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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為何此時對美國記者下驅逐令？
中國這個星期宣布驅逐美國三家媒體記者的決定遭到美國各方的一致譴責。北京為這一行動辯護，並指責是特朗普政府挑起了這個外交衝突。觀察人士認為，北京此時採取這個舉動不僅是要減少西方媒體對中國政府，包括在新冠病毒問題上的決定的審視，也表明它覺得中國不再需要西方媒體來講述中國的故事。
北京表示，驅逐行動是對特朗普政府此前決定的回應。該決定將中國五個官方新聞機構的駐美中國籍員工數量限制為100人，這迫使約60名駐美國的中國官媒記者離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這個星期三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指責美方出於偏見對中國媒體進行打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儘管中國當局長期以來與外國媒體之間存在緊張關係，但是近代歷史上從未發生過規模如此之大的驅逐外國記者的行動。
目前，仍然還有不少美國媒體獲准在中國進行報導，包括美聯社、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美國之音、彭博新聞、洛杉磯時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等。
北京對這些媒體有關中國的報導不滿
分析人士指出，北京的這個決定雖然是對美方最近的舉動做出的回應，但驅逐這三家美國媒體的駐華記者也顯示北京對這些在西方影響力最大的新聞機構有關中國的報導不滿。中國官方新聞機構的評論和報導經常指責西方媒體有關中國的報導對中國有偏見。
這次美中之間有關媒體的糾紛更是直接源自《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標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的評論文章。北京認為這個標題帶有歧視性，要求《華爾街日報》道歉，但是該報拒絕這樣做。這引發了美中雙方隨後的幾輪行動。
麥考爾眾議員：中共沒有安全感
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眾議員、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認為，中方驅逐美國記者的決定顯示中共政權缺乏安全感。
麥考爾眾議員星期四在給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的一封信中說：“中國外交部可能相信的是中共實力的投射，但在華盛頓和世界各地看來，這是一個缺乏安全感、害怕問責和陽光的政權採取的行動。”
斯托克斯：減少外媒對中國的審視
美國和平研究所中國項目的高級政策分析師斯托克斯（Jacob Stokes）認為，中國在目前的關鍵時刻把為美國媒體工作的記者趕出中國有出於國內政治的考量。
他說：“中國領導人將外國獨立新聞媒體拒之門外是有國內政治原因的：這意味著減少對官方決定的審視，包括與冠狀病毒有關的決定，以及在香港和新疆發生的事情。北京方面還希望在全球範圍內控制關於這個國際流行病的起源和中國應對措施的說法。”
認為中國的媒體機構能夠繞過國際媒體，向世界傳遞信息
這位研究中國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以及美國的亞洲政策的學者說，在更廣泛的層面，北京驅逐美國記者的行動顯示，中國不僅希望控制國內的敘事方式，而且希望越來越多地控制世界各地的敘述。他說，這是過去一些年來的一個重大轉變。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採訪時說：“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行動表明，北京認為，它自己的媒體機構能夠有效地繞過傳統的國際新聞媒體，向世界傳達自己想要的信息。這包括通過紙媒、廣播和電視這些傳統的中國國營媒體，與外國媒體建立內容分享夥伴關係，以及利用推特、臉書和微信等社交媒體網絡。”
斯托克斯還認為，在某個層面上，這是中國試圖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這些美國的獨立新聞機構與中國的新華社、中國國際電視台以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國營媒體等同起來。他說，這兩種媒體機構之間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美國利海大學國際關係教授何憶南懷疑，北京“早就在等待這個藉口把這些不受歡迎的'和平演變'分子趕出去”。她在推文中說，“但如此明目張膽的做這件事表明，中國內部可能正在發生一些事情，鴿派正在輸給鷹派。特朗普正中鷹派下懷。”
紐時：是中共收緊信息控制的一部分
《紐約時報》認為，此舉表明，中國共產黨正日益下定決心，要在與美國迅速白熱化的競爭中，從各個方面進行反擊。
為紐時撰寫《新新世界》的專欄作者袁莉認為，“它不僅說明中國對外交政策採取了更為強硬的態度，也符合中共在威權領導人習近平統治下對信息的緊縮控制。”
北京有自己的工具，覺得不再需要外媒
