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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一帶一路”可能引發地緣緊張
澳大利亞研究機構在最新的一份報告中表示，中國的 “一帶一路” 倡議也許的確可以為其他國家帶來具體的經濟利益，但是其終極目標是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報告說，很多觀察人士把它看作是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來推動中國的戰略、政治和經濟影響力的手段，包括削弱美國及其盟友在印太以及以外地區的地位。報告認為，這個倡議可能引發地緣政治的緊張。
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 “一帶一路” 倡議五周年之際，總部設在坎培拉的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發表了一份特別報告，對北京發起這個宏大倡議的動機、戰略意義以及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影響進行了分析與評估。
這個研究所是澳大利亞政府設立並部分資助的一個非黨派獨立政策研究機構，它所發表的出版物並不反映澳大利亞政府的立場。
“一帶一路”倡議的動機
這份由珀斯美亞中心研究員詹姆士•伯文（James Bowen）所撰寫的報告說，北京在談到發起“一帶一路”倡議的動機時總是提到它的利他性，說要把它建成“和平之路”並推動“合作共贏”的精神，但是對該專案的客觀分析顯示，它的經濟與戰略組成部分以及由此引起的反響和政策含義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而且在最根本的層面，對鞏固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的權力與影響的地緣經濟與地緣戰略提供支撐。
報告認為，儘管這個項目表面上有全球化的考慮，但它與習近平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緊密聯繫在一起，而且可能成為緩解習近平以及中共對近些年發生的民眾反抗運動所感到的焦慮的工具。
伯文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首要目的是發展出一個可能幫助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經濟模式。他指出，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從2007年的14%下降到2017年的6.9%，而且中共合法性過去幾十年來大部分來自於快速的經濟增長，因此北京不得不努力實現經濟的轉型，這些努力包括旨在增加中國的製造業以及創新式公司的國際機會，而這也與“中國製造2025”產業發展政策相一致，也是北京1990年代制定的“走向國際”政策的延伸。
另一個主要而且是相關的目標是減輕北京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而做出的財政刺激方案帶來的後遺症，即建築業和其他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會威脅到很多中國企業的生存並大大增加中國金融體系的風險。
報告的作者認為，“一帶一路”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通過建設而且通常是控制支撐性的基礎設施和貿易通道，確保獲得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的資源。這包括通過緩解所謂的“麻六甲困境”，保障足夠的能源供應。
在他看來，這些地緣經濟上的考慮並不是“一帶一路”的終極目標。
報告說，“與更長遠的‘中國夢’相一致的是，其總體策略是最終恢復一個在自己的地區甚至是全球主宰自己命運的國家，就像古絲綢之路時期的王朝帝國一樣。”
這個項目的關鍵被認為是在華盛頓涉足不那麼多的地方建立更大的影響力，特別是與歐洲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繫，以此作為增長、發展和國際合法性的新來源。當然，這個“西進”策略並不意味著忽視其他地區，而是尋求在這些地區避免與華盛頓的“零和”衝突，同時在別的地方獲取更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
“一帶一路”可能引發地緣政治的緊張
這份報告說，“一帶一路”為中國以及全球大部分國家的發展做出的總體願景導致很多外國政府、政策與學術圈的分析人士謹慎的看待它，甚至是警覺。
報告說，這個倡議也許的確可以為其他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好處，印太地區需要數以萬億美元計的新基礎設施表明它會有好處，但不能在這個計劃龐大的戰略意義之外來孤立的看待這些經濟好處。報告認為，這個專案可能帶來的最大威脅是，中國會利用它向一些國家提供的不可持續的貸款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包括壟斷這些國家的資源並將資產軍事化。
與此同時，很多觀察人士最終把它看作是中國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來推動它的戰略、政治和經濟影響力的手段。這其中包括中共力圖減少美國及其盟友與安全夥伴在印太以及以外地區的作用。
報告說，鑒於中美兩國管治體系的不同，這種局面可能挑戰的不僅是相對的力量均衡，而且還有美國自1945年以來幫助建立和保護的自由主義國際體系。
伯文認為，北京有關“一帶一路”基本上是利他性的而且是一個開放的概念的聲明並不能阻止它成為潛在地緣政治緊張的來源。其次，可能對這個倡議的具體部分或是它的整體戰略提出挑戰的行動將需要仔細的斟酌，因為這些行動可能會加大中國覺得自己受到遏制的疑心並且可能加劇緊張關係。報告的作者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出臺至少部分原因是，中共認為美國及其盟友不接受中國崛起，因此北京必須做出反應。
對於北京來說，它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以建設性的方式來管控“一帶一路”專案所受到的阻力，在印太及以外地區打造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戰略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