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定於18日到19日前往北京訪問。美國高級官員星期三（6月14日）強調說，布林肯此次訪華的主要目標是與中國建立危機溝通機制，降低風險，但他們同時表示，並不期待此次訪問會有大的突破。分析人士認為，布林肯此行應該試圖為兩國領導人今年11月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會晤鋪平道路，而且只有兩國領導人實現會晤，美中關係才會真正有重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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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去北京到底要談甚麼？美國為何又期待不高？
布林克到底為何訪華？為建立危機溝通，更為拜習會鋪路
這將是布林肯首次以美國國務卿的身份訪華，也是美國國務卿2018年以來的首次訪華。根據美國國務院，布林肯此行有三大目標，即討論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以負責任地管理美中關係的重要性；提出令人關切的雙邊問題和全球、地區事務，以及就共同的跨國挑戰開展潛在合作。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柯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星期三在為布林肯訪華舉行的電話會上強調，建立溝通渠道非常重要。
他說：“激烈的競爭需要激烈的外交，如果我們要管理緊張局勢的話。這是消除誤解、發出信號、進行溝通以及在利益一致時一起合作的唯一方法。”
坎貝爾此前也表示過，美國希望與中國建立一個類似冷戰時期的危機管控機制。他說：“在冷戰期間，我們設法有效地創建了一個機制，允許在意外衝突或緊張時刻進行危機溝通。我可以公平地說，我們還不能與中國做到這一點。中國一直不願接受和參與建立這樣的機制。”
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在同一個電話會上說，與美中官員以前的多次會談一樣，台灣和烏克蘭問題將是布林肯議程上的重要議題。另外，他說，如何加強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也會是布林肯訪華的目的之一。
康達和坎貝爾還說，他們希望這次會晤能夠促成更多美國高級官員在今年夏天對中國進行一系列訪問。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L. Yellen）、 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以及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John Kerry）都表現出訪問中國的興趣 。
不過，分析人士認為，布林肯的訪問應該是為拜登和習近平11月在美國舊金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國家領導人峰會期間會晤鋪平道路。
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何瑞恩（Ryan Hass）6月14日在推特上寫道：“拜登政府在布林肯訪問問題上放低期待是明智的。我不期待有任何突破、大的可交付的成果或是大的動作。這不是這次訪問的目的”。
他認為，為拜登習近平會晤做準備才是布林肯訪華的真正目的。他繼續寫道：“我認為訪問是拜登總統和習主席秋季會晤的一系列交流的開場白。這將是一個探索期，雙方將試圖確定是否有改變關係軌跡的共同意圖。”他的推文說。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法學研究員莫裡茲·魯道夫（Moritz Rudolf）認為，拜登和習近平能否再次會晤對兩國關係至關重要，因為那美中關係重啟的真正起點。
他說：“鑒於中國體制，向前推進的最佳方式就是為拜登和習的會晤鋪平道路，因為如果他們想在某些地方合作，最好現在高層達成，然後，中國的體系才能貫徹下去，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具體的機制才能真正起作用。我認為只有拜登和習近平會晤了才會起作用。因為那才是真正的起點。”
中國要“晾一晾”美國？中國也有意願阻止美中關係下滑
在中國媒體上，布林肯訪華是美國“求中國”的結果，中國本來已經放棄了與美國的外交。中國“有必要暫時晾一晾美國人”。但美國助理國務卿康達強調，布林肯訪華是雙方共同促成的。
“在為林肯國務卿的訪問做準備的過程中，我們與許多中國同行進行了多次實質性、富有成效和坦誠的交流。在這些討論過程中，雙方都表示有興趣確保我們保持溝通渠道開放，盡一切可能減少誤判的風險。用中國同行的話說，就是阻止兩國關係螺旋式下降。”
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說，中國應該意識到與華盛頓的交流依然是重要的。
他說：“可能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也可能是他們也看到了相關事故和疏忽帶來的風險。也可能是他們看到了我們與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有效接觸，不想被進一步孤立，或者可能對我們採取的技術上的措施感到擔憂，也可能是多種原因的組合。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我們相信雙方都有興趣保持持續、明確和開放的溝通渠道，我們正努力做到這一點。”
華盛頓智庫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東亞研究計劃主任史文（Michael D. Swaine）在華盛頓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近日舉辦的有關美中風險管理機制的研討會上說，中國學者在非官方的“二軌”外交中告訴他，中國也意識到美中必須要管控危機，保持對話。
“至少在互動中，與我們互動的人，其中許多人可以接觸到中國政府的高層，他們認識到必須管控危機。在危機管理時你應該做什麼，不做什麼……美國和中國之間需要進行更多的對話，就紅線達成共識。找出可能出現的誤解，在什麼地方，你需要真正克制自己，而不僅僅是管控對方。”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會改變嗎？不會
拜登政府最近尋求與中國溝通的努力被一些人認為預示著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可能出現了“鬆動”，特別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也在沿用歐洲的說法，不尋求與中國“脫鉤”(de-coupling)，而是“去風險”(de-risking)之後。