她也認為，北京對外國記者下驅逐令是一個鮮明的信號，表明北京覺得不再需要外國媒體將信息帶到全世界。
她說：“共產黨已經將它的國內宣傳機器打造成了數字時代的有效工具。它的官方媒體機構已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建立了播放業務。在推特和其他國際平台上，它的外交官和官方媒體無情地抨擊批評者。”
中國當局近年耗費巨資推動大外宣計劃，提升中國媒體在國際事務上的所謂“話語權”。中國官方媒體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機構就是這個計劃的一部分。
除此以外，中國當局也充分利用西方的社交媒體平台進行宣傳。儘管推特在中國國內受到禁止，但是新華社的英文推特賬號擁有1千2百60萬粉絲；《人民日報》有7百萬粉絲；央視下屬的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有1千4百萬粉絲。中國外交部的幾位發言人以及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最近都設立了推特賬號。
中共與西方媒體錯綜複雜的關係
縱觀中共歷史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清晰的脈絡：當它需要贏得外部世界的好感時，它會向西方媒體開放，而當它想要關閉國門時，它會對西方媒體採取敵對的態度。
當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與國民黨為控制全中國而展開內戰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高級領導人對美國記者斯諾敞開大門。斯諾的報導，尤其是他1937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對於美國等西方國家了解毛澤東並對中共產生同情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Lois Wheeler Snow and Edgar Snow
共產黨1949年在大陸掌權後切斷了與西方的聯繫，把外國記者趕出中國。美國之音被視為是敵台，收聽美國之音節目是一種犯罪行為，有的人因此而受到監禁。
當中國20世紀80年代決定改革開放的時候，它又向西方媒體敞開大門，歡迎《紐約時報》以及其他媒體進駐中國。
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 獲得了採訪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機會。由於時間關係，鄧小平還罕見的同意讓她第二次採訪他，使得法拉奇得以在三天之內兩度採訪鄧小平。
1986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電視節目主持人華萊士(Mike Wallace) 也對鄧小平進行了採訪。
在江澤民主政的時代，由於中國希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局向西方媒體發起魅力攻勢。江澤民本人多次接受西方媒體的專訪。2000年9月，江澤民同意接受華萊士的專訪，並願意回答任何問題。採訪時，華萊士提出了很多尖銳和敏感的問題，包括說他是獨裁者，江澤民一一回答。專訪期間，江澤民不僅引用了葛底斯堡演說，並與華萊士一同高歌了幾段《我的太陽》。
2001年8月，在世貿組織決定是否接納中國為會員的前兩個月，江澤民在北京接受了《紐約時報》出版人以及駐京編輯的採訪時說，他希望西方世界能夠更好的了解中國。
在中國主辦2008年奧運會期間，中國政府放鬆了外國記者在中國的採訪限制。
但是在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中國當局逐步收緊了對外國媒體和記者的限制，儘管習近平本人也多次接受外國媒體的採訪。
自2014年以來，他幾乎每次出訪前都會在往訪國的主流媒體發表署名文章或者接受媒體採訪。2014年7月，習近平在訪問拉美前夕接受了拉美四國媒體的聯合採訪；2015年9月，習近平在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接受了《華爾街日報》的書面採訪；同年10月18日，他在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接受了路透社的採訪。
習近平對俄羅斯媒體情有獨鍾
習近平接受俄羅斯媒體採訪的次數最多。2014年2月，他接受了俄羅斯電視台的專訪；2017年7月，在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之際，習近平接受俄羅斯主流媒體的採訪；2019年6月4日，在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第二十三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前夕，他接受了俄羅斯塔斯社和《俄羅斯報》的聯合採訪；2019年8月，習近平再次接受俄羅斯電視台的專訪。
自2015年以來，習近平沒有接受美國媒體的專訪。中國當局在國內也收緊了對媒體的限制，要求中國的官媒姓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