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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週一報導,據該報獲取的洩露文件顯示,中國的科技公司正幫助聯合國制定有關面部識別、視頻監控以及城市和車輛監控的國際標準。這些公司包括中興、大華和中國電信等。聯合國國際電聯(ITU)在回覆美國之音查詢時未對此加以否認。專家告訴美國之音,這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網絡強國”計劃的一部分。
《金融時報》認為,制定國際標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幫助制定國際標準的那些公司可以使被制定的法規更適合其自身專有的技術和規範,從而使那些公司在國際市場上佔據優勢。
非洲、中東和亞洲等發展中國家普遍採用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制定的標準作為其政策。中國政府已經同意通過“一帶一路”計劃向這些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和監控技術。
中國的監控基礎設施遍布非洲
《金融時報》稱,“過去幾年裡,中國的監控基礎設施遍布從安哥拉到津巴布韋的所有地區。”報導列舉了南非公司Vumacam今年早些時候在約翰內斯堡安裝了15, 000台海康威視提供面部識別監控攝像頭;烏干達確認在全國范圍內安裝了華為生產的面部識別監控攝像頭;新加坡政府計劃在路燈桿上安裝中國初創企業依圖科技的面部識別攝像頭。依圖科技是今年10月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的8家公司之一。
該報導還注意到,中國公司特別重視來自非洲市場的面部識別數據,因為中國公司正尋求改善其針對有色人種的面部識別計算方法。
“例如,中國面部識別公司雲從科技(CloudWalk)與津巴布韋政府之間的一項交易意味著津巴布韋政府將向該公司發送數百萬非洲面孔的數據以幫助提高該技術。”
雲從科技是多個參與監視新疆1100萬維吾爾人的龐大政府監控計劃的中國公司之一。這家初創企業在其監控技術廣告裡說,這項技術可以識別出“敏感人群”,“一開始在一個社區裡只有一個維吾爾人,20天裡出現了6個維吾爾人”,“ 它會立即”通知執法部門。
國際電聯回覆未否認《金融時報》報導
週一,國際電聯新聞部在回复美國之音查詢的電子郵件中沒有否認《金融時報》的報導。回覆承認“國際電聯標準制定工作主要靠其私營部門成員通過提出建議書來推動”。回复說“國際電聯標準化過程是透明的”,“原則是確保聽到所有聲音”,回复並稱,對所提建議的採用與否是由“複述、協商和共識來決定的”。
但《金融時報》引述了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數字監控專家費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的擔憂,他說:“國際電聯決策缺乏透明,很少讓公民社會參與。”
人權律師也批評正在國際電聯討論的國際標準對人權、保護消費者的隱私和數據造成威脅。
“在國際電聯討論標準的會議上幾乎沒有人權、消費者保護或數據保護方面的專家在場,因此許多威脅隱私和言論自由的技術在這些領域仍然不受挑戰,” 報導引述倡導信息和言論自由的人權組織“第19條”的負責人邁希·安薩里( Mehwish Ansari)的話。她說:“從人權的角度來看,這些標準在面部識別方面非常危險。”
聯合國國際電聯由192個成員國組成,現任主席為中國人趙厚麟。該組織的介紹說,他畢業於南京郵電大學,獲英國Essex大學碩士學位,2014當選為該組織秘書長,2018再次獲選,開始第二個四年任期。
2018年8月到2019年9月,趙厚麟三次接受中國官方喉舌新華社專訪。在今年4月的專訪中,他讚揚中國的 “一帶一路”像一條紐帶,“輸送能量”,“顯現出越來越強的生命力”。
在2018年的專訪中趙厚麟說“中非在信息通信方面的合作還遠遠沒有到飽和階段,從各方面看中非合作潛力巨大,未來中非合作一定會上一個更高的台階。”
總部在華盛頓的智庫“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負責貿易政策的副主任奈傑爾·科里(Nigel Cory)通過電子郵件告訴美國之音,私營公司應該在製定國際標準方面起主導作用,“因為它們是開發產品的機構,最適合理解技術規範。”
科里說,國際電聯批准的標準是自願的,“只有當一個國家將該標準作為其本國法律頒佈時,才成為強制性的。”
科里認為,中國在這個聯合國機構的強勢可能不在於其秘書長是中國人,而在於國際電聯是聯合國一個政府主導的機構,這使“中國可以更輕鬆地在中國公司中強制執行統一立場,而這是其他基於私營部門參與因而更能體現公司特定觀點多元化的標準制定組織所不可能做到的。”
《金融時報》報導稱,中國政府把制定國際標準視為增強其全球人工智能領導地位的一種手段。報導引述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2018年報告作者的話說,中國一直對沒有參與制定全球互聯網的遊戲規則感到擔憂,“鑑於中國已成為擁有龐大市場和領先技術公司(包括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強國,中國政府希望確保在其它信息通信技術(ICT)領域中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習近平 “網絡強國”計劃的一部分
科里指出,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網絡強國”計劃的一部分。推行中國特有的標準“使外國公司及其產品在中國銷售變得更加困難和昂貴,因為它們需要按照中國標準重新配置預先存在的設計和生產流程,並支付提供產品使用中國標準的特許費。”
科里表示,利用信息技術(IT)部門的實力來傳播其國內標準是中國“數字絲綢之路”(“一帶一路”計劃的數字部分)的三個主要動機之一。 “西方國家無疑將關注中國政府及其公司試圖通過政府對政府的參與、外國投資項目和商業合同(例如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合同)向第三世界國家出口其國內標準的舉動 。”
《金融時報》的這篇報導沒有具體說明他們獲得了什麼樣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