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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聖經構 “非法經營”罪 中共當局壟斷聖經出版發行
深圳法院近日開庭審理兩起涉及民間聖經傳播的案子，再次引發人們對中國聖經出版發行以及宗教自由問題的關注。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當局禁止私自經營以及壟斷聖經印刷的做法，是為了清除對其政權構成威脅的潛在因素。
兩起聖經傳播案
新聞網站光傳媒日前報導說，深圳寶安人民法院12月7日開庭審理賴晉強一案。賴晉強是一位基督徒，家庭教會福音派信仰團體“中華福音團契”的成員，2007年與一些基督徒企業家在深圳合辦“福音通公司”，生產電子聖經播放器。 2019年突然被警察抓走，16個月後被控“非法經營”罪。
另據設在美國的基督教權益組織對華援助協會介紹，深圳市“生命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傅炫娟等四人，被控“非法經營”案的二審，12月9日也將在寶安人民法院舉行，案件與銷售聖經播放器有關。檢察機關建議判處傅炫娟有期徒刑五年，其餘人刑期一年六個月至三年不等，外加罰款。
不過，截至12月9日，深圳寶安區人民法院網站尚未出現上述案件的指控、審理、判決消息。對華援助協會說，當局威脅被告家人和律師，不得透露案情，兩案不公開審理的可能性因此很大。
聖經播放器是中國教會人員研製的一種傳福音電子產品。通過這種簡易型產品，朗讀者事先將錄製好的聖經儲存在記憶卡中，使用者只需簡單操作即可收聽聖經語音，聖經播放盒可接入互聯網使用，音頻和視頻內容以聖經朗讀為主，兼有敬拜、讚美、名牧講道等，深受教會人士，特別是視力減弱的老年教友歡迎。
家庭教會人士如是說
熟悉深圳聖經案的情況廣東家庭教會成員馬靜說：“我們夠不上做了得罪神的事情，但是中國政府會扣你罪名，而且想安你什麼罪就安什麼罪。案件的有關人士很是委屈，這是欺負人唄。”
她說：“銷售聖經播放器在中國不好操作，不能去經營，正常經營都不行。中國政府不允許這個事情，上述人員他們被抓去坐牢了。賣播放器這個東西也不是什麼滔天大罪。 ”
馬靜認為，中共政府之所以不讓銷售《聖經》相關產品，是因為它擔心如果一大批人都去信耶穌，將會對它的政權將構成威脅。
一位名叫李偉的網友說，中共當局嚴控聖經的關鍵原因是，基督教信徒的人數已經超過共產黨員的人數，這令政府感到恐懼。
設在香港的“中華兒女通訊社”在網上發出“緊急代禱告”，請求人們為深圳賴晉強因賣聖經播放器被捕禱告。據說，禱告請求來自賴晉強的妻子。
當局禁止私自經營
國際監督組織“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oncern）東南亞地區事務經理吉娜（Gina Goh）對美國之音說，上述兩起案件對聖經業者俱有示範效應。表明私自經營聖經業務不受當局歡迎。
她說：“案件說明，中國政府正在加劇對基督徒的打壓，特別是非官方的家庭教會信徒。政府要對宗教傳播全面控制，抓住基督徒企業開刀是整體打壓基督徒的手段之一。”
吉娜還說，被警告的除聖經業者，也包括那些敢於把聖經播放器送往農村，例如河南等省的基督徒。中國農村有很多眼神不好的老年基督徒，渴望這樣的播放機。
人權律師隋牧青說，這樣打壓聖經業者毫無道理，其目的禁止聖經的傳播。他說：“我的第一感覺是，這就是過往的那種對宗教信仰的破壞行動，只是表面的形式有所不同，實質上與過往的宗教迫害案件，並無不同之處。”
顯然，隋牧青這裡所指的是近年來中國各地搗毀家庭教會、強拆教堂、十字架等一系列破壞宗教自由的大規模劇烈行動。僅就聖經案而言，維權網2020年10月2日報導，浙江臨海市基督徒張小麥，就因銷售基督教書籍被判7年有期徒刑，罰款20萬人民幣，所扣的12,864本書予以銷毀。
《聖經》出版在中國
香港基督教周刊“時代論壇”日前發表一篇題為“聖經在中國：在寡頭壟斷市場背後”的文章說，文革後聖經在中國嚴重短缺。 1979年鄧小平訪美，卡特總統向鄧提出，希望中國可以印刷聖經。
