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2006年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回顧他當年同基辛格一起訪問中國，參與美中上海公報談判，以及他作為駐華大使，為推動美中關係發展所做的努力和對兩國關係的展望。
*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位美國官員*
時過幾十年，洛德對首次秘密訪華的情景仍記憶猶新，包括在緊張的氣氛中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插曲。
他說：“我外交生涯中參與過的最富有戲劇性的事件就是和基辛格博士1971年7月第一次秘密訪華。美國22年裡沒有任何官員訪問過中國。我們乘巴基斯坦飛機從巴基斯坦秘密前往中國。在飛機接近中國邊境的時候，我走到機艙的前面，這樣我就能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個美國官員，因為那時基辛格博士在機艙後面。”
*基辛格借襯衣*
洛德說：“在飛機上，大家都很興奮，因為我們馬上就要開始20多年來第一次跟中國人交談了。基辛格博士在考慮他和周恩來以及其他人的談判。但這時出現了一個蠻有趣的情況，基辛格博士在飛機上發現，他的助手忘了給他帶襯衣了，結果在這次重要的中國之行中，他連一件乾淨襯衣都沒有。他特別生氣。他向飛機上另一位美國官員借了幾件襯衣。那位官員身高6尺3，基辛格5尺9，他穿上借來的襯衣，看上去像只大企鵝。他當然很不高興。我跟他開玩笑說，你還沒開始和中國人談判，
就把襯衣丟了(把財產全丟了)。”
*忐忑和信心*
洛德大使回憶說，交惡20多年後，第一次坐下來討論兩國關係正常化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心中難免忐忑。不過，雙方在之前做的諸多鋪墊，所以對談判前景還是樂觀的。
洛德說：“35年，40年後的今天，人們都忘了，當時有很多的不確定性。我們20年沒跟中國人交談了，我們在朝鮮打過仗，相互孤立，制裁，宣傳。所以我們不能肯定基辛格博士的訪問會取得成功。我們的目的是和中方重新建立聯係，達成共識，使尼克松總統幾個月後能夠親自前往中國。所以當時去的時候是有不確定性的。
“但是因為我們通過巴基斯坦的秘密渠道和中方進行了溝通，所以我們相信，這次訪問對雙方都有好處。”
*擺脫閉關鎖國 中國需要美國*
洛德大使回憶說：“我們知道中國當時擔心蘇聯對北方邊境的壓力，中國正值文革，和許多國家的外交關係都中斷了， 我們知道中國希望打破孤立狀態，中國覺得如果能和美國建立關係，就能擺脫這種孤立，說不定能進入聯合國，進而和其他國家，比如日本和歐洲國家建立關係。
出於上述原因，我們知道中國希望改善和美國的關係，因此不願看到因為這次訪問不成功而使基辛格博士和尼克松總統下不了台。
美國打開對華關係，也有出於對我們自己的外交關係和目的的考慮，我們也希望這次訪問取得成功。雖然我們對訪問結果有些擔心，不能肯定會成功，但鑒於當時的客觀形勢，以及在訪問之前雙方多次的秘密溝通，我們相當肯定，那次訪問會導致後來的首腦會晤和更多的進展。
*上海公報不尋常*
談到美中上海公報的特殊性，洛德大使表示：“上海公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文件，30、40年後的今天，人們仍在談論它，這很不尋常，因為它和通常首腦會晤後發表的那種傳統的聯合公報完全不同。
“1971年10月，我們把起草的一個聯合公報文本交給周恩來，是那種很傳統的寫法，就是努力強調雙方有共同點、可以達成共識的地方。
“第二天，周恩來很生氣地回覆說，不是這麼個做法，這樣做不能取信於人。雙方敵對22年，現在拿出一個強調友誼和進展的傳統的聯合公報，會引起世界各國的懷疑，在國內民眾中引起混亂，讓我們共同的朋友不知所措，這不夠坦誠。
“周恩來建議採取另外一種方法，我相信他就此徵得了毛主席的認可。他建議雙方各自陳述自己的立場，既涉及哲理問題，比如革命與穩定，和平與正義，等等，也要談到具體問題，特別是台灣這個棘手問題，另外還有其他我們存在分歧的問題，比如越南和中東。我們也可以指出我們雙方利益相吻合的地方，這樣才更可信，更讓人信服，更有意義，因為我們已經說明了我們存在分歧的問題。這樣，當我們達成一致的時候，人們會認為可信。
