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中非官方高階對話第七次會議週四(9月7日)將於北京召開。這是雙邊關係自2020年惡化以來,產官學界代表首度恢復對談。分析人士指出,澳中關係處於“適度改善的軌道”上,但這類介乎官方和民間智庫的1.5軌交流旨在擴大對話基礎,難達成突破性的進展。此外,兩國的根本性戰略差異太大,就算關係和緩了,再惡化的可能性仍高。
澳大利亞外交部9月2日表示,今年度的澳中高階對話將涉觸及貿易、投資、民間關聯繫和國際安全等議題。澳方代表團由前貿易部長克雷格·埃默森(Craig Emerson)領軍,成員包括前外交部長朱莉·畢曉普(Julie Bishop)及外交貿易部秘書長安思捷(Jan Elizabeth Adams)。中方代表團則由前外交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李肇星率領。
澳中對話聚焦經貿、教育和減碳 但成效難期
澳方代表團團長埃默森9月3日投書《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表示,此次會談有機會進一步穩定和加强两國關係,並與中國就貿易、投資、教育和減碳等議題尋求合作立基。他寫道:“我們不會失去什麼,反而可以獲益良多。”
他直言,本週的對話目的不在於實現外交或經濟突破,而在於更理解雙方的觀點,以管理分歧,也有助於後續的官方交流。 ,他期望對話“無所畏懼、坦率且友好。”。
澳方代表團共計18名成員,除兩位跨黨派的前任部長級官員,還包括澳大利亞商業理事會國際參與委員會主席史偉立(Warwick Smith)、旅遊與運輸論壇首席執行官瑪吉·奧斯蒙德(Margy Osmond)和澳大利亞工業集團氣候變遷和能源事務負責人里德(Tennant Reed)等橫跨產官學界的代表,凸顯此對話的1.5軌性質,也就是介乎官方的一軌外交和純民間的二軌外交之間。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所所長羅震(James Laurenceson)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兩國中斷高階對話長達三年,自去年5五月恢復接觸以來,雙方仍在摸索可合作的領域,但難有突破。
羅震說:“我並不指望,(這次對話)能達成什麼重大成果,因為澳中間已經重啟部長級會議,包括在國防、外交、教育和農業等領域。這次會談屬於1.5軌對話,它只能擴大兩國的討論範疇。”
中國重點關注澳大利亞的政治態度
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澳洲研究中心創辦人劉德海認為,澳大利亞的政治態度是中國重點關注的領域,也是兩國關係改善與否的關鍵,亦即,先政治,經濟次之、最後才是安全。他說,澳大利亞前任總理斯柯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首重安全,澳中關係當然緊張。 ,如今工黨主政後,重經貿並在於政治上尋求“較能妥協的立場”,唯獨在安全層面,仍站隊美國。不過,這看在中共眼裡,澳大利亞不過是“姿態較委婉”,但骨子裡的外交基調並沒有改變。
劉德海說,此次澳方代表團成員的跨度較全面,包括旅遊和教育等服務業代表,凸顯澳方對中國市場的重視,尤其埃默森出任團長,也反映經貿互動的主軸。澳大利亞是農產品和礦產的出口大國,但製造業相當依賴中國進口,且難以找到替代供應來源,如中國製電動車正成為澳洲市場的新寵。他說,就經濟壓力而言,澳大利亞需要中國遠大於中國需要澳大利亞,這給了中國政治施壓的優勢,因為中國若不向澳大利亞採購牛肉,可以改向巴西採購,也可繞過澳大利亞,向俄羅斯採購能源。因此,中國持續的經貿制裁對澳大利亞比較不利。
劉德海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是看澳洲到底在政治上願不願意配合,如果(澳大利亞)擺明了是要跟中國對抗,當然就不太容易改變(兩國關係)。(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內斯上台已經在語調上有改變,(因此)在經貿上,中國做了一些調整,比如說,小麥(輸中)可以解放了,這兩邊可以互動了;,但是像龍蝦、紅酒,還有一些其他的(產品),並沒有全面的開放。”
