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台灣的熊健在1983年5月15號加盟美國之音中文部之前，在美國的維吉尼亞大學撰寫博士論文，出於對新聞事業的熱愛，熊健放棄了在這所著名高等學府繼續深造的機，加入了美國之音的新聞廣播人行列，一做就是28年。
熊健說：“在28年的工作中，我當過播音員、導播、節目主持人、駐外記者、編輯、電視記者，是一個比較全面的廣播人，這要感謝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工作環境。”
*駐港首席記者*
1999 年1月1號開始，熊健被中文部選派前往香港，成為當時中文部駐香港的首席記者。
當時為甚麼選擇離開家人，獨自前往香港工作呢？熊健回憶說：“當時申請這個工作機會的時候我想，既然有這個機會，我就應該去嚐試一下不同的工作經驗，因為在那之前，我有長達七、八年的時間是向中國聽眾介紹各種美國流行音樂的主持人，但是因為我本身是學國際關係的，我覺得應該學以致用，應該把我的專長，再加上美國之音的新聞訓練，到外面觀察一下大千世界，尤其是到中國，有機會跟中國人民、官員、中國各地方的人去接觸，這更能夠增加我的生活歷練。”
從1999年開始，到2004年8月8號回到華盛頓的美國之音總部，熊健成為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外記者時間最長、連續6年採訪報導中國兩會新聞、中文部第一個在天安門廣場出鏡播報電視新聞的記者。熊健表示，駐港期間，他平均每年都有三、四次機會深入中國大陸去採訪，他不僅去了中國偏遠的西北地區，也得以到中國沿海大城市去報導，中國東西部城鄉兩極分化、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給熊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難忘的兩次記者會*
不過，提到自己在中國採訪中的最難忘經歷，熊健談了兩件往事。他說： “有一次在山東採訪一個有關中國入世貿經濟會議的時候，我問中國一個財經官員一個問題：中國方面對入世貿的日程方面有甚麼看法？這個官員生氣了，他就當面質問我說：你怎麼能問這樣的問題呢？你是哪個單位的？”
熊健回憶道：“根據這麼多年我們採訪兩會的經驗，在出席各個省人代會場合的時候，或者是在公開的記者會上， 所有提問題的人都是事先已經安排好的。我記得有一次外交部的人就問我說：下一次有一個會，你要問甚麼問題，到時點你。所以你要當眾提問題是非常不可能的。”
不過熊健表示，即使中國財經官員當時很生氣地當著一千多名記者的面質問他，但是作為一個記者，他認為在被允許出席的場合中提問題，哪怕是提回答者不喜歡的問題都是自己的工作職責。
*跟李光耀認真*
另外一次在記者會上的難忘經歷是熊健參加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中國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就在李光耀大談中國和新加坡友好合作關係的時候，熊健提出了一個問題，導致全場愕然。
熊健回憶說：“當時我突然冒出一個問題：當時新加坡為了在蘇州投資的工業園區，跟中國方面有些摩擦。他對這個問題看法如何？我提了這個問題，李光耀當時愣住了，因為在這之前他講得眉飛色舞，口沫橫飛，說是中國和新加坡合作得非常愉快。但是當時哪壺不開我就提哪壺，我就問他為甚麼會有這種狀況發生。(當時)全場驚愕，尤其是中國記者，報我以非常嚴厲的眼光，(意思是) 說我怎麼在這種場合，在談到中國和新加坡促進友誼的場合，讓他(李光耀)去說一些中新之間不愉快的事情呢？”
李光耀在短暫的驚愕之後，大致回答了熊健的問題。他談了自己對於當時這個投資計劃的一些看法和感想。
熊健認為，當時他和李光耀不過都是各司其職而已。他說：“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李光耀有責任去解釋這件事情；作為一個記者，我覺得我有責任去問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