“所以，公報裡除了坦率表明我們對世界局勢和具體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裡面也有反霸權的內容，意在表明我們要平衡蘇聯的影響，另外我們承諾要推動人員交往，發展經濟關係，我們在一些國際關係原則上存在共識。”
*適逢美中關係順利期*
洛德大使說，他能在美中關係發展順利的時期出使中國，實屬幸運。
洛德：“我很幸運，我任駐華大使的時候，可能是美中關係最好的一個時期，當然不是因為我當大使，而是正好遇了那個時候。
“在里根政府早期，我去中國之前，美中關係因為台灣問題陷入緊張，當時雙方正
在談判另外一個聯合公報。到80年代中我去中國的時候，問題基本上已經過去了，儘管還要小心處理。我離開的時候，正值天安門廣場示威遊行剛剛開始一個星期，還有胡耀邦的追悼會。天安門事件使得美中關係趨冷。我是在里根政府早期台灣問題和天安門事件之間的這個時期做駐華大使。
“80年代後期，我們兩國關係發展很快，經濟和投資，當然和今天不能比，但那些年發展得非常迅速。我為推動美中經濟關係的發展花了大量時間。
“雖然我們努力改善與莫斯科的關係，但冷戰時期制衡蘇聯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因此我們共享有關蘇聯的情報。現在人們已經知道，當時我們和中國在蘇聯邊境地區有一些聯合偵察行動。我們在巴基斯坦和中國密切合作，為阿富汗境內反抗蘇聯支持的阿富汗政權的人提供武器。我們甚至賣武器給中國，這是過去從來沒有、後來也沒再做過的事。這顯示了當時兩國關係有多麼密切。
“儘管如此，兩國間當然還是存在問題，人權，西藏，一些技術轉讓問題，不是說我們之間沒有問題，我們和中國之間總是有問題，同時也有機遇，到今天同樣如此。但總的說來，經濟關係，貿易，內閣級互訪，文化往來，媒體報道，以及在阿富汗問題上密切合作，共同對付蘇聯，那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時期。
*人權陰雲 六四風暴*
天安門事件使美中關係遭遇寒流，但洛德大使認為，即使沒有天安門事件，美中關係也會受到其他各種問題的影響。
他說：“因為我們兩國的政治制度存在許多不同的地方，人權問題也總是籠罩在兩國關係上的一層陰雲，所以如果不是天安門，也會是其他甚麼問題，當然天安門事件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
“但我要說明的是，美國也不必自大，不是說我們的制度就十全十美，我們有自己的人權問題，而且我認為這個問題在老布殊總統時期更嚴重了。
“不過如果中國能放鬆控制，讓人民享有更多自由，不斷完善經濟制度，改善與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這符合中國自己的利益。
“天安門事件導致美中關係倒退，但即使沒有天安門事件，美國關係的發展也不會一帆風順。我們雙方都總是會有一些問題。
*麻煩不斷 但方向不變*
洛德大使指出，由於發展美中關係符合兩國各自的國家利益，所以儘管存在各種問題，美中關係發展的大方向不變。
他表示：“我認為美中關係的牢固，雙方讓這種關係儘可能朝積極的方向發展的願望，在幾屆美國政府和幾任中國領導中都有所體現，這種願望非常強烈。
“美中關係經歷了幾次嚴重危機，比如天安門事件，1996年台灣導彈危機，布什政府時期飛機相撞，1990年代末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被炸，所有這些都是對美中關係的考驗。但儘管台灣問題繼續引起緊張，還有人權，但兩國關係仍然朝前發展。
“我認為我們雙方學到的一個教訓就是不要誤判對方的意圖，特別是在出現軍事事態的時候。我們看到台灣導彈危機，美國兩艘航空母艦前往那個海域，兩國軍機相撞，誤炸中國大使館，我認為這突顯了讓對方明確自己意圖的重要性。我們還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
“現在我們雙方的交流比過去好多了，包括領導人之間的電話聯繫，但是軍方關係還沒有做到完全透明，雙方都對對方存有疑慮。我們應當有一條熱線，我們應當更努力避免誤解。我認為我們已經吸取了一些教訓，現在擦槍走火的危險小些了。但是在透明方面、在相互了解對方意圖方面，在直接交流方面，乃至兩國軍方合作方面，還可以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