不過,澳大利亞正在推動出口市場的多樣化,以減少對中國依賴。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統計,雖然中國仍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國,不過相較於中國製裁前,2019年佔澳洲出口排名第2-5名的日本、韓國、台灣和印度,2022年對澳採購都倍增,抵消了中國製裁帶來的經濟打擊。
對澳制裁出現反效果後,中國的對外關係也出現幽微轉變。
澳大利亞雪梨大學副教授袁勁東8八月在於《All China Review》發表評論指出,中國正深化其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並在與歐洲政要互訪中,強調商機而非地緣政治分歧等。他認為,中國可能意識到,戰狼外交已讓美國及其盟友更加團結,因此須改採更積極、主動和自信的外交方式,才能突破美國的包圍。袁勁東分析,中國與美國盟友圈國家的經濟關係,是中國的優勢,攸關美國能否實現“遏制中國的目標”。
澳大利亞籲中取消葡萄酒制裁 否則將向WTO申訴
繼北京8八月初取消對澳大利亞大麥的懲罰性關稅後,堪培拉進一步呼籲中國取消對澳大利亞葡萄酒等商品的所有製裁。
悉尼科技大學的羅震說,大麥關稅的取消,世貿組織(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澳大利亞向世貿組織WTO提出申訴後,北京發現處於不利的局面,於是達成協議,承諾快速審查大麥徵收的關稅,以換取澳方暫緩世貿組織WTO投申訴。最後中方解除制裁,澳大利亞也同步撤銷世貿組織WTO投申訴。
羅震分析,澳方可能循類似途徑來反制中國對葡萄酒的製裁,若世貿組織WTO裁決出爐,北京再嘗敗果,他認為,“堪培拉將樂於給北京另一個保全面子的下台階下。 ”
羅震指出,澳中關係正處於“適度改善的軌道”上,但全球局勢已改變,兩國不可能回到2015年簽署自貿協定的全盛期,但或能回到2020年前,也就是,兩國雖有政治分歧,但仍能維持對話並務實地推動關係。
羅震說:“我認為,雙方都不想回到在2020-2022年間,雙邊關係完全失控的狀態。基本上,澳大利亞認為,澳中擴大貿易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也認為,兩國貿易符合澳大利亞的利益,雙方滿懷信心在接觸,因為這顯然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不過,位於南台灣台南的的成大政治系教授王宏仁認為,澳中關係存在結構性分歧,包括價值觀和人權觀的差異,尤其中國仍關押澳籍記者成蕾和澳籍華裔作家楊恆均,讓兩國的緊張關係很難和緩。他說,澳方代表團此次有來自學界和藝術界的代表,但面對中國全面扼殺學術和藝術自由下,澳方希望通過藝文界的交流來改善彼此認知,根本是天方夜譚。
關係改善但難持久 澳大利亞恐動輒“冒犯”中國
王宏仁說,可以理解澳方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以換取中國取消制裁,並促進國內經濟的疫後復蘇。但即使經貿關係改善了,雙邊關係要真正好轉仍有變數,因為很可能動輒“又冒犯了中國”,導致產品又被制裁。
王宏仁告訴美國之音:“長久來看,這個(關係改善)還是注定失敗的,因為中國政體沒有改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沒有改變,這個黨的體制沒有改變的話,澳洲身為西方世界一員,它跟美國、英國的關係這麼密切,不可能說,你在經濟、社會跟中國關係很好,你又在跟英國、日本、還有美國一起合作軍事演習,不可能這樣子兩面討好。”
羅震也同意這樣的觀察,他說,澳中關係潛在的緊張元素並未消失,亦即美國在亞太區的角色。對於美國重返亞太並積極參與區域事務,北京相當忌憚,但澳大利亞偏偏是美國堅定的安全盟友,即便全力避免將防務掛鉤對華政策,但根本性的戰略差異代表澳中關係永遠有芥蒂.,例如,澳大利亞若因國安考量終止中資承租達爾文港的99年合約,或全面禁止中資在澳大利亞投資關鍵礦產行業,將激怒北京,強烈反制,“衝突驟升的可能性永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