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回應中國駐澳公使，“被你視作‘敗類’我很驕傲”

澳洲人回應中國駐澳公使，“被你視作‘敗類’我很驕傲”

中國駐澳公使王晰寧近日把批評中國的澳大利亞人稱為“敗類”，並說，現在在澳大利亞做中國的朋友真難。王晰寧的講話遭到澳大利亞各界人士的駁斥。澳大利亞的中國問題專家說，王晰寧混淆了中國和“中共”。他說，在澳大利亞現在做中國共產黨的朋友的確有點難。

“被你視作‘敗類’我很驕傲”

王晰寧2月25日在澳大利亞中國工商委員會首都分會的年度晚宴上發表了題為“現在在澳大利亞做中國的朋友真難”的講話。

他說：“有些中國的老朋友動輒被一些人稱作'熊貓擁抱者'，彷彿對中國友好成了一樁罪過，只有對中國吹鬍子瞪眼，才是澳大利亞人應有的姿態，才能贏得民心。今天在澳大利亞，做中國的朋友太難了！”

王晰寧接著稱那些批評中共的澳大利亞人是“敗類”，並說這些人的後代會感到羞恥。他說，那些“蓄意污衊詆毀中國，破壞中澳友誼、損害兩國人民福祉的敗類會遭到世人唾棄，他們的後代會羞於提及他們在歷史中的反面作用”。

3月1日，中國駐澳大使館的官方網站用中英文刊出了他的這篇講話。有意思的是，在英文翻譯版中，“敗類”兩個字被拿掉了。

不過，澳大利亞人並沒有忽略這個細節。澳大利亞學者克里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告訴美國之音，王晰寧的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說：“他的話會激怒更多的澳大利亞人，包括高層的澳大利亞人，讓他們對北京懷有敵意。人們不喜歡被侮辱被命令。所以，他們會頂回去，變得更加敵對、強勢，也更具侮辱性，但是中國政府對澳大利亞的產業施加了更大的懲罰。我不知道他們這麼做出於什麼樣的策略。實際上，這大大損害了中國在澳大利亞的形象。“

《旁觀者》周刊澳大利亞版星期五發表署名阿瑟·柯倫考夫（Arthur Chrenkoff）的文章說，“做得不錯，中國，但是，我很驕傲你把我視為敗類。”

柯倫考夫在文章說，如果批評中國共產黨就是“敗類”，那麼，“王先生，也請算我一個。”

柯倫考夫指出，中國共產黨總是巧妙地把自己當成“中國”或“中國人民”的代名詞。 “它（中共）首先錯誤地將中國描繪成一個整體，將國家、人民和政府統一為一個整體，然後，通過模糊這三者之間的界線，將任何批評描繪為對中國的攻擊。”

柯倫考夫說，沒有人侮辱中國這個國家或整個中國人民，問題在於中國共產黨。他說，這是一個害怕世界和自己的人民的政黨， 否則，它應該通過自由的民主選舉來歡迎民眾對它的評判和問責。

他說，雖然中共不再像以前那樣大規模殺人，（在1949年到1976年間，大約有6千萬中國人被殺害或是死於飢荒或是政治運動，大約是澳大利亞人口的兩倍半）但它仍然剝奪其公民的一切人權，壓迫少數族裔和異議人士。在新疆，它將一百萬維吾爾人安置在集中營中。與此同時，中國對外擴張的野心日益增強。中國不僅垂涎鄰國的領土，而且還希望做超級大國和領導全球。他說，指出這些並非侮辱中國，而是揭示了中國政府的本性。

柯倫考夫在文章中還特別提到中共禁止討論普世價值、言論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也就是著名的“七不講” 。

他說，“如果代表普遍價值觀、言論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和司法獨立（並反對獨裁、種族滅絕和腐敗），不管是為了澳大利亞人民還是中國人民，就是敗類的話，那麼沒錯，我為這樣的敗類感到自豪。”

柯倫考夫的這篇文章在澳大利亞的好幾家媒體都有轉載。

3 月2日，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國防戰略與安全主任肖布里奇（Michael Shoebridge）在推特上發貼說，“也許你（王晰寧）並不完全認同我們的治理與管理模式。但王晰寧迴避了中國與世界發生問題的根源，即政府對自己的公民記者、香港人、維吾爾人以及對其他人的所作所為，還有對（其他國家的）網絡黑客攻擊、經濟脅迫、軍事行動”。

做中共的朋友在澳大利亞目前的確有點難

澳大利亞學者克里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告訴美國之音，現在，在澳大利亞，做中國的朋友不難，但是，做中共的朋友的確有點困難。

他說：“我不認為與中國做朋友的澳大利亞人有任何問題，但是，另一方面，那些與中共做朋友的人倒是有問題。……現在在澳大利亞，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普遍變得相當負面。這意味著現在捍衛中共和中國政府行為的任何澳大利亞人都令人懷疑，在某些情況下，都令人有敵意。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駐澳大利亞公使說的是真的。”

漢密爾頓2018年出版了一本題為《無聲入侵：中國如何將澳大利亞變成傀儡國家》的書，漢密爾頓在書中說，中國是一個“一心想要控制澳大利亞的極權主義政權。” 這本書後來引發澳大利亞人的激烈爭議。有人歡迎關於中國影響力的討論，不過也有人擔心這可能引發仇外現象。

多年來，中國在澳大利亞政界、商界和學界建立了許多關係，也施加了相當的影響力。但是，中國政府越來越強勢的作風以及中國軍隊的迅速現代化令澳大利亞政界擔憂。 2017年，中澳關係迎來轉折。當年， 澳大利亞推出新法，禁止外國的政治捐贈，防止外國勢力的干預，當時，也有官員警告中國企圖影響堪培拉的政治進程。

2020年，中澳關係持續惡化，達到了歷史的最低點。澳大利亞要求對新冠病毒的起源展開國際調查並批評中國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以來，中國採取一系列報復措施，高調限制澳洲產品進口，或者施之以懲罰性關稅，受到影響的產品包括澳大利亞牛肉、煤炭和紅酒和海鮮等。

2020年11月，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還專門列出了澳大利亞的14宗罪，內容包括：澳大利亞政府資助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反華”研究；突襲中國記者和吊銷學者簽證；在多邊論壇上“帶頭”提及涉台、涉港、涉疆等中國事務；煽動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起源展開獨立調查；在2018年禁止中國通信設備公司華為參與5G建設；阻礙10項涉及基礎設施、農業和畜牧業的中國外商投資交易；干涉南海問題；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指責中國實施網絡攻擊；澳大利亞議員對華人或亞洲人進行種族主義攻擊等等。

中國說，澳大利亞必須對上述問題進行整改，以便部長級接觸重新開始。不過，澳大利亞政府隨即回應稱，澳大利亞是出於自身利益行事，不會改變其政策。

漢密爾頓說，澳大利亞是不會改變與中國的關係的，除非北京停止目前的威脅、侮辱和懲罰性的“國際流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