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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之兩難：中國威權經濟發展模式遇瓶頸
中國總理李克強最近多次表示，中國經濟不會遭遇“硬著陸”。有美國經濟學家說，中國的威權經濟發展模式在短期內的確不會讓中國經濟“硬著陸”，但是，這種威權模式在經濟轉型期卻遭遇兩難：中國政府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是，能否繼續用威權增長模式推進必要的改革，但同時又不會引發社會騷亂？另一種兩難是，真正的改革需要放權，而這又不是中國政府願意看到的。
李克強在“兩會”期間表示中國經濟不會遭遇“硬著陸”。隨後，他在會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時再次承諾，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他還說，中國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防範金融風險。
靠威權手法可避免“硬著陸”
3月22日，在美國智庫的一個有關“中國威權經濟模式”的研討會上， 分析人士也認為， 中國經濟的確不會在短期內“硬著陸”，即便是在資本外流的情況下。
中國褐皮書（China Beige Book， CBB） 總裁利蘭·米勒（Leland Miller）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研討會上，在被問到大量資本外流是否會造成中國經濟的“硬著陸”時，這樣解釋：
“中國作為一個指令型經濟、威權經濟，一個非商業的經濟，他們在自己的經濟和金融體系內有能力調配資本，雖然這是很糟糕的做法，會造成長期的影響，並不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但是，如果你指的是短期內的危機，他們會非常容易地規避它， 要比歐洲或是美國容易多了。”
CBB是一家專門研究中國市場的國際諮詢機構。但是，米勒指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已經是事實，而且不是周期性的放緩，而是長期的放緩。不過，他指出，最可怕的不是經濟放緩本身，而是中國政府是否可以值得信賴，完成他們所說的必要的改革。
他說，最好的狀況是增速放緩，中國政府推進了必須要的改革；而最糟糕的是增速放緩，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錯誤的措施，到時候，中國經濟可能會被迫狠狠地“硬著陸”。
鐵腕改革的社會隱患
米勒說，目前中國的威權經濟發展模式遭遇了“兩難”。
他說：“他們必須從根本上調整經濟結構，也許，能讓他們從甲地到乙地的唯一成功辦法就是通過強大的鐵腕手段，通過威權領導模式，迫使精英和老百姓不情願措施，進行調整、平衡和分流，迫使經濟走上應該發展的方向。”
但是，米勒說，這樣的手段有會帶來另外一個問題。
他說：“通過威權政治模式迫使經濟改革， 你又種下了社會災難的種子。如果是民主的國家，像美國或是歐洲或是其他地方，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人，你把他扔出去，選出新的人。如果新人也不是你想要的，再扔出去，再引進新的領導層。民主有內在的減壓機制，但是中國沒有。為了成功轉型，他們現在在這個時期所做的是，控制信息、操控數據、打壓異議、打壓社交傳媒。他們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會引發社會動盪和騷亂。如果除此之外又出現轉型引發的破產、失業、社會騷亂以及金融產品的違約，你製造出一個困難的境地。”
中國前不久宣布，為了化解過剩的產能，可能有180萬工人下崗， 主要發生在煤炭和鋼鐵系統。路透社的報導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實際下崗人數可能會高達五、六百萬人。另外，中國的勞資糾紛正在大幅增加。根據香港“中國勞工通訊”的數據，2015年，中國工人罷工總數為2944起，而這個數據在2011年為185起。
有報導說，由於擔心大規模的社會動盪，中國當局並不允許虧損的國有公司破產。
威權增長製造不公和浪費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客座教授約翰·李（ John Lee）說，中國的威權增長模式， 也就是所謂的“北京共識”幾年前很吸引人，甚至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榜樣，但是現在，威權發展模式造成的破壞和後果正在暴露出來。
第一，與國有企業相比，中國的私營企業的效率無論從就業和生產率方面來說，都要高出兩三倍，但是在資源配置和銀行貸款方面卻遠遠比不上國企，因此這造成了財富和機會的浪費。
他說：“想像一下國家財富和機會在這樣一種政治經濟模式中的浪費， 你想問，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中國可不可以成為中等或是高收入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這樣一個沒有創造性淘汰機制下取得成功。而中國卻是這樣一種體系。”
約翰·李接著說，第二，中國已經淪為權貴集團統治人民的是寡頭專制，普通老百姓的受益遠遠減少，而這將對消費主導的經濟模式的轉換造成困難。
放權改革的政治風險
他說，第三，如果沒有制度的確立，比如，法治、知識產權的保護、財產的保護、獨立的法庭、獨立的仲裁體系 ，中國很難成為高收入國家。而共產黨知道，這些制度確立之後，共產黨就不能繼續掌權了。
約翰·李說，中國的兩難在於，共產黨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願意放權。他說，與西方國家不同， 西方國家在經歷改革後，體制不會崩潰。但是中國，隨著中國越來越強大和富裕，而中國共產黨卻越來與脆弱。如果中國要轉型，必須要進行真正的改革， 而真正的改革卻不是共產黨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