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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疫“抄作業”之說的出現與消失
去年12月源自武漢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宣傳中失控，擴散全中國並禍及全世界。在中共當局聲言已經開始成功控制住疫情之際，中共嚴控下的網絡上出現大量的嘲笑其他國家防控疫情不會“抄作業”的言論。然而，隨著西方國家陸續推出重大舉措援助受困企業和納稅人之後，“抄作業”的言論突然銷聲匿跡。觀察家們認為，“抄作業”之說的出現和突然消失反映出當今中國的政治形勢微妙。
中共當局嚴密控制的中國互聯網上，大約從2月下旬起，嘲笑外國在應對從中國擴散開來的疫情時不會“抄作業”，即不會模仿中國現成先進經驗的帖子大量出現。同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早些時候則以在許多中國網民看來是明顯的幸災樂禍的口吻報導說，在中國國外的病毒感染確診病例“反超”中國。
觀察家們注意到，發出嘲笑外國在抵禦疫情的時候不會“抄作業”的帖子的人都是清一色的中共政權支持者。在“抄作業”之說在中國甚囂塵上之際，“黨媒”也在大力宣傳在富有遠見卓識和卓越戰略眼光的中共領袖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堅決果斷的疫情防控“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陽光普照世界”，使全世界響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合唱”。
中共的權威宣傳機構新華社3月23日發表署名評論，標題是“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陽光普照世界——寫在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重要演講7週年之際”。
評論寫道：“7年前的春天，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向世界提出重大倡議，呼籲國際社會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7年後的今天，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人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人類命運與共的重要性、緊迫性。短短數週，疫情蔓延至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多國進入'緊急狀態'乃至'戰時狀態'。。。。。。大疫當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愈發凸顯出其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為國際社會闖過'至暗時刻'、贏得最終勝利注入寶貴信心和動力。”
觀察家們注意到，“抄作業”之說就是在中共官方宣揚中共領袖習近平和他掌控下的中國領先世界、雄踞人類精神頂峰的大形勢、大背景之下出現的。
“抄作業”之說一開始出現，就引起許多觀察家和網民的反感。批評者說，宣揚“抄作業”之說的人在無意中暴露了他們的無恥和無知。“抄作業”本來是一種可恥的作弊行為，但宣揚“抄作業”之說的人卻對作弊行為給予正面宣傳，顯示了他們要么是一直喜好“抄作業”並習以為常，要么是他們不懂抄作業是一種作弊行為。
“抄作業”之說也在中國網民當中引起討論，導致討論者提出了很多中共當局不希望人們提起的一些話題，其中包括中共當局疫情防控“作業”從一開始直到今天問題成堆，疫情在武漢大爆發最終擴散全中國和全世界的直接原因是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宣傳。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早些時候以其官方發言人身份公開宣揚給世界帶來災難的新冠病毒可能來自美國。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日前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則稱，這種說法是“瘋狂的”，但崔天凱拒絕回答趙立堅的說法是否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的問題。
美國國務院在3月24日指出：2019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台灣首次試著警告世衛組織人傳人狀況的同一天，中國當局卻噤聲了醫生，直到1月20日都拒絕承認人傳人，結果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美國國務院在這裡所說的中國“當局噤聲了醫生”，顯然是指武漢的李文亮等8名醫生只是因為私下談論中共當局對中國人秘而不宣的疫情而遭到中共當局的懲處。對李文亮等人的處罰的消息被習近平掌控下的央視反複播送十幾遍，導致中國醫務人員人人自危，不敢談論疫情。
中共當局的疫情防控“作業”還包括在疫情爆發後，武漢市和湖北省倉促宣布封城封省，導致不計其數的人道災難，中共控制下的媒體對這些人道災難沒有任何報導。
在中共當局控制下的官媒大力宣揚中國如何在武漢和湖北採取斷然措施制止疫情擴散、救治感染病毒發病的人大有成效、疫情嚴重的意大利如何窮於應對死亡率很高的消息之際，一位中國網民報告說，他正在等待武漢封城解除以便參加三個親密朋友的追悼活動，那三個朋友都不是死於新冠病毒，而是死於封城期間他們原有的疾病得不到應得的治療。這種死亡中國官方一直隱匿不報，中國媒體則整齊一律地奉命不刊登這樣的新聞或評論。