美國印太協調員坎貝爾強調說，與中國對話並不代表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改變。“這不是戰略轉變，也不是美國治國方略出現了新事物”。
事實上，他在講話中說，美國在加強國內投資並加強與盟友的關係後，現在“展開激烈外交的時候”。投資國內、協同與盟友的關係，再與中國競爭是2022年5月開始以來一直的對華策略。
隨著美中競爭的繼續，中國將會在“從台灣海峽到古巴”的問題上採取挑釁行動，而美國也將予以反擊。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10日稱，中國在古巴進行的對美監聽活動早在拜登政府上台前就已經存在，並且2019年時還對情報收集設施進行了升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6月12日指出，拜登政府採取的外交措施延緩了中國在全球投射軍力的企圖。坎貝爾也重複了這一點。
坎貝爾說，“我們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捍衛飛行、航行和行動自由。我們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在經濟、技術、安全和其他領域採取更多措施，以推進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我們不會從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或確保持久的競爭優勢方面而後退一步。”
6月12日，拜登政府將43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名單，原因是這些實體參與培訓中國軍事飛行員和從事其他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在此之前，拜登政府6月9日宣佈將中國激光打印機製造商納思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八家下屬分公司列入出口控制名單，制裁這家中國公司的理由是該公司涉嫌參與了中國新疆發生的侵犯人權的行為。
美國期待不高問題在哪裡？ 美中互相指責
在被問到對布林肯的此次訪問有何期待時，坎貝爾說，“我們必須現實一點，我們去北京並不是為了在我們相處的方式上取得某種突破或轉變。”
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說：“我預計這次訪問不會產生一長串可交付成果。我們現在是關鍵時刻進行一系列的關鍵接觸。我再強調一遍，我們希望這至少會減少誤判的風險，不會轉向潛在的衝突。”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研究員魯道夫認為，美中關係不能取得突破的最大問題是雙方都在指責對方為惡化的關係負責。
“如果一方的主要關注是另一方導致了關係惡化，這真的很難向實質邁進。這就像結構性障礙一樣，阻礙進行具有建設性和意義的對話。”
最近幾個月以來，在全球角色、外交政策、經濟貿易、台灣以及各自的政治體制等一系列問題上，美中都在相互指責。
比如在全球秩序方面，美國指責中國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讓世界遠離普世價值、破壞促使世界成功的法律、協議、原則和制度，而中國則指責美國有“冷戰思維”和“霸權邏輯”， 不允許其他模式存在，是世界秩序和全球貿易體系的最大破壞者，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原則和規範；濫用金融霸權和技術影響力；以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名而實施權力政治等。
美國印太司令部公佈的視頻截圖顯示一架中國殲-16戰鬥機2023年5月26日以“不專業”方式在南中國海上空攔截一架美國空軍的RC-135偵察機。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指責中國不再接受台灣的現狀，想加快回歸進程。而中國指責美國從自身承諾、雙方共識和原有立場上不斷倒退，目的是開歷史“倒車”，利用台灣問題阻撓中國和平統一。
對布林肯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6月13日晚間的通話，美中的聲明也大相徑庭。美國國務院在布林肯與秦剛通話公告中表示，布林肯強調溝通的必要性“以避免誤判和衝突”，並表示美國將繼續提出關切的領域以及與中國的潛在合作。而在中國外交部的聲明中，秦剛將中美關係遭遇的困難和挑戰，一概歸咎於美方。
昆西研究所東亞研究計劃主任史文認為，美中目前進行危機溝通的一個重大問題就在於對彼此的形象以及自身的形象有不同的認識。
他舉例說，中國精英階層乃至公眾將中國形象定位為雄心勃勃、但不具侵略性，對外越來自信，但由於認定中國在歷史上是西方國家的受害者，受西方列強的操控，對國內外挑戰中國地位和穩定的行為非常敏感，也因此會認為華盛頓的任何行動都是惡意的。
他說：“這些觀點使北京對華盛頓對中國的行為非常敏感，通常會將其視為欺凌，或者用中國人的話，霸權，有時可以用來恐嚇、羞辱或考驗中國領導層。換句話說，這些形象和其他的一些可能誇大了看待中國危機的傾向，認為華盛頓的（管控）危機的行為是惡意的。”
他說，在對美中關係至關重要的台灣問題上，美中都有陷入“承諾陷阱”的傾向，使得彼此很難退讓。他說，中國有一種道義感，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主權領土，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中國奪走台灣是一種不公正行為；中國需要通過堅定不移的努力來糾正這種行為，以實現台灣與大陸的統一。而美國也有道義感，或者說意識形態領域的理由要捍衛台灣。
“在台灣危機上，美國也表達了強烈的願望或強烈的決心，因為它試圖捍衛其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的可信度，它希望和平解決這個問題。它願意以一種果斷的方式試圖阻止中國人，並捍衛和平解決方案。所以，決心的表達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耶魯大學的魯道夫認為， 雙方的指責反應了美中之間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這些不信任源自不同的政治體系、不同的價值觀以及國內的政治力量，很難克服。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三月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在布林肯訪華之際，習近平正加急採取行動，為潛在的衝突進行準備。上月底以來，習近平兩次強調要為應對“極端”情況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