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國“兩會”的籌備與召開﹐呼籲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議論再次浮起。一些呼籲者表示﹐改革首先要從選舉開始﹐以解決人大代表的授權問題﹐使人大代表名副其實﹐真正向人民負責。
*民眾反映問題找不到代表*
在今年“兩會”召開之前和進行期間﹐不少民眾找到參加“兩會”報道的媒體記者﹐懇請他們代為向與會代表反映自己的問題。福建省的謝金壽就是其中之一。
他對美國之音說﹕“像我今年是43週歲了，我沒有行使過一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我認為，我們國家的‘兩會’制度是有問題的。我有非常多的話想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去說，但是我找不到。他們在哪裡呢？我找不到他們的電話。甚至他們的人，我都見不到。”
*蔡霞﹕必須改革人大代表產生機製*
究其原因﹐分析家認為﹐主要是權力來源問題。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指出﹐人大代表的權力﹐來源於人民的委託。可是﹐目前中國的選舉制度不完善﹐人大代表侯選人基本由執政黨的各級組織提名﹐然後安排形式上的選舉。她說﹐組織提名不考慮選民的意願﹐選民不認識代表候選人的現象﹐到處可見。因此﹐必須改革人大代表的產生機製。
她認為﹐首先應該改革候選人提名方式。除了執政黨推薦外﹐選民有權聯名推薦候選人﹐也可自我推薦。其次﹐所有候選人都要在選民中公平競爭﹐要建立候選人深入選區了解情況﹑聽取選民意見﹑使選民熟悉侯選人的公平亮相機製。
*章立凡﹕要實現《共同綱領》的普選承諾*
北京歷史學者章立凡說﹐1949年政協通過的建國《共同綱領》，就承諾以普選方式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可是﹐這一條至今沒有實現。
他說﹕“現在60多年過去了，無論從經濟，還是從文化，中國都號稱是一個大國了，但是這一條到現在，還沒有實現。我覺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全世界好像180幾個國家，都已經實現了人民可以直接選舉國家元首或者選舉議會。”
*王佔陽﹕政改難啟在於擔心失去黨的領導*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王佔陽說﹐共產黨國家之所以無法落實普選制﹐是因為歷史上﹐普選制一直跟多黨制捆綁在一起﹐搞普選制就意味着搞多黨制。他認為﹐只要措施得當﹐即便在憲法規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之上﹐也是可以落實普選制的。
王佔陽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說﹐他已經提出，可把70%的人大議席劃為政黨席，也就是﹐屬於中共和民主黨派﹔另外30%可以叫社會席或公民席，由其他人去選。
他說﹕“如果要是這個可以的話，我們就可以推進普選制，不必擔心普選制使共產黨的領導不存在了。我們都知道，這種擔心，事實上，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難以啟動的最深層次的原因，所以不解決這個問題，政治體制改革是很難有所推進的。”
*王佔陽﹕70%政黨席可給當政者定心丸*
王佔陽強調﹐提出這個設想並不是要一步到位從地方到中央全部實行直選。他說﹐改革可能需要30﹑40年時間﹐但是至少現在可以給當政者吃個定心丸。
他說﹕“因為黨內的腐敗問題比較嚴重，民眾的意見比較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完全放開選舉，可能會出現問題。在這種情況下，70%的這個法律規定，就能夠讓黨、政府，讓政界，吃一個定心丸。”
*學者主張人大代表專職化*
王佔陽說﹐人大代表要通過競選產生。政黨的人大代表首先要在黨內競選﹐然後再由選民秘密投票。這樣產生的人大代表跟上級領導遴選出來的有很大區別﹐因為權力來源改變了。
他還主張實行人大代表專職化﹐並強調必須給他們開工資。他說﹐這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項重要主張。王佔陽說﹕“因為這樣才能使工薪階層的人士成為議員，或者叫人大代表。不然，工薪階層離開了原有的工作，來做人大的工作，他又沒有收入，他就沒有辦法把這工作做下去。”
他說﹐現在的人大代表基本上都是業餘的，對他們有太高的要求不切實際。憑什麼人家幹着一份業餘工作，卻非要他達到專業水平。像一些明星，讓他很懂政治，就勉為其難了。
不過﹐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認為﹐關鍵還是選舉﹐否則3000全國人大代表﹐加上各省﹑縣﹑鄉的代表﹐都專職化﹐由納稅人供養﹐但又都不是人民真正選出來的﹐不對當地人民負責﹐專職了不做事﹐要這樣的“專職代表”做什麼﹖
*鄧聿文﹕中共對政治改革應有緊迫感*
30年來﹐中國政府也進行了一些經濟體制以外的改革﹐但不少分析人士認為﹐這些改革基本屬於行政體制的修修補補。去年以來﹐中國總理溫家寶多次呼籲推進政治改革。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認為﹐中共對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有一種緊迫感。
他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文指出﹐困難是具體路徑的選擇。他說﹐從幾個方面入手﹐可能代價最小成效最大。他提出的路徑之一就是“改革人大制度﹐強化人大作用”。