此外，還有許多法律學者和觀察家指出，武漢市和湖北省的封城是無法無天的操作。來自中國的律師祝聖武和中國法律學者騰彪分別指出，武漢和湖北的封城，以及其中國他地方的封城都沒有經過正當和正常的法律程序。
中國各地隨後紛紛出現的各自為政的封城、封路乃至封門的舉措，甚至連官媒也不得不承認確實是無法無天，太過分。
批評者紛紛指出，所謂的外國不會“抄作業”的說法富有中國特色；在中國互聯網上一度盛行的這種說法嘲笑其他國家，尤其是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不會抄中國的這種無法無天的作業，顯示了“抄作業”的鼓吹者缺乏起碼的國際知識、法治觀念和人道精神。
在中共控制嚴密的互聯網上，為什麼會突然湧現出一大批“抄作業”的鼓吹者調侃其他國家的疫情防控呢？在許多觀察家和批評者看來，這種“抄作業”的輿論導向明顯是宣揚中共疫情防控的所謂成功，以轉移外界對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宣傳導致的世界性禍患的責任問題的關注。那麼，這些在很多網民看來是可笑的“抄作業”的鼓吹者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研究中國網絡輿論生態環境、社會環境的中國學者表示，在當今中國，研究者無法對這些鼓吹者的年齡、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水平等情況進行實證性的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調查，但現在中國缺乏基本的是非感和缺乏邏輯的人，即中國網民所說的“腦殘”確實是多，尤其是在大學生當中比較多，因為中共當局多年對他們施行威逼利誘加思想閹割，習慣成自然，他們不敢思想，不能表達思想，思想能力萎縮。
這位學者接著表示，“抄作業”的鼓吹者從一開始就在中國國內外引起普遍的反感和鄙視，而且他們所宣揚的觀點及其邏輯也太離譜，以至於中國官媒也不願意或不敢對他們表示公開的、明確的支持；但這些鼓吹者所表達的對其他國家也受新冠病毒禍害的喜悅心情，顯然是得到當局的默許，甚至認可。
另一位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學者在以不透露姓名為條件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則指出，“抄作業”說法在中國互聯網上一度甚囂塵上顯然是得到了中國當局的鼓勵，“抄作業”之說的鼓吹者顯然有不少所謂的“五毛黨”，即秘密領取中共當局報酬假裝普通網民為當局站台的人。
這位學者指出，除了五毛黨之外，“抄作業”之說的鼓吹者當中還有很多所謂的腦殘或自乾五，即自帶乾糧（不要報酬）充當五毛黨的人。這兩種人究竟比例各佔多大目前還很難做實證性研究。但應當知道，中國現在能上網的人有9億，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容易被虛幻的民族主義或國家自豪感煽動，自以為中國的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國當中最強，這些人不去看或選擇不看到中國粗暴的疫情防控做法造成的一連串的災難。
中國前人權律師謝燕益說：“中國的情況跟西方國家肯定是不一樣的。尤其是那些所謂的法治和文明國家，公開透明是它們的基本原則。所以，它們的政府在面對疫情的時候的舉措都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沒有什麼秘密可言的。在不透明的社會、國家，做事的方式就不同了。它們的宣傳和導向更多的是基於（當權者的）政治的考量。”
令觀察家們感到好奇的是，在西方國家紛紛推出大手筆的經濟措施給企業和個人紓困（如英國政府保障因疫情失業的人80%的工資，美國每個家庭將得到數千美元的現金資助）之後，“抄作業”的說法在中共控制的中國互聯網上突然銷聲匿跡。
儘管有無數網民強烈呼籲中共當局效仿西方國家，用納稅人的錢援助納稅人，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還有許多中國網民抱怨說，中國政府的稅收之多雄踞世界第一，中共領袖習近平動輒就在其他國家撒錢，一撒就是幾十億、幾百億美元，以至習近平在中國網民當中獲得了“大撒幣”的綽號，但習近平政權卻對中國人民、對中國納稅人卻非常吝嗇。中共當局以及當局控制的媒體對網民的這種呼籲和抱怨充耳不聞，不評論、不報導、不反駁、不理睬。
中國前人權律師謝燕益對美國之音表示，在疫情導致的經濟艱難時期，中國網民要求中共當局在稅款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問題上效仿西方國家，也就是網民戲稱的“抄作業” ，顯然這種要求中共當局來說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共政權跟西方國家的政府不同，中國的政治、社會、法律制度跟西方的不同，恰如製度不同西方國家導致不能抄中共政權疫情防控的作業。中共政權也不能抄西方國家政府對人民負責的作業。
謝燕益說：“在現代法治社會，無論是政府還是任何一個社會主體都是權責對應的，都要有法定的責任。但在前現代社會，很多信息是混亂的，有時候政府有非常大的權力，但人們卻沒有辦法去監督它落實它的責任。”
在另外一方面，許多中國網民對中共政權不能像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政府一樣用納稅人的錢援助納稅人表示非常不滿又非常無奈。有人調侃說：“我問鐘點工：為啥抄作業的聲音不見了？鐘點工說：（人家西方國家的政府）都開始給老百姓發錢了，（你讓中共政府）咋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