1980年，中國開始出版聖經，由於未能滿足需要，大量聖經從境外“偷運”至中國，官方稱之為“政治問題”，南京愛德印刷廠後來便成為中國政府唯一特許的《聖經》印製企業。 2018年的《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提出“宗教典籍文獻依法出版” 。
新加坡聯合早報2019年11月19日援引該廠董事長丘仲輝的話說，公司至今印刷的2億冊聖經中，8548萬冊供應了中國教會，其餘出口147個國家和地區，不僅有中文版，11種少數民族語言和盲文版，還有英、德、法、西等170多個語種，近年來每年發行量在350萬冊左右。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導，2018年中國大陸社交媒體用戶注意到，《聖經》在網上的踪影正逐漸消失，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上搜索《聖經》後顯示：“沒有找到相關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當局在控制聖經印刷發行的同時，還計劃對聖經內容本身進行“修正”，重新翻譯目前流行的中文版聖經。中國基督教網刊登的2018-2022年度“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正式提出，準備著手重譯聖經，或編寫聖經註釋。
壟斷《聖經》印刷
中國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早在2011年表示，《聖經》在中國的印發有“特殊情況”。他表示，為扶持中國教會的發展，所有《聖經》的印刷委託給了中國基督教的兩會，亦即中國基督教協會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授權出版，“我們等於是給了它一個特權” 。
他解釋說，中國教會也要得到財政上的扶持，基層教會都比較困難，基本活
動經費都沒有，一個月信徒捐款才幾十塊錢，幾百塊錢。通過《聖經》印刷發行渠道這樣“一個鏈條”，能夠幫助很多教會解決經費問題。
“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的吉娜認為：“這是當局在為他們打壓聖經傳播尋找各種藉口。
她說：“三自教會已經存在幾十年了，怎麼突然間沒錢， 需要收回聖經生產業務，養活教會。我認為，當局並不在乎三自教會的發展，而是為了控制宗教，不僅控制三自教會，而且包括家庭教會，因此這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行動，不是財經行動。”
吉娜還表示，就基督徒而言，教會不應成為盈利的場所，教會應該由信教者的奉獻維持，宗教局的財務考量只是為打壓家庭教會，限制宗教自由進行辯護，或者說，當局權錢都抓。
被稱為“枕邊書”的力量
她說：“過去我在北京讀書的時候，找遍北京所有的書店也買不到《聖經》，我當時還沒有信耶穌，不知道只有教堂才有賣。我只是上大學課程時，聽有人說，聖經是人生'枕邊書'。但是，跑了很多書店就是買不到，中國人很可憐啊。”
據馬靜介紹，在她苦苦尋得這本被稱為“枕邊書”的《聖經》之後，她的人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並決定成為基督徒。
她說，深圳聖經案的審判，就是限制聖經的繼續。面對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信仰現狀，
她說：“在中國，幾乎年輕人都沒有什麼信仰，中國人的幸福指數其實很低，信耶穌的很少，說信的人都是老年者、年長者、中年以上的，年輕人信的幾乎很少。現在他們都有錢了，經濟發達了，但是，根基很不穩固。”
這位家庭教會人士說，在被無神論所主導，意識形態僵化，物慾橫流的中國，傳統《聖經》在進入中國170多年後繼續在民間廣為流傳，甚至超過風靡一時的《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她認為，人們傳遞福音的方式在受到打壓後會變得更加靈活巧妙，因為中國社會存在對精神食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