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美國之音中文部資深編輯的張楠被派往中國﹐成為中文部駐北京記者站的常駐記者。在將近4年半的工作中﹐張楠盡其所能﹐深入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4個直轄市﹐以及包括廣東﹑江蘇﹑浙江﹑四川﹑湖北﹑甘肅﹑新疆﹑西藏﹑陝西﹑遼宁﹑吉林﹑云南﹑貴州﹑江西﹑海南在內的十多個省份進行採訪報道工作﹐足跡遍及中國的大江南北。
張楠表示﹐從2007年他抵達北京開始到2008年奧運會﹐那是當時中國採訪環境比較好的一個時期﹐因為當時奧運會前中國對世界許下承諾﹐要開放新聞﹐因此總的來說﹐外國記者的採訪環境是比較寬鬆的﹐張楠也因此得以採訪了一些較為敏感的事件和人物。
不過﹐要談到最難忘﹑最危險﹑最緊張的一次採訪經歷﹐張楠首推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張楠回憶說﹐2008年5月12日下午兩點多﹐遠在北京的他已經感覺到了四川地震的威力﹐在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後﹐張楠立刻向華盛頓總部請示﹐看是否要馬上進入災區。在得到總部的肯定答復後﹐張楠馬上設法買機票前往四川。結果﹐這趟旅行成了一次令他終生難忘的經歷。
張楠說﹕“我是第二天早晨(5月13號)訂到的机票，是晚上7點的飛機，但是在機場等了很長時間，因為那時機場主要給抗震救災物資和人員讓路，所以飛機何時起飛是未知數。從晚上7點一直等到早晨兩點，在機場等着，也沒法睡覺。上了飛機以後，在機上 又坐了兩小時，大概4點多起飛，到達成都時就已經是早上了。”
在成都安頓下來後﹐張楠吃了個早飯﹐就開始了一天的緊張工作。他說﹕“第一天去都江堰，在外面整個採訪了一天，到晚上6點返回旅店，7點鐘馬上要上節目，所以馬上跟總部準備進行現場連線。7點﹑8點﹑9點﹑10點﹑10點半連續每小時都做節目﹐做完節目已經是晚上11點了，一天都沒吃飯，就早晨吃了那一頓，等到11點做完節目也不想吃飯了，洗個澡就上床睡覺了。”
張楠回憶說﹐在四川採訪的那幾天幾乎每天都是只吃一頓飯﹐除了災區確實沒地方買飯外﹐人也幾乎失去了飢餓感。他說﹕“當時整個災區一片慘狀，心情非常沉重，在那裡採訪你也不感覺到餓﹔而且環境很差，烏煙瘴氣的，機器吵，哭聲啊，就只帶着水，喝水。”
張楠在採訪期間﹐除了汶川當時過不去，其它的重災區比如都江堰﹑什邡﹑綿竹﹑漢望和北川﹐他都去了。在災區的採訪可謂步步驚心﹐張楠說﹕“我進入北川的時候是5月17號，那時候那個屍臭味特別大，但是口罩也買不到，什么都沒有，也沒有帽子。我採訪一個救援隊，他們至少有頭盔，有靴子，我跟他們爬到廢墟上，旁邊就是危樓，七扭八歪的，而且餘震不斷。如果這時真的發生大餘震的話，(樓)隨時有可能倒塌，根本沒法跑，因為那些廢墟全是瓦礫，中間有很多空隙，混凝土啊，磚瓦，你一跑，腳一下就陷到縫隙裡了，所以沒法跑。所以這時候就聽天由命，該採訪就採訪，該幹甚麼就幹甚麼。”
採訪中﹐張楠還經歷了一次驚心動魄的大逃亡。他回憶道﹕“有消息說，山上的堰塞湖決口了，說指揮部命令所有在北川的人全部要撤出北川縣城，我們跟指揮部也沒有甚麼聯繫﹐看別人跑，我們就跟着跑。這個跑的時候確實是遮天蔽日﹑塵土飛揚﹑道路擁擠不堪。跑的時候右邊是一條河，左邊是陡削的山體﹐我一邊跑一邊想：大水來了我往哪里躲？要上山上不去，太陡了﹔而且我還背着好多照相﹑錄音的設備，還想着如果水來了，我這設備怎麼辦？”
張楠回憶說﹐當時所有的軍隊﹑救援人員都加入了大逃亡的隊伍﹐而他和幾個外國記者合租的車還停在40里之外﹐他當時估計﹐按照這種速度﹐他至少得4小時後才能跑到停車的地方﹐而自己已經精疲力盡了。他說﹕“(當時)路上還有一些堅守崗位的醫務人員，他們看我這狼狽相，就給我喝了一瓶葡萄糖水，說你喝這個補充能量，要不然你體力不行。 那個時候已經到傍晚了，也是一天沒吃飯，所以我就靠喝葡萄糖水堅持，滿頭大汗往回跑。”
所幸﹐在跑了一個多小時後﹐張楠碰到一個騎摩托車的當地老鄉﹐在好心的老鄉的幫助下﹐張楠搭了一程車回到了停車地。
張楠表示﹐在自己幾十年的記者生涯中﹐這無疑是最刻骨銘心的一次採訪經歷。當被問到採訪中是否擔心自己人身安全的時候﹐張楠很平靜地說﹕“也不是沒想到危險，而是當時的採訪和那個環境把你給包圍了，不大會考慮到個人的安危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