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9月28日以兩個版面的篇幅發表了首席記者韓福東的長篇紀實報道《躍進過後是飢荒——川東三年“災害”紀實》。韓福東在了四川東部達州市找到了幾位經歷過大飢荒年代的人﹐請他們講述目睹的歷史。
70多歲的朱全森老人當年是鄉裡的一名教師﹐說起“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地出現的幾十宗人吃人的案例時﹐他頗感悲傷。朱全森後來參與了《達州市志》的編纂﹐主筆大躍進等政治運動。他對南都記者說﹐那場所謂的自然災害其實更是一場人禍。他說﹐1959年到1961年﹐當地連續三年旱災﹐但其實栽秧期間稻田裡是有水的﹐在正常情況下根本餓不死人。
川東地區的村民對韓福東說﹐提到大飢荒就不得不說起大躍進。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一路線和後來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大力推行﹐讓農民離開土地去大搞工業。這所謂的“三面紅旗”還剝奪了農民的自留地﹐虛報糧食產量的風氣也在全國風行。這一切都為後來的大飢荒埋下了伏筆。
1959年春大飢荒開始蔓延之際﹐18歲的楊繼繩是湖北省的一名鄉村教師。 4月裡的一天﹐他被兒時的夥伴從學校叫回家中﹐因為父親已經餓得不行了。楊繼繩回到家中﹐發現父親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餓得皮包骨﹐而家裡一顆糧食也沒有了。三天後﹐父親與世長辭。
楊繼繩後來考入清華大學﹐畢業後在新華社當了35年記者。現在﹐他是政論歷史刊物---炎黃春秋雜誌的副主編。2008年﹐他在香港出版了近百萬字的作品《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從90年代起﹐楊繼繩花了10餘年的時間﹐跑遍了中央和中國十幾個省的檔案館﹐走訪了大量的當事人﹐積累了近千萬字的資料﹐完成了這樣一部記錄大飢荒的作品。而這個題材即便在那場災難過去半個世紀後﹐在中國大陸也少有人碰觸。
楊繼繩說﹐父親的去世和記者的職責鞭策他完成了這本書。他說﹐大飢荒是1949年以來中國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這樣一場國家﹑民族的重大災難必須要記錄下來﹐ 讓後人不能忘卻這段歷史。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指出﹐1958年底到1962年初全國的氣候屬正常年景﹐而這期間中國各地共餓死了3600萬人﹐其中山東﹑湖南﹑四川﹑安徽﹑甘肅﹑青海等省份情況最為嚴重。
1961年﹐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湖南農村進行了為期44天的攷察後說﹐大飢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要毛澤東公開檢討。 楊繼繩則認為﹐大飢荒其實是“一分天災，九分人禍”。他對美國之音說﹐大飢荒的禍根是集權制度。
“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度集權的制度﹐剝奪了老百姓創造財富﹐增加財富的權利﹐讓老百姓自己通過勞動來尋找食物的權利都沒有了。政治的權力控制着每一個人的大腦﹐控制着每一個人的腸胃。吃甚麼﹑吃多少﹐都是權力控制的。權力不給他就餓死。 ”
楊繼繩認為﹐從大飢荒到現在﹐中國在政治上雖然上寬鬆了很多﹐但基本的政治框架並沒有變。他說﹐從大飢荒中今天的人們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值得警示的教訓。
“中國當年面臨的很多問題﹐社會不公平也跟這個制度有關係﹐ 所以當年的社會危機比較嚴重﹐社會矛盾比較尖銳。要走出危機﹑緩和矛盾﹐也必須從制度上進行改變。”
《墓碑》出版後受到了以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為代表的一些人的口誅筆伐。他們質疑這本書的歷史真實性﹐認為餓死3600萬人的說法毫無根據。一些人甚至指出﹐楊繼繩的父親並不是餓死的﹐而是患病死亡。
楊繼繩說﹐批評他的這些人很多都沒有看過他的書。他說﹐不少年輕人對今天的社會不公感到不滿﹐以為過去比現在好。要是說毛澤東不好﹐他們就不高興。楊繼繩說﹐其實這種想法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
在《墓碑》的前言中﹐楊繼繩寫道﹐寫這樣一本書﹐除了是為父親和3600萬因飢餓而死去的中國人立碑外﹐也是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他對美國之音說﹐在當今中國發展的階段﹐幾年之內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應該很難再發生﹐不過在高度集權政治統治下的中國﹐出現其它災難﹐乃至意想不到的災難卻是難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