希望政府希望能從最近的情況中得到啟示，”她說。
想回中國卻無能為力
巴西人桑切斯（Sanches）很想回到中國，但他找不到辦法。
疫情前在河南擔任英語和葡萄牙語教師的桑切斯在2021年的時候不得不離開中國。他告訴美國之音，河南政府當時宣佈，外國人必須返回自己的母國更新簽證。但當他回到巴西後發現，巴西的中國大使館並不向巴西人開放簽證服務。他說直到最近中國大使館才開放相關業務。
但他面前擺放著另一個難題：他無法以英語教師的身份申請簽證。
中國2017年起在全國範圍內實施新的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度。這一制度規定，“外國語言教學人員原則上應從事其母語國母語教學。”
桑切斯說，過去在一些中國小城市，由於找不到足夠母語為英語的外國人，當地政府允許像他這樣母語非英語的老師教授英語。但他說河南在疫情期間開始嚴格執行那一規定，這意味著他現在只能申請葡萄牙語老師的職位，但他說這樣的職位如今很難找到。
桑切斯說自己有著13年的教學經驗，有教師學歷和證書，但由於英語不是自己的母語，這些資質在申請中國簽證時變得沒有幫助。由於擔心對中國的批評會給他帶來負面影響，桑切斯在採訪中希望美國之音只使用他的姓氏。
2019年剛到中國的時候，桑切斯並沒有計劃久留。但女朋友的出現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我在中國的第一週就在公車上遇見了我的女朋友，她要去她家， 而我要去上班，”今年32歲的桑切斯說。
自從兩年前離開中國後，他還沒有見過自己的女朋友。他說女友已經準備好了成家生子，他卻遲遲無法返回中國。
“從我們的對話能夠看出，如果我6個月到一年內無法回去的話，這段關係可